左右两派新的交锋

【按：虽然说，胡锦涛的“6·25”讲话已经基本定调了中共十七大的政治与路线方针，但毕竟还有近三个月的时间。中共党内保守派和改革派近日再度摆开决斗架势，通过媒体呼吁中共高层采纳自己的治国方略，力图影响今年秋天举行的中共十七大。】

左派上书，矛头指向：改革开放政策
中共党内传统左派近日以“17位老部长、老同志”的名义，在传统左派的阵地“毛泽东旗帜”网站上发表给总书记胡锦涛和政治局委员上书，宣称中国现在“民愤告急，党和人民政府严重脱离群众，社会主义岌岌可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这篇上书希望高层在不久将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七中全会上，以黑砖窑等事件为突破口，全面进行反思和总结，并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上，从政治思想路线上、建国方略上作出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决定。

文章将矛头指向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政策，宣称中国的根本问题“就出在20多年以来，我们执行的是一条错误的理论和错误的思想为指导思想的错误路 线”，“不彻底打破这种思想束缚，不纠正私有化的改革方针，不改变让资本家入党的错误原则，只是在二次分配上搞几项福利措施，抓几个贪官，不可能解决根本 问题，一系列祸国殃民的事件必将层出不穷。”

文章呼吁中共“痛下决心，猛然醒悟”，在十七大上用“讲真理、不讲面子的严肃态度，系统地、全面地总结将近30年来改革开放的得失，不管已定路线和方针政策是怎么定的、谁负责的、谁说的，只要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都应该加以彻底否定。”

右派反击，呼吁实践邓小平政改蓝图

改革派也不示弱。几个月前引发“民主社会主义”争论的《炎黄春秋》杂志，最近第7期又推出中共山西省党校教授吴敏的文章《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及其实践》，批评1989年“六四”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不前，搁置了邓小平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长久下去，很可能发生难以克服政治危机。

文章认为，在邓小平看来，政治体制改革要以民主政治体制根本取代权力过分集中的传统政治体制，这是一场矛头直指传统政治体制“总病根”的攻坚战，要把党 政分开放在第一位，通过着重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以改善中共的领导。只有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政治体制改革的其它问题才能比较顺利地得到解决。

文章还指出，反对“以党治国”和“党权高于一切”是邓小平长期坚持的重要思想。在邓小平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里，之所以要将党政分开放在第一位，要紧紧 抓住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以改善党的领导这个主要矛盾，这同他长期坚持的反对“以党治国”和“党权高于一切”的思想密切相关。

文章警告说，长期搁置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一直不对传统政治体制权力过分集中的“总病根”发起进攻，致使其危害愈演愈烈，已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尽快改变10多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的不正常状态，这是新一代中共领导人义不容辞的重大责任。

中共高层，左右均衡

北京政情分析人士认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以一些老干部为核心的传统左派已后继乏人，影响力在逐年下降。与左派的衰落相比，希望中国推进政治改革以克 服腐败等问题的势力在不断增长。而高层出于政治稳定的考虑，将继续在左派和改革派之间维持平衡，即在基本理论上认同左派的理念，在实践上却向改革派靠拢。

左派则批评高层这种理论与实践的不一致是“打左灯，向右转”。而右派为此则强烈呼吁，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勇敢地承担起义不容辞的重要责任——进一步丰富和完善邓小平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坚定不移地将这个蓝图付诸实施，尽快改变十多年来因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而导致了诸多突出社会问题和弊端的不正常状态。

《炎黄春秋》澄清错误思潮？（展开内部批判？）

不过非常有意思的是，在第7期的《炎黄春秋》内，同时刊发了一篇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与杨承训的对话《坚持基本路线必须澄清错误思潮》。文章阐述了要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问题，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必须排除错误思潮对改革的干扰，警惕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改革思潮。
杨、刘二人对话的关键之处在于，针对谢韬2月份的一篇文章的观点——民主社会主义——表示，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依赖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说成是“民主社会主义”，不值一驳。“谢先生讲‘为了避免修正主义之嫌，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句话连同他讲的现在我国‘只能采取打左灯、向右拐’的策略，就把他的真实意思凸显出来了。”“这是非常错误的说法”。
刘国光认为，“以我党权威之尊严，犯不着理会这样一个变更了信仰的共产党员提出来的不像样子的主张。但是可以放手让马克思主义者在主流媒体上对这种企图改变党、国性质的错误思潮，进行彻底的批判，以防它搅乱人们的思想，误导改革的方向。”

早在今年2月份，谢韬的一篇《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就引起了大陆左右两派激烈的交锋，（有关此事件的文章，请参看本刊第21期）。甚至3、4月份期间，大陆思想理论界都召开了多场针对此文的批判大会。随着中共十七大召开的日益临近，各派显示出更趋活跃，力图将己方之声音直达高层，以此来影响中共未来的政治走向。不过从“6·25”讲话来看，民主社会主义的说法是已经被否决的，至于更深层次的变数，只能静观时局的变化。

警防台湾“军事冒险主义”

【按：重庆、成都日前宣布“农地流转”的细则将在8月份出台，这预示着农村土地的改革即将进入实质阶段。而一场席卷全国的集体林权改革，目前正在19个省区相机启动。官方媒体评论改革的“精华”在于产权可以交易。应该看到，在福建“林改小岗村”的样本下，林权改革至为关键之处在于：产权要长期清晰与如何保证初始分配的公正。】

林权改革进行时
此次林权改革目前正在19个省区相继启动，计划在未来的5年内完成。涉及全国1500个县，牵动到57%的森林面积，经济总价值估计在2万亿以上。在此之前，已经在福建、江西和辽宁等地进行了实验。
改革的目标是，将集体山林权属明确到户，颁发山林权证，真正将集体林权转变为林农个人永久性所有，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流转不再由集体安排决定，农民获得真正的林地经营自主权。
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在阐述这场改革的动因和背景是认为，全国18亿耕地基本解决了13亿人的吃粮问题，而43亿亩林地既没有解决13亿人的用材问题，也未解决国土生态的安全问题。他认为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林业改革不到位，体制与机制不顺，阻碍了林业生产力的发展。
他表述此次改革是，对农村特别是山区生产资料的一次再分配，是对农民利益格局的一次再调整，是继家庭联产承包制之后中国农村的第二次革命。整体的改革包括三大块，一是国有林区林权改革，二是林场分类经营改革，三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林改小岗村”——福建永安洪田村
与安徽凤阳的小岗村改革相联系，福建省永安市洪田镇洪田村的林改与之只有一字之差：“分田到户”和“分林到户”。
该村其实早在十多年前就开始了林权的改革，并走过了三次对集体林木的承包过程。而让人始料不及的是，当初担着风险的“分山到户”，如今使其声名鹊起。
第一阶段，1982年，每家每户在自家的房前屋后分“自由山”一人一亩，按当年的承包基数，此后“新生不增，死去不减”。
第二阶段，1984年，村里又实行“分股不分山，分利不分林”的办法，把全村林地“按股承包”，规定没人持股20份，当时村里700人，1400股均分到户，同时成立林业合作社，有专用的帐号、公章，组建社员股东委员会。砍伐林子，形成利润之后，按股平均分红。然后，由于产权不明确，盗砍盗伐等现象严重，从1984年到1998年的15年间，仅于1987年有过惟一一次分红。
1999年，洪田村以自愿联户的形式，将全村的集体林地，按实有的林地面积和木材蓄积量承包到户，所有联户成员均与村委会签订承包合同。至此，中国农村的“分林到户”开始起源。

林权改革的福建样本
2003年4月，福建省在全省范围内推行集体林权制度的改革。向承包林地的村民办法“林权证”，村民承包的林地就受国家认可与法律保护，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分林到户”。而永安市也成为福建省第一个完成明晰产权和林权证发放的林区县市。这一步是确权到户，通过林地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吧林地的经营权落实到户，明确了产权，确立了经营主体。
随后，永安市成立了林地林木资产评估中心，为林农评估林权证的“实有价值”，并可继承、转让、流通和拍卖，真正成了“独立的物权”。又设立了全国首家林业要素市场，构建林权登记流转的服务平台。设有信息发布、交易实施、中介服务等机构，同时还在各个乡镇设立分中心。林地以及活立木可以作为一种资产开始进行流转。
在要素市场上，以林权证还可以获取抵押贷款。至此，昔日山上的“绿色银行”不再是虚置的、30年砍了林木才开一次的“概念银行”，而是每天都对林农开门、随时可以实现取兑。

林权改革的关键之一：产权明晰
业内人士认为，福建林权改革的精华之处在于——林权实现交易。改革之后，林权作为一种物权，是具体的、实在的，而不是抽象的，它能够像其他商品一样进行流转、抵押、山上的林木和林地本身应有的价值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林权证的价值才能真正得到体现。另一方面，通过林权交易流转、抵押，使广大林业生产经营者无需经过采伐就可以把山上活的林木变成活的资金，实现了从资源经营到资本运营的转变。
其核心的理念就是：从资源变成资产，使资产变成资本。
反观以前的一些历史时期和某些地区，出现农民“懒于种树，勇于砍树”，“不承包个体偷砍，承包群体明砍”的诸多“不正常”现象。而福建样本的现实意义就是，要求林区产权的安排在长期中必须是清晰的。因为农民承包的对象是山林，正所谓“十年树木”，有的树木甚至要几十年成材，说明木材投资回报的周期相对比较长，这种周期长的特点就要求改革政策必须是长期可信的。而只有政策的长期可信，才能有效的激励承包者在积极种植、合理砍伐下承包。也只有如此，才能促使林权改革的真正完成。

林权改革的关键之二：初始分配如何公正
改革的核心在于产权可以交易。金融资本开始进入林地。但改革的未来还是取决于交易之前的核心问题——初始分配的公平。
目前中国集体林权改革的形式，实际上主要有“均分到户”和“拍卖到户”两种。林权改革的一个基本设计要求是，把本村的集体林权，在本村之内进行公开拍卖，让所有村民都有机会参与招投标。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很多来自非农身份者，通过各种方式“购买”了大片林权。事实上，即便是公开竞标，也因普通老百姓缺少资金，在招投标时，根本没有相应的经济实力与外部竞争者相抗衡。而后者很容易通过提高价码获得林权，然后转手倒卖，牟取丰厚利润。
其他还有一些问题，包括如山林权属的争议问题，而这样的争议纠纷，在全国均存在。而另外的一些地方还存在“林权转债权”的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有的村还不了贷款，即以林权抵押偿还。还有山区百姓的生活烧柴也将在林改后失去了基本来源。而这些问题与矛盾的存在，均将关系到整个林权改革。
困难是存在事实，但改革亦不可就此停止不前，诸多的问题都要求改革者理性面对，真正谋求一个解决13人用材问题、国土生态安全问题、最重要的是山区老百姓的脱贫致富的大问题之完善、理性、公正、成功的林权改革。

警防台湾“军事冒险主义”

【按：对于大陆来说，2007年至2008年的未来一段时期，是两岸关系充满“不确定的”因素的“高危期”。面临中共十七大和2008北京奥运会的届时举行，北京方面正密切关注台湾方面的任何“挑衅动作”。而近期台湾方面军事冒险主义的抬头，更是北京方面对台湾最警惕的一个敏感点。】

鼓动学习偷袭珍珠港思维
作为陈水扁一力提携起来的新科“国防部长”，台“国防部长”李天羽7月13日在一次对内致辞时，突然要求台军学习日本当年偷袭珍珠港的作战思维，此论经媒体报道后遭到广泛批评。
李天羽的突兀表现，难免让人联想到近年来岛内频频抬头的军事冒险主义。而美方随后的反应似乎也印证了这点：经 多方努力方见天日的F－16战机采购案，近日却在美国务院的“关切”下突然叫停。据美方消息透露，美国政府将采取步骤要求台方放弃包括“雄风二E”在内的 几种攻势导弹，原因是对扁“政府”的激进谈话和立场“很不放心”。最近几日，围绕台军的各种新闻在岛内接踵而至，引发各界关注，专家认为，这是民进党执政后期的“军事冒险主义”的抬头。
李天羽却训令台军“志存高远”，“效法”偷袭珍珠港这种冒险攻击的激进思维，在耸人听闻的言论背后，到底有着怎样 的动机呢？曾任台军中将的国民党“立委”帅化民率先质疑，称这根本是胡闹，一个“国防部长”怎会提这种案例要求幕僚学习，“难道是要参谋以偷袭珍珠港为 例，研拟偷袭上海计划吗？”

阿扁治下的“胡闹”史
事实上，对于李天羽此次的奇谈怪论，美方和台媒并非过分敏感，因为自陈水扁上台以来，台军已多次表现出这种极具挑衅性与攻击性的军事冒险思维，其中不乏惊世骇俗之作：
2000年6月，陈水扁在高雄参加台陆军军官学校76周年典礼时，提出将“精准纵深打击、提升早期预警、争取资讯优势”及“决战境外”等观念，作为未来建军备战的方向，首次向外界宣示了“决战境外”的进攻性战略构想。
2001年8月，台“国防部”通过“中程施政计划”，首次提出放弃防御性的滩岸对决、以“瘫痪战”代替“消耗战”的构想，强调未来四年要建构瘫痪大陆对台发动战争的能力，也就是说台军要对大陆实施“先制攻击”战略。
2002年7月，台湾新版“国防白皮书”将原有的“防御固守、有效吓阻”正式调整为“拒敌于境外”的攻势作战战略，随后台媒报道称，台军已用电脑模拟演练了以“新型巡航导弹”辅助F－16战斗机群远程攻击三峡大坝的战法。
2003年10月，台媒曝光了台“国防部”制订的“毒蝎作战计划”，该计划直指大陆五类目标。作为台军冒险主义的 “经典范例”，“毒蝎计划”充分体现了陈水扁的赌博心态。
2004年12月，台湾新版“国防报告书”中首度将对大陆的军事攻势定义为“战术性反制攻击”，时机是在“敌发动犯台初始，以求制敌机先”，随后台军秘密研发多年的“机场遥攻武器”首度曝光，这个代号为“万剑计划”的武器进攻意味十足。
2005年，台军频繁进行了50场军演，制造两岸紧张气氛，并在演习中借鉴美军“先发制人”战略，采用“主动进攻”和“先行反扑”战术。
2006年10月，台媒报道称，台湾“国防部”正在建立有史以来第一支“战略部队”，将在“某一接近中国大陆的外岛”增建飞弹阵地设置，按年度逐次增添部署“战略武器”，作为直接攻击香港、上海、北京等大陆目标的发射台。
2007年2月，台军向美方提出采购空中加油机、增购电子战机等要求，准备筹建一支“战略空军”，企图将大陆整个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置于台湾空军威胁之下，并叫嚣要让攻击三峡大坝的台军“活着回来”。

军事冒险为“台独”撑腰

台湾问题专家、国防大学副教授李莉对此分析说，随着两岸形势的演变，台军的战略思想一直在不 断调整，特别是进入民进党执政时期后，这种调整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向：在陈水扁的主导下，台军调整了延续多年的“固守防御”战略，首次提出将“决战境外”作 为建军备战的方向，并叫嚣对大陆展开“先制攻击”，以“瘫痪战”代替“消耗战”。而在2002年的台湾“国防报告白皮书”中，台军正式将“拒敌于境外”的 攻势作战确定为新的军事战略，即在军事上以“先发制人”、“先制攻击”来确保防卫作战的实施，“近期攻击目标是（大陆）东南沿海的一些城市和军事基地”， “远期攻击目标是大陆内陆深处的大城市和重要的经济和军事设施”，整个军事战略思想开始趋向攻击性、冒险性和挑衅性。

李莉认为，台当局冒天下之大不韪、花大代价进行军事冒险，根本动机在于政治层面的考虑：执政进入“倒 计时”的陈水扁，为了实现一些特殊的政治目的，曾多次叫嚣要利用最后的时间制造某些“突破”，为此他不断操弄“新宪公投”、“正名”、“入联公投”等政治 议题，以各种“台独”行径挑动两岸关系，而支撑这些“台独”冒险行动的，就是台军近年来着力打造的攻击性军事力量。

李莉表示，从客观的角度评价，以台军目前的军事研发、制造能力，那些具备远程攻击能力的武器离投入作战 还有很大距离，很难对大陆产生真正的威胁或所谓的“吓阻”作用。台当局之所以要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的攻击力量，甚至主动曝光、炒作某些军事秘密（如台美军 事热线），就是为了虚张声势制造一种貌似强大的军事支撑，为自己的“台独”赌博壮胆，并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对大陆和美国施压，换取某些政治筹码。也就是说， 在台当局军事冒险主义抬头的背后，隐藏的是“台独”势力明显的政治投机和政治赌博。

北京将定调：入联公投过关违反《反分裂法》

从某方面来说，由于美方纵容和支持，台军的远程攻击能力得到不断发展，岛内“台独”势力的军事冒险思潮才敢于频频抬头。

《中国时报》近日报道说，大陆近来对陈水扁推动以台湾名义加入世卫组织与联合国全面加以反制后，更强烈关注台湾计划在明年3月大选时举办入联公投案的动向。大陆涉台决策幕僚、社科院台研所长余克礼日前透露，台湾推动的以台湾名义申请加入联合国公投案如果过关，大陆将视为违反《反分裂国家法》加以反制。分析称，北京近期将动用各种政治外交手段，包括透过美日、欧盟等国际势力对台施压，遏阻台湾在明年举办入联公投案。

陈水扁政府推动“第二共和宪法”，及“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的公投”，是北京目前对台湾局势最忧心的议题。在这些状况下，大陆《反分裂法》第八条的适用“也被明确提及”。如果美国对“第二共和宪法”的反应程度过软，或美国只是意思意思反对，纵容了台独的军事冒险主义的话，则可能导致两岸危机。

各方力挺中央——“6·25”讲话之后

【按：6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央党校向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高级官员发表了讲话，外界普遍的解读均为中共十七大召开之前的政治路线问题已经大致解决。随着地方党委换届以及各大军区高级军官的人事调整亦逐步收官，中共高层的人事布局也将基本完成。胡锦涛的讲话，具有统一思想、指出方向的意义，而各级官员的学习心得亦可解读为明确的表态。】

军方表态：听党的指挥
最新一期的《求是》刊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曹刚川的文章说，敌对势力把解放军作为西化、分化的重点，竭力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妄图使解放军脱离党的领导。文章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
联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目前已完成各大军区高级人事布局，有观察家指出，曹刚川的文章一方面显然解放军完全肯定胡锦涛的领导地位，同时也意味着中共十七大前军队地方人事安排顺利完成。距离十七大还有三个月的时间，文官出身的胡锦涛一段时间来多次重申党指挥枪的原则，在涉及高层人事布局的中共十七大今年秋季召开之前，党指挥枪这一原则更是绝对不能动摇，否则构建和谐社会便是空谈。
曹刚川指出，新目前形势下，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面临许多新的情况和考验。敌对势力把解放军作为西化、分化的重点，竭力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 队国家化”，妄图使解放军脱离党的领导。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充分认清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极端重要性，进一步强化军魂意 识，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指挥。

《人民日报》连续八篇社论，阐述“6·25”讲话精神
6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进一步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文章强调，在前进的道路上，无论遇到什么复杂局面，无论遇到什么风险考验，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同一天，新华网的头条也发表文章说，各省市广大党员官员表示，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前一天，《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文章要求，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6月25日在中央党校发表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党和国家未来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 题，为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奠定了重要的政治、思想和理论基础。中共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官员，务必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胡锦涛同志重要讲 话精神上来。
随后6月29日，又刊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30日，继续刊发《四个坚定不移对党和国家至关重要》。文章提出，做到“四个坚定不移”，对保持中共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大局至关重要。可以看到，6月28日，29日，30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连发三篇评论员文章，分别以进一步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四 个坚定不移”对党和国家发展大局至关重要。从不同角度对中共又一次理论创新的成果做出总结，30日的文章深刻强调：“四个坚定不移”，指明了当代中国发展 前进的思想保证、强大动力、基本要求和奋斗目标，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所在，是保持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根本所在。
随后，人民日报连续接着刊发了《自觉坚定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发展》。7月4日发表第七篇《关键是要抓好党的自身建设》的关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讲话的评论员文章，指出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是一个重大现实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共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因此，关键在于抓好中共的自身建设。7月5日，再刊发《始终做到思想清醒政治坚定作风务实》的评论员文章。

权威媒体、各省区争相发文力挺
中央党校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解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章指出，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
党刊《求是》杂志16日发表评论员文章《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胡锦涛总书记6月25日在中央党校发表的重要讲话》力挺胡锦涛，强调要继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和探索，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文章强调必须科学地分析中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从而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光明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解放军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中央党校副校长王伟光撰文《应从五个高度正确认识科学发展观》，文章指出要分别从政治高度、全局高度、意识形态高度、改革的高度、战略的高度来认识科学发展观。
《北京日报》文章：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河南日报》表示：解放思想：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福建日报》发文：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刊发福建省社科理论界学习胡锦涛总书记“6·25”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发言摘要。

吴官正表示：学习贯彻胡锦涛重要讲话精神，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１６日出席省部级领导干部纪检监察专题研讨班开班式并讲话。他指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重要讲话的要求，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

中共的十七大召开还有三个月，从整体来看，大局基本已定。中共的政治思想已经统一，各级官员在经过了换届的调整以后，向中央的凝聚力看来是更加强化稳固的。套用官方的表述是，如今全国人民都在翘首期盼着中共“十七大”的召开。当然，期待的也是一个更加公平、正义、民主、开放的政府。

互联网政治：政府信息应公开透明化

【按：政府信息不公开不透明——这是中国各级政府屡遭外界批评与诟病之所在。中国政府尤其对于互联网的威力既爱又惧，它一方面关系到中央政府打击地方官员贪污、加强良政善治的努力；另一方面却也涉及社会反对力量和异议团体串联抗争的效应。经历了多起突发事件，北京似乎已在认真思考对待互联网的正确态度。而官方近期明确表示，地方政府想“捂住”负面新闻是天真的愿望。】

互联网“公民新闻”的威力
无论是山西“黑砖窑”、贵州两个教师胁迫13岁至17岁女生“出卖处女”、甚至早前重庆发生的“史上最牛钉子户”，都是最先在互联网上流传，随后被主流媒体关注报道，最终才引起当局的重视。前段时间厦门市民通过互联网串联组织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抗争市政府在住宅区附近兴建PX化工厂，一度也引发互联网上的一片声讨，引起了当局对互联网威力的关注。更早在2003年爆发的“沙斯”（非典）瘟疫，让中国政府陷入近年最大的公关危机。北京卫生官员企图掩盖真相，结果贻误抗击沙斯的先机，最终造成社会恐慌。而当时，民间的消息已经是无法控制的蔓延。

《人民日报》7月12日报道，中央纪委监察部和15个省级纪检监察机关相继开通举报网站。很多地（市）级、县级纪委也建立和开通了网上举报，一些地方还开通了手机短信举报。香港报纸评论说，网上举报方便快捷，且比投书隐秘，更加方便举报揭发，举报者不怕打击报复；举报内容可以直接“通天”，各级领导直至胡温都可以亲阅，谁也扣压不了。

配合北京检查地方政府的奢华浪费，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和《天涯杂谈》日前也联手展开“征集各地豪华楼堂馆所图片”的活动，鼓励各地网友曝光当地豪华政府楼堂，短短一周内，帖子的点击率超过了7万次，各地网友纷纷提供当地政府部门的豪华楼所照片。民众和媒体通过互联网发挥监督效能，让地方官员无法再凭借体制惯性的黑箱作业一手遮天。

“捂住”负面新闻是天真的愿望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王国庆在日前播出的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室》中受访时直言，中国一些地方官相信，地方上发生的“不好的事情”，90%能“捂住”，只有10%问题会“倒霉地”被披露出去。

然而，从国务院新闻部门的宏观角度看，那种年代已过去。王国庆说：“在信息传播还受到比较大局限的时候，是这种情况。现在越来越难了。互联网传递信息，那 是以秒计算的，上面可以图文并茂、声音、传活动画面都没有问题。另外还有手机、短信，可以打电话，手机上面可以传照片，还可以传画面。”

“（现在）你还想捂住对自己有好处，应该是比较天真的一种愿望了。”

当年一场“沙斯”的深刻教训，促成中国新闻发布制度的全面建立。 过去国新办邀请各部委负责官员出席新闻发布会，有时需动用“求”的方式，2003年以后情况逐渐转变，一些部委还主动要求召开新闻发布会。2005年，国新办主办了68场新闻发布会，而2003年只有41场。2006年底，国新办进一步宣布，公安部、卫生部等九个国务院部委也将定期举行新闻发布会，从中央到地方100多个部门和政府都设立了新闻发言人，开通媒体询问电话。

目前，当局正把重点转移到新闻发言人以外，让其他官员都学习面对媒体，至今已为全国两万多名村级和市级官员，举行了相关研讨和培训。

仍有人以“阴谋论”看负面新闻

随着今年1月外国记者在中国跨地采访限制的取消，外国记者在各地活动无需再向政府申请。这道大门一开，当中国发生社会新闻、公共卫生事件，甚至民众示威，外国记者都名正言顺直入现场，直接采访当地民众。最近太湖水污染、山西黑砖窑事件，便是两个例子。

但外国记者也发现采访仍未完全“自由”。在遇到突发事件时，有地方官试图阻挠或劝退外国记者，或者警告群众不得接受外国媒体采访。
中央部门推动信息公开透明用心良苦，但各部门与地方政府出于各自利益考虑，对于媒体开放的态度并不一致。近期国际媒体上闹得沸沸扬扬的中国食品安全问题，一些社会民众甚至官员仍以传统的敌我思维，用“阴谋论”的角度看待国际上连篇累牍的中国负面新闻。这是一派冷战思维的结果，与当前的国际社会发展是相违背的。

互联网——“双面剑”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对中共而言，联合民间力量贯彻反腐败自然是当局乐见其成的事情；但是体制外势力利用互联网的力量冲击体制的落后面，冲刷统治根基，却也是让中共头疼的问题。

其实中共近来在观念上已经发生变化，面对日益多元化的社会，当局也明白旧有的管控方式已经无法适应现代化需求。有异议人士私下承认，当局对于在互联网讨论民主、人权议题，只要不涉及具体政治事件或人物，观念性的讨论一般都不会引起官方的干涉。而到大陆一些网站浏览，也能发现对于民主、人权的讨论都相当成熟和深刻，很难让人与专制集权联想到一起。

或许一些自由派人士对政治开放的牛步感到不耐，而政府在全局性的考量下也不敢轻易改变渐进改革的做法，官方和民间在社会总体方向上其实不无交集的地方。互联网这把双刃剑最终还是一件无关善恶的工具，如果体制的落后面大于健康面，挥舞起来当然要伤及自身；掌握在体制健康者手中，断然可以斩妖除魔。

地方党校“六大歪风”

【按：当前，一些干部把进党校学习视为个人升迁的一种途径，陷入庸俗交往之中，使本来应该充满学习、研讨、探索气氛的地方，成为一个“公关”、“社交”以至行贿受贿的场所。最新一期的《人民论坛》刊文剖析了某些地方党校校风不正的“六大歪风”现象。而就在年初，胡锦涛曾在讲话中提出了要加强作风建设的“八大”良好风气。 】

六大歪风
文章指出，一些地方党校校风不正的具体表现有六个方面：
一、笑纳下属“慰问”，沈湎于觥筹交错。文章说，一些领导干部进地方党校学习，一些部门和单位，借机开展“公关式慰问”。对下属单位的吃请和 礼金，这些干部很少推辞。据悉，一些带“长”字型大小的领导干部在党校培训的两三个月内，来慰问的部门和单位达二三十个，光礼品就堆满整个宿舍。
二、相互吃请，“礼尚往来”。文章说，在地方党校学员间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就是学员间相互吃请。为了使每个学员都有请吃的机会，有的培训班一开学，就由组长将本组的宴请安排好，“有序”进行，一个不漏。
三、跑门子，拉关系，功夫用在了校外。文章说，一些干部学员把在地方党校学习作为接近领导、联络感情的机会，请领导吃饭，或带着本地土特产直接到领导家里“汇报工作”，公开或隐晦地伸手要官、要待遇；有的通过亲朋好友、老同学、老领导等关系，为个人升迁说请。
四、车来车往，他来你送；进出自由，胡作非为。文章说，脱产学习的党政干部学员应吃住在党校，进行封闭式管理。但有些干部学员总感到单位和家里都离不开他，但又不能不来参加学习，于是上午来听课，下午赶回去，车来车往，川流不息。
五、学校大楼越盖越高大，装饰越来越豪华。文章指出，一些地方改造和重建党校、干校等出现浮华奢糜之风。有的地方党校把学员楼建成了大宾馆，号称“三星级”，违背党校办学的宗旨。
六、体会文章难动笔，他人捉刀来帮忙。文章称，一些领导干部在党员培训期间没有把心思用在学习上，等到写体会文章时自然无从下笔，有的让秘书代笔。

胡锦涛对党员干部的作风建设要求——必须在“做”上下功夫
胡锦涛今年初在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发表的讲话，党刊曾认为是新时期全面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对于广大领导干部来说，要实现作风的进一步转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力保障，必须继续在“做”上下功夫。
为什么呢？作风建设是一种实践活动。作风好还是不好，不是靠说来体现，而要靠做来证明。人民群众正是通过广大党员干部的实际行动，才感受和认识到我们党的作风的。因此，讲作风建设，不能仅仅停留在“说”上，而一定要落实到“做”上。
作风建设是全党的任务，首先要求领导干部带头。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为了整顿党风，搞好民风先要从我们高级干部整起。”这是因为，“高级干部能不能以身 作则，影响是很大的。现在，不正之风很突出，要先从领导干部纠正起。群众的眼睛都在盯着他们，他们改了，下面就好办。”事实正是如此。近年来，党中央的一 些重大决策部署之所以在有的地方得不到有效贯彻落实，就作风方面的原因来看，主要问题不在于普通党员和群众，而在于领导干部。
在我国，历来有“上行下 效”、“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说法。领导干部是一般干部的榜样，上级是下级的榜样，党员干部是群众的榜样。如果上级领导干部作风好，那么就会潜移默化地 带动下属形成好的作风，无形中约束下级不敢恣意妄为。否则，“己不正，焉能正人”？可见，胡锦涛同志突出强调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抓住了问题的要害。
胡锦涛在讲话中大力倡导勤奋好学、学以致用，心系群众、服务人民，真抓实干、务求实效，艰苦奋斗、勤俭节约，顾全大局、令行禁止，发扬民主、团结共事，秉公用权、廉洁从政，公道正派、情趣健康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

3月17日，在共青团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新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春华在共青团“烧了一把火”。他痛斥部分团官员心态浮躁、忙于应酬、夸夸其谈，行为张扬等作风，要求团官员低调做人，少说多干。有意思的是，他也罗列了部分团官员六个方面的不良作风。其措辞之严厉，在共青团领导的讲话中，颇为罕见。由此看来，中共队伍的作风问题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存在，而加强队伍的作风建设，也会是持续不断的一个长期任务。

第三次思想解放大潮？

——解读“6·25”讲话

【按：胡锦涛“6·25”讲话，以“解放思想”为“四个坚定不移”之首，并称之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 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由此可见“解放思想”的意义格外重大。然而外界分析认为，此番“解放思想”并非空洞口号，而是确有所指的。从中国改革开放近 30年来的历史看，这是否预示着第三次思想解放大潮的到来！？】

新的思想解放历史契机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以来，这将近三十年的历史发展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部思想解放的历史来解读，这个国家的发展取得了哪些空前伟大的成就？思想解放为这些成就创造了怎样的先决条件？
改革开放初期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解决的是对领袖的个人崇拜问题，树立了实践标准的权威。当时推倒了“两个凡是”，统一了思想路线，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 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根本方针政策。九十年代初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实际上解决的是对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传统观念的看法，树立生产力的标准的权威，破除一个凡事， 即凡事要问一问姓社姓资，以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一切是非的根本标准，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
从这三十年来的中共发展历史可以看出，一些重大思想理论和战略决策的提出，几乎都与思想解放的大潮相伴随，是思想解放大潮的产物。 比如在上个世纪80年代，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思想解放大潮，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实现 了中共的思想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上个世纪90年代，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发表引发的思想解放大潮，为中共在十四大选择并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了重 要政治准备和奠定了科学理论基础。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曾这样说。在此后29年的中国改革历程中，解放思想的基本方针并没有变。但中共的改革也有过反复，有过 徘徊和犹疑。改革的每一步大的腾跃都需要新的巨大思想动力。当此之时，再度高扬解放思想的旗帜，往往成为寻求改革突破的重要手段。以上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解放思想必须实事求是
解放思想，必须实事求是的看到，当前最大的现实就是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近年 来，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繁荣成就巨大，越来越得到国际认可；另一方面，中国自身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推进过程中，面临大量挑战。在复 杂的形势下，中共一些党员的认识出现了混乱，甚至陷入某种“民粹”情结，以不切实际的分析吊高“胃口”，很容易引致偏差。
30 年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许多指标的持续、平稳、快速的发展，与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息息相关。但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会带 来许多新的矛盾。怎样解决这些矛盾，是摆在中共面前的一道难题。如果继续沿用旧的管理方法，则将会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相背离的。只有采用民主 的、法治的、协调的方法，直面实际存在的诸多问题，不回避、不隐瞒、不推诿，采取针对各种实际情况的具体方法来加强社会管理，才符合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要求。
邓小平就为此指出，“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9页）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是统一的。“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4页）

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文章说，中国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6·25”讲话中，他承认公众越来越要求政治发言权。他表示，改革国家政治体系的工作应该 配合这些愿望。胡锦涛没有确切说明事情应该怎样改变。但在最近几个月，他一直包容一场关于国家政治选项的、不同寻常的公开辩论（注）。胡锦涛在为五年一度 的重要党代会作准备，他似乎对思想开放了些。
其实，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早就已经指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
胡锦涛的“6·25”讲话中就以相当篇幅专门论述政治体制改革，提出“要继续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推进决策科 学化、民主化，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发展基层民主，保证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弘扬法治精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等具体主张，可视为近期政治体制改革部署的重要设想。而只要四个 “坚定不移”落到实处，未来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全方位联动的壮观局面才是可以期待的。

2007 年，中共的十七大将在秋天召开；这是一个回顾总结之年，也是期待展望之年。中国改革的列车隆隆向前，已成不可阻挡之势；如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再度提 出“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期冀以此引领改革开放、科学发展之全局。2007年将是值得拭目以待的，历史或许会记下浓重的一笔。

审计风暴

【按：7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工作会议，勒令整顿和改正去年中央部门审计查出的问题。审计问题“大户”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农业部、民航总局等部委在会上各自作了检讨。那么，审计风暴刮了四年，为何一直均未奏效？中央预算屡被侵占，又说明了些什么问题？审计出来的大量问题又将要如何处理解决呢？】

2007年再掀“审计风暴”
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6月27日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上，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2006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时披露，今年审计56个中央部门及其所属单位，共发现问题资金468.8亿 元。其中中央部门本级存在问题资金348.53亿元；中央部门所属单位存在问题资金120.27亿元。此报告为本届政府公布的最后审计报告，还直接点名通 报财政部、发改委、教育部、海关总署、环保总局等24个部委。李金华说，2005年度审计发现的106起重大违法犯罪案件线索移送司法机关和纪检监察部门查处后，有94人被逮捕、起诉或判刑，177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自本届政府2003年刮起审计风暴以来，历年审计报告都备受海内外关注。今年是本届中央政府5年执政期最后一年，审计署公佈的审计报告也被认为 是本届政府最后一个年度审计报告。此间观察人士指出，此次报告与05年审计报告相比，更为严厉、直接地揭露中央部门存在资金管理问题，通报部委数量更多、 审计范围更广。

7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工作会议，勒令整顿和改正去年中央部门审计查出的问题，强调审计出违规资金该还要还，该究要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农业部、民航总局、三峡办等就本部门及所属单位存在的问题和整改情况作了检查和汇报。

中央预算被侵犯是个政治问题

中央预算直接决定国家对经济、社会等事务的安排，所以中央机关一级呈现出的乱象丛生，尤其令人愤懑；中央部委及其下属部门被查出违规资金480多亿元，数字庞大，令人头晕目眩。说到底，在纳税人的心血被随意拨弄、大肆践踏的背后， 隐含的不是钱财如何被恰当利用的金融问题，而是国家在中央财政的基础上被亵渎、受侵害的政治问题。轻率且傲慢对待中央预算的情况是如此大面积存在，已造成 中央预算的功能被一次次扭曲变形，国家的权威因为各种暗度陈仓般的谋划，被挟持并服从于部门权益。

对照近年的审计报告可以看出，对中央预算的侵犯规模大有扩张趋势。谁都知道，在巨量的中央预算被大规模侵吞的态势下，贪腐是必然的结果。审计署的报告以尴尬的形式，既承认了国家的存在又证明它遭受了侮辱。从众多部委的所作所为去观察，国家的名誉不再被当作最珍贵的财产受到捍卫，公民眼看这 一切的发生却无能为力。他们的疑问是，在中央政府中广泛存在的那一切，让他们如何说服自己为国家辩护？既然国家自辩已是如此缺乏说服力，公民又该怎样累积 起正常的国家形象，以及维系自己对于国家的信仰？　

审计报告背后隐藏着的，是恣意践踏这一切的国家与人民的公敌！究竟是谁掌握着中央财政预算的流向，又究竟是些什么人控制着国家？国家没有提供答案，却制造了谜题：以国家财政的名义作依托，国家权力被委派下去，但良好的政治标准并未因此确立。

风暴不能孤立存在，必须得以延续拓展

自2003年以来，审计风暴一直是公众的关注热点所在。公众之所以如此关注审计风暴，说白了是期待审计风暴能带来“问责风暴” 和“廉政风暴”，期盼审计风暴过后违法违规现象能越来越少，乃至有一 天根本无问题可审。如果审来审去，问题不但一点得不到解决，甚至还愈发严重——四川省2005年度各被审计部门违规率高达100%，那么，审计风暴就 只是一个只打雷不下雨的“空风暴”。如上所述，公众对审计风暴的逐渐淡漠，是从“审美疲劳”到“审丑疲劳”的失望，亦是公众对国家公器信仰的坍塌。

审计，应该只是一个起点而不是终点，最终目的是要将查出的问题尽快及时的解决和纠正，惩前毖后。这才是审计的最终目的。李金华审计长也曾经一再强调他并不希望再掀起风暴。事实说明，如果审计结果不能切实的追究问责下去，反而会造成一种“审计逆效应”——“审计风暴”刮的很猛，但违法违规者在“审计风暴”中受到的损伤很小，某种意义上这几乎就是在撺掇大家一起来违规，进而在法不责众的心理暗示下间接形成可怕的腐败同盟——来年加入违法违规者的队伍会更庞大，违法违规问题也会更严重。这就是所谓的“审计逆效应”。

审计点名制须与审计问责制对接

“审计点名制”社会影响力大，媒体跟进迅速也快，能够在短时间内形成合力，有助于违规问题的整改，甚至从长远来看有助于审计体制的变革，这都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众所周知，中国审计实行的是行政模式，审计机关受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审计机关双重领导，其本身行政执法权有限，主要职责在于发现问题，也就是“打雷”，而解决和处理问题之类的“下雨”，则需要诉诸于司法监督或是相关的行政监督、权力机关的监督。

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一种审计工作对事不对人的思维定式和习惯，检查处理以经济处罚为主，且多针对单位而非针对个人，这成了查处“问题”资金的一大瓶颈。对事不对人的直接恶果就是，变相把该负有责任的领导免除了责任，该受到处罚的领导而免予处罚。而经济处罚也只是财政资金左口袋子进右口袋子，因此单纯罚款的手段难以发挥制约作用。也就是说，每年在审计中，被查处的多为小官员，而真正签字同意财政收支项目的高官，却毫发未损。

因此，要想提高“审计风暴”和“审计点名制”的威慑力，首要的是审计点名制要与审计问责制对接才有效，在查处上对存在“问题”资金的部门，除了罚款之外， 更重要的要追究部门领导及上一级领导的责任，把经济运作完全置于人民监督的阳光之下，始终摊在审计工作的阳光之下，才能遏制年年审计，年年“问题”资金不 减这一顽症。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6月27日会议上提出的“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必须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要求和审计署依法下达的审计决定，切实做好整改工作，幷对相关 责任人作出严肃处理”之要求，相信“有关部门和单位”是不敢轻视的。可以预见，在不久以后，肯定会有人为“审计问题”付出代价。

五教授上书：新农村建设危机

【按：中国农业大学叶敬忠等五位教授日前上书北京，汇报他们发现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这五位教授指出，由于农民工无法参与政策制定及实施，中国新农村建设成败难料，而新农村的建设又直接决定了中国未来。】

中国农业大学五位教授调研发现，新农村建设战略实施一年以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得到显著改善，但部分地区在建设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果能让农民参与具体的政策制定和实施，将能有效地化解这些发展中的问题。

一年前，新农村建设战略正式开始实施，但在一个拥有世界22%的人口、耕地面积不足世界10%的国度，迅速改善农民生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中央政府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投入巨额资金——2006年支持“三农”的资金达到3397亿元，2007年又增加了520亿元，达到3917亿元。但是，叶敬忠等五位教授通过调研认为，农民成了这场盛宴的被动接受者。

另类新农村建设

2006年初，国家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20字方针定为新农村建设的目标。2006年5月至6月，叶敬忠带领中国农业大学的学生在分别位于中国东部、西部、南部、北部的四个省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新农村调查。

他们调查统计发现，从2006年至今，各地新农村建设最主要的活动就是基础设施建设——盖房、修路，有些地区也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但“绝大 多数村庄的新农村建设处于筹备和搁置状态，缺少实际的举措”。以试点村为例，调研组发现，一个县试图将扶贫村列为试点村，结果，项目报到省里，硬是通不 过。

原来很多试点村主要选择经济条件好、有优秀的领导班子和扎实的群众基础、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的村落。其中，某县的试点村选择的是移民 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作为移民村本来就要投入资金建设房屋，“移民有上级拨款，一并解决了”。这些试点村的财政拨款有的甚至达到500万元之巨。结果， 移民村、文明村、旅游村、生态村便成了这一轮新农村建设的试点村。

一位国家级贫困县的官员向调查组介绍，如果新农村建设是一项工作，他们做的一切都是新农村建设，如果把新农村当成一个目标，他们离这个目标太远了。显然，对于全国超过6000亿元负债的基层财政来说，新农村建设的蓝图异常遥远。

体制不顺影响农民收益

最近，“三农”问题专家曹锦清在淮北、甘肃考察期间发现，在西部地区，乡镇一级已经开始无法运转，在新农村建设中，这一级政府无法起到主导作用。而农村中，青壮年男性大量流出，留下老人、妇女、儿童。

调研组在甘肃调研过程中发现，农民对新农村建设大多表示“知道一点”、“听说过”，甚至有高达20.8%的农民根本没听说过新农村建设。

根据调研，虽然有近47%的村民关注的是生产发展，但是，长期研究农村问题的贺雪峰认为，现在农业的产值越来越低。这已经不同于1978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时，当时农民的劳动付出和收入是成正比的。

尽管如此，66.5%的村民认为，缺少资金投入是首先需要解决的困难，其次是缺少技术、灌溉水利等农田基础设施差、劳动力不足、销售困难。对 此，中央政府也果断地逐年加大支持“三农”的支出——2003年为2144亿元；2004年为2626亿元；2005年为2975亿元；2006年为 3397亿元；2007年为3917亿。

但是，这样一条递增的曲线中，农民最终获益甚少。他们面对的是强势的政府部门。有学者形容这是“财政支农两千亿，农民受益毛毛雨”。

农民需要组织

叶敬忠表示，此次调研中他从没有这么悲观、又从没有这么欣慰过。“我的一个强烈感觉是村民对中央的政策充满信心。”

调研数据显示，三成农民认为新农村建设五年内可以完成，半数的农民认为十年内可以完成，八成农民认为新农村建设可以在二十年以内完成，很少一部分农民认为新农村建设需要二十至五十年，甚至五十年以上。

这种对新农村完成时间的乐观预期甚至让叶敬忠都有几分惊讶。他们的调研组发现，绝大多数农民理解的新农村都是以建房子为主。之所以这样，是因为 他们从电视屏幕上看到的新农村基本都是一排排整齐的新房，地方组织各村干部到试点村去参观考察回来讲述的也是新房，甚至各地政府开展的建房、修路、改善村 容村貌，更加固了农民认为新农村就是要建新房子的认识。

“预期新农村建设完成的时间越短，这种潜在的失望就越大。”叶敬忠忧虑地说道。2006年11月初，叶敬忠和中国农业大学其他四位教授联名向中央呈送了调研报告。十天后，这份报告就得到中央高层的批示。

面对组织化程度薄弱的中国农民，这些为“三农”问题奔走呼吁的学者，更多地希望这些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农民——能够有一种组织化渠道以供意见 表达。“政策制定的时候，必须要让农民组织化，通过行业协会等参与进来，不光从经济上，还要从政治上参与决策、影响决策。”农业部的一位官员说。

按《南方周末》报道，题为“新农村之困”。如今的困局就是一个悖论的存在——作为主角的农民是缺位（不入戏）的状态。“他们还不能适应帮助他们发家致富的种种政策，而那些已经入戏的人们似乎并不知道农民兄弟究竟需要什么。”而问题的关键是，农民是否真正参与新农村建设，直接决定中国的未来。

信访新规：官员升迁与政绩标尺

【按：不断增加的群众事件、贫富差距的扩大等问题，都成为北京担心的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信访工作的意见》，进行信访工作具体指导；中国官员日前警告说，如果地方官员没有尽量减少其管辖区内的社会不安状况，就不能获得提升。】

大陆信访与治安新情势
由于中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加快推进，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 化，这既给中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种种矛盾和问题。其中，大量矛盾和问题通过信访渠道反映出来，加上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工作不到位，一些官员 的作风不扎实，一些民众的法制观念比较淡薄，使得信访问题进一步凸显，信访工作面临的任务十分繁重。
与此同时，中国各地方的公安部门展开为期一个月的行动，排查整治农村治安混乱地区。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副主任周永康强调，要积极预防群体性事件。他指出，要密切关注农村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及时掌握各类情报信息。应积极协助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有针对性地做好矛盾化解工作，以理顺群众情绪，减少社会对抗，防止形成群体性事件。虽然官方现在不再喜欢“社会运动”，就用“群体性事件”的概念来替代。但不管用什么样的词汇，社会运动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不可忽视的重大政治问题。
中国官方已经公开承认，社会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最为突出的问题，不断增加的群众事件、贫富差距的扩大等问题，都成为北京担心的议题。根据中国政府最新公布的数字，2005年单是记录在案的群体事件就达 到8.7万起，比2003年上升一倍。很多事件的起因是：农民土地被非法征用、不满日益恶化的环境污染、或者地方政府处理手法过于严厉。

信访新规遵循属地管理，地方官全权责任
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印发新时期信访工作意见，指示在新时期的信访工作要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各地区各部门的主要官员是第一责任人，对本地区本部门的信访工作负总责。
工作意见提出，提高基层预防和妥善处理信访问题的能力，信访工作的重心应放在基层，要高度重视并认真解决民众初信初访反映的问题。此外特别强调指出，各地区各部门的主要官员是信访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对本地区本部门的信访工作负总责。要严格实行信访工作责任追究制，对因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违法行 政、侵害民众合法权益引发信访问题，或对民众反映的信访问题推诿扯皮、敷衍塞责、不认真解决并造成严重后果的，要对有关领导和责任人予以党纪政纪处分；触 犯法律的，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信访成为中国官员政绩考核标尺
河北省平乡县的各级官员最近最怕的事情之一，是每两周编发一期的《信访督查通报》点到自己单位的名字。因为过去两年来，县委县政府已据此给予五名信访工作不力的科级官员以免职处理。
据官方新华网介绍说，平乡县专门设立的信访督查室编发的《信访督查通报》，不仅通报全县范围内信访事项的解决情况和存在的问题，还向相关单位提出工作建议，对解 决问题不主动，工作责任不落实，导致矛盾激化的情况，则向县委县政府提出行政处分建议。全国各地许多县市都开办了类似刊物，反映当地的信访工作动态。这种 长有建议权“牙齿”的刊物使一些官员认识到，信访工作必须认真干好，否则自己的政治前途很可能受到影响。
江苏省政府副秘书长、信访局局长王庆元说，信访部门已不再是仅仅向政府部门传达民众诉求的“秘书”，而是已逐渐转变为督促政府部门履行职能的“督察”。 据王庆元介绍，江苏省信访部门正在努力强化责任追究制度：“对拖延推诿、工作不到位并造成不良影响的，我们不怕得罪人、不怕丢乌纱帽、不怕遭报复，坚持不 查清原因不放过，不解决问题不放过，不追究责任不放过。”自2006年以来，江苏省信访部门已提出处分建议96件，187名官员受到责任追究，其中通报批评137人，诫勉谈话41人，免职9人。“这不仅使那些不作为的官员付出了代价，而且对其他官员也起到了警示作用。”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第六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说，信访工作是中共和国家各项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代表中共和政府直接做群众工作，为民众排忧解难，为社会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地方官员们看来要深刻领会高层的指示，切实执行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为有中国特色的信访通道架好桥梁，才是正确的选择。

非党人士入阁：如何与党组书记共事

【按：致公党副主席万钢、无党派人士陈竺相继入阁，分别担任科技部长与卫生部长，海外媒体甚至称之为一场革命。中国政府也表示，非共产党人士参与国家管理是非常必要的，今后这将成为一项重要政策。然而，他们现在所面对的一个共同新课题是：如何与各自的党组书记相处共事！】

政治意涵与趋势
改革医疗卫生体制和实现工业创新——这可以说是中国政府讨论最多的两个问题。3月份举行的人大会议批准了对这两个领域的大规模拨款方案。如今年北京将 对医疗卫生和高新技术领域投入数百亿美元的巨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领导人没有任命党内高层管理人员，而是任命具有广泛的海外关系、并在业内得到公认 的专家来掌管这两个专业部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让党外人士进入国务院任职同时也有着鲜明的政治意涵。
4月份任命万钢为科技部长时，中国媒体的报道还不算多，而此次陈竺上任却成了电视台的主要新闻。北京将这一计划称之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许多电视新闻节目的结束语是：任命万钢是破冰之举，而任命陈竺则已经表明一种趋势。
中央党校党史部主任柳建辉教授对此理解则更深刻：“中共中央任命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担任政府部长，这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制度得到落实的具体体现。”他说：“这一任命本身虽不意外，却标志着新形势下一个新的开始和信号！”

对现有权力结构的影响
非中共人士担任政府部委正职，无疑将会给中共权力结构带来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将对权力运行机制产生重大影响。民主党派人士并不是党委会（党组）成员，原来由党委集体决策的决策程序，将会由于民主党派人士出任正职而带来一些变革。
新中国建国以后，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总体上沿用了革命战争年代的做法，即对国家机构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具体来说，就是中央人民政府和一切国家机关均成立党 委会，其职能主要是依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政策决议，保证政府部门行政任务的完成；在中央人民政府所属的各部委、院、署，则由担任负责工作的共产党员组成 党组，归党中央直接领导，主要保证党中央一切有关政府工作决定的贯彻执行。各类领导机关中的领导人员按照党组系统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工作，通过党组在政府部 门实现党的政策和决定，并加强党员干部和非党干部的合作共事。
中共现在正面临更加复杂的利益诉求。去年末发布的关于统战工作的重要文件中，“照顾同盟者利益”被明确提出。将部分中央政府正职向党外人士开放，已经由纸面转化为行动。党外人士参政议政为多党合作应有之义，有观察者认为，这只是多党合作下正常做法的复位。建国初，除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也不乏党外力量。
近40年来，党外人士基本任副职，甚至担任副职的党外人士在升迁问题上，也基本上按照“副职晋升”规律运行，也就是说从下一级副职直接升任上一级副职。这 次非中共人士担任政府部委正职，从副职到正职这短短半步的前进，却迈出了新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一步。

新课题：如何与党组书记共事
然而，两位部长现在则要面对另一个难题，由于近几十年来都没有先例，他们现在不得不考虑如何与党组书记协调工作。同时，这也是未来有望入阁出任部长的党外人士共同面对的问题；两位部长如何处理，将对未来具有示范意义。
作为中共党外人士，成为政府部门正职，还有另外困难，很多岗位需要的不仅是专业知识，更需要政治智慧，包括与其他部委协调和谈判的能力，而在这方面，中共党外人士需要付出更多额外的努力。另一个可能难解的问题是中共党外人士与所在部门党组的关系如何协调。从历史看，正是因为和执政党的党组、党委书记的关系不容易协调，所以鲜有党外人士任行政部门和地方政府正职。而据中共高层官员透露，服从党的领导、政治可靠同时也是选拔党外干部的重要条件。
根据陈竺、万钢的履历，可以看出二人对中共的工作机制和运作方式应该是比较熟悉的，“但到具体部门工作，肯定和党委有个磨合过程。中共也在完善改革自己的领导制度，或许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进行一些创新。”对于外界对其与党组书记合作的担忧，万钢曾如此坦言，撇开政治、党派不谈，不管位置大小，无论你在引领一个公司或领导一个学校，都不能独断专行。他认为的决策民主化，实际上就是集体决策。

新部长风采
7月5日召开的全国政协常委会议上，科技部长万钢提出主动发言，提出区分探索政务与党组会议建议。与前日首次亮相的新任卫生部长陈竺的低调谨慎相比，万钢在会上显得极为放松。他笑称“来常委会对我来说就像回家一样”。对于外界普遍关心的科技部决策机制如何运行的问题，万钢称，政务会议和党组会议的区分目前正在探索当中，该模式实践之后会对外公布。
万钢表示，多党合作就是一个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集体决策的问题。这是一个长期课题，从学校就开始了。实际上不在乎这个，因为即使是个党员校长，也一样要科学民主集体决策。现在好几个部委，书记和部长也是分治的，所以这是一个普遍而非特殊的方法。万钢表示，也会参加党组会议，但也强调这个模式等实践之后才对外公布。只有思维不行，还要有待实践的验证。

万钢指出，党派身份在自己这里根本没有太大难度，如果成天想着自己是民主党派，那就不要说话了。他认为，既然是在执政，就要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把注意力放到这上面来，不要过多考虑个人身份。

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民主政治的制度设计必然体现各民主党派的诉求。非中共人士担任政府部委正职，是中国共产党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走向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的必然，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是新的政治形势发展自然而然的结果。两位新入阁部长对于政务与党务工作的协调与配合，既体现出他们各自的政治智慧，同时也是对多党合作模式新的探索，值得期待。

“6·25讲话”定调十七大

【按：关于中共的十七大召开，一直是各方关注的焦点。观察人士大多认为，十七大前必须处理的两大问题是中共路线及人事安排。而中共的中央党校，一直是作为高层领导人进行政治吹风的重要场所。6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央党校向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高级官员发表了讲话，外界普遍的解读均认可为路线问题已经大致解决。】

旗帜与路线

胡锦涛在讲话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人民日报》为此刊发连续社论，文章说，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鲜明地回答了当代中国走什么路、举什么旗的根本问题。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在随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的创造，是我们的宝贝，什么主义都不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我们有用。”
北京方面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的首创，中共从十三大以来就一直坚持这个理论，算不上创新。而胡锦涛在讲话中提出的“四个坚定不移”才是十七大的政治路线和指导思想。“四个坚定不移”是：坚定不移地坚持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落实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坚定不移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
“四个坚定不移”中，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以及建设小康社会是邓小平时代的产物，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才是胡锦涛近两年全力打造的新思想。因此，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是“四个坚定不移”中最核心的内容，是十七大真正的主旋律。相比之下，胡锦涛的前任江泽民所提出的“三个代表”已不在“坚定不移”之列。
分析人士指出，不久前曾有中央党校的学者建议十七大不要将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写入党章，但按照中共的惯例，不写入党章就没有完成作为全党指导思想的必要程序，也就不具备最高政治和理论权威。从目前在全党掀起学习胡锦涛讲话高潮的情势看，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被写入党章以及宪法，恐怕是势在必行。

不再讨论民主社会主义

胡锦涛在讲话中强调必须坚持走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前段时间党内有关“民主社会主义”争论的回应，表明中共不会继续讨论是否应该借鉴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经验，以免影响全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旗帜”。
北京政情分析人士指出，《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直接点明胡锦涛的“六二五”讲话为今年秋天举行的中共十七大“奠定了重要的政治、思想和理论基础”，表明这 篇讲话已成为中共高层的共识，并为十七大划定了政治和理论框架，意味着十七大有关政治改革、理论突破以及反腐败等敏感话题的讨论都不能超越这个框架。
在中共十七大前夕，左右等各种思潮兴起，党内有元老提出民主社会主义，左派也有声音要求反思改革，胡锦涛此次讲话有统一党内高级官员思想之意。中央党校教授严书翰在接受《南方周末》专访时就强调：“在当前思潮中有两种错误观点具有代表性：其一是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看成是民主社会主义；其二是否定29年改革开放的打方向和成就。”
胡锦涛在讲话中要求高级官员“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强调要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并且呼吁“全党同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也就是说，中共高层要求全体党政官员们统一思想了。

科学发展观

胡锦涛在这次讲话中强调，“长期以来，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我们党不断探索和研究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 问题，取得了重要成果。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 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

讲话很清晰表明，相对于邓小平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他和第四代的重要理论成果就是──科学发展观。 值得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胡锦涛和第四代领导集体将自己的理论成果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 讲话中的说法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胡锦涛现在的提法的稳妥还在于，理论要有时间来检验和 完善。另外，胡锦涛将“科学发展观”描述为第四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前辈的共同成果。强调集体成果，体现第四代领导集体之间的团结。

胡锦涛表示，“科学发展”就需要抵制野蛮的发展。为此，更应高度关注环境、能源等问题。2002年发出的“和谐社会”号召，充分揭示了中共领导人对国内经济不平等问题的关注，亟待努力消除这一鸿沟。从而缓解中国各地风起云涌的、日益增长的社会紧张现象。

同时，胡锦涛还强调了实施“开放”政策的必要性，争取在2020年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胡锦涛再次重申了中 共领导人长期反复强调的中国应遵循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路线。北京部分高等院校的专家表示，在这篇讲话中，胡锦涛阐述了中共到2010年的行动纲领和方 针。而且，似乎比其前任江泽民在任期间的口号更具有实效性。

十七大政治报告初稿出台

有北京政界消息人士日前透露，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初稿起草工作已经完成，内容将强调扩大中共党内民主和公民有序参与政治、以及加大反腐力度等，并推出新的相关政治举措和改革方案。
北京政界人士称，十七大政治报告将体现党内绝大多数人的“两点结论”及“三点共识”。“两点结论”之一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二是十六大以来中共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三点共识”一是对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共识；二是对中共十六大以来党中央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的理论源泉和现实意义的共识；三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内容概括及用以武装思想、推动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的共识。

胡锦涛“六二五”讲话之后，外界保持高度的关注，总体来说，普遍认为中共十七大将会进一步开创胡锦涛及温家宝新政的更新局面。他们会在继承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础上加大执政创新的力度，去积极应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形成新思路，展现“胡温”新政特色。

现代“文字狱”暴露司法严疴

【按：轰动一时的重庆“彭水诗案”和山西“稷山文案”尚未了结，近日又从河南省孟州市传出当代“文字狱”的一个最新版本：籍东平、闫进先等6位农民举报村办酒厂的经济问题，因在印发的小册子《正义的呼唤》中批评孟州市副市长、市委统战部原副部长等几名官员，遭致半年牢狱之灾，两次被游街示众，并被法院判决构成诽谤罪。我们不禁要问，在当前强调“法治”的语境下，究竟有多少沉疴与罪恶在假借“诽谤”的名义！？】

现代“文字狱”的形成原因

从“彭水诗案”到“稷山文案”再到“孟州书祸”，三起公民典型案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是普通干部或群众以文字形式发表对地方官员（县委书记、县长、副市长等）的批评意见，后者认为这些批评属于恶意诋毁诽谤，严重危害了社会秩序，于是地方公、检、法机关迅速出动，以诽谤罪名将批评者“绳之以法”。如果说在具体情节上有所不同，那就是在“孟州书祸”中，几位胆敢批评地方官员的农民不但被治以诽谤罪，而且还两度被施以游街示众的羞辱刑，这使得“孟州书祸”在当代“文字狱”的含义上平添了几分野蛮暴虐的色彩。

公民因批评官员而被追究刑责，类似的“文字狱”冤案为何此起彼伏一再发生？

一个方面的原因是，某些地方官员心胸狭窄，闻过则怒，轻易动用诽谤的罪名，将公民对其个人的批评上升到“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高度。另一个方面的原因是，某些地方干群关系紧张，各种矛盾日渐突出，一些官员对于来自普通干部和群众的批评高度敏感，认为批评者居心叵测图谋不轨，有着不可告人之险恶目的，为避免“不明真相”的群众受到蛊惑，必须对这些危险的批评者从严惩处。

此外，在发生“文字狱”冤案的这些地方，地方官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对检察院、法院施加影响，甚至直接授意检察 院对批评者提起公诉、授意法院如何“依法”审判。他们事实上把检察院、法院当成了自己对批评者进行打击报复的工具，而代表国家行使司法权力的检察院、法院，事实上也甘于沦为这些地方官员打压公民言论权利的工具。这恐怕是酿成“文字狱”的更重要也更为本质的一个原因。

集体扭曲的司法系统

　　在现代社会，司法公正是保障公民权利、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如果偏离公正的轨道，必然直接损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损害司法、行政等公权机关的形象与权威。在上述几起“文字狱”中，公民对官员进行批评，尽管言辞可能比较激烈，态度可能不够友善，但都是在行使正当的言论权利，而官员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反过来对公民进行打击报复(授意公安机关动用刑事手段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等)，就是涉嫌侵犯公民权利的犯罪行为了。这个时候，检察机关如果能够恪守司法公正的原则，就应当清醒地意识到，这是“领导意志”和行政权力对公民权利的粗暴侵犯，因此，检察机关应当立即介入，坚决顶住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压力，依法对公安机关的侵权行为予以查处。即便司法公正在检察院这个环节失守，“文字狱”被公诉到法院，法院如果能够恪守司法公正的原则，也应当顶住压力独立审判，给言论权利受到粗暴侵犯的公民讨回公道。

“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公正的其他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公正的举动只不过是弄脏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司法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培根）一些地方的司法机关沦为官员打压言论的工具，公民权利非但没能受到公正司法的保护，反而在不公正的司法环境之中屡屡蒙羞，“文字狱”冤案在“法治”语境下接二连三炮制出笼，司法地方化的沉疴、司法行政化的弊端至此暴露无遗。

“诽谤”：被罪恶假借之名义

众所周知，构成诽谤罪的要件之一是捏造事实，孟州文案中，既然有关部门已经认定了“四项经济问题涉嫌违纪，两项涉嫌犯罪”，又何来诽谤一说？通常，人们将诽谤者告上法庭 是为名誉而战，然而，这些可爱的官员只要一出手，便会“名誉扫地”——因为大家心知肚明，本应自诉的案件被提起公诉，无异于“挟公权泄私愤”，用《三十六 计》里的话叫“借刀杀人”。

举例此前发生的“稷山文案”。山西稷山县几位科级干部因为反映该县县委书记的问题被当地检察院以“诽谤罪”公诉至法院。对于判决“从轻”的结果，县委书记 李润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竟然标榜自己“宽宏大量”。李书记说，他本人和写匿名信的3个人关系还不错，想不通他们为什么会诽谤他。事情出来后，有人向他建 议，借此机会“严惩他们，好好整顿一下风气”，但他考虑到他们年龄大了，上有老，下有小，需要同情，于是向法院“打招呼”，提出轻判。透过这个堂而皇之却又轻描淡写的“打招呼”，我们看到的是法律之上又多站了个“无知、无畏、无耻”的“三无官员”。

21世纪无疑是民权的世纪，中国刑法之诽谤罪同样重视民权，明确规定这是“告诉才处理”的案件。透过彭水诗案、稷山文案及孟州文案，不难发现现在不少官员仍然满脑子封建时代皇帝老儿的做派——凡置疑权力者都可能被他们安上“诽谤”的罪名提起公诉。但是非常显然，无论稷山文案，还是孟州文案，公诉都不成立——除非涉案官员能够证明“官即国家与社会”，证明他们的利益就是国家的利益，证明他们在官场中的排序就是社会追求的秩序。

在“孟州书祸”之后，是否还会有第四起、第五起“文字狱”粉墨登场？我们的社会还要为司法不公付出多少代价？无比沉重的现实，在等待着一个清晰的回答。

从地方党委换届看中共人事新政

【按：6月28日，新当选的山东省委常委集体亮相，这意味着从去年10月开始启动的全国省级党委大换届圆满完成。 此次换届攸关“十一五”规划的实施、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共中央极为重视，如此大规模的地方四级党委大换届，被外界称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地方领导官员大换班。】

大批年轻官员上位掌权
此次换届选举最大的特征是，年轻官员批量走上省级领导岗位。经过此次换届，各级省委领导班子年龄结构与知识结构都得到优化，尤其是年龄梯次方面，各省的常委班子都有至少一位50岁以下的年轻官员，年轻官员批量走上省级领导岗位，有助于官员的新陈代谢和顺利衔接。

此次换届工作，对年龄要求非常到位，以山东省为例，副书记兼省长韩寓群今年64岁，尽管未到退休年龄，但已超过提名界限，因此其职务将由50年代出生的姜大明接任。换届后担任陕西省委书记的赵乐际今年只有50岁，是目前最年轻的省委书记。从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到湖南省委副书记、省长的周强今年47岁，是目前最年轻的省长。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官员，作为一个群体，已开始进入省部级决策层。据不完全统计，如果加上副部级官员，同一年龄段的高官将有可能超过一百人。

党委“减副”下的“一正二副”模式
2006年11月13日，湖南省委九届一次全会选举结果公布，副书记只有两人，原来的3位副书记分别转往省人大和省政协。像这样一次有3位省委副书记同时转往人大和政协机关，在以往的高层人事变动中尚不多见。

不仅仅是湖南，这次换届表现出一个共同特点是“减少副书记”。换届后的全国各地省级党委除西藏、新疆保留4位副书记，内蒙古保留3位副书记 外，其余各省区市党委副书记职数均为两人，其中一人兼任行政首长，另一人为专职副书记，“一正两副”模式成为地方党委领导机构的主要形式。据悉，31个省 区市党委副书记大幅精简，共设党委副书记67人，比上次换届时的158名减少91人。

戎装常委提升，加强“党指挥枪”

目前结束的中共31个省市区党委换届中，除吉林、河南2省尚未发现“戎装常委”，其余29个省市区，均有省军区级司令或政治委员进入常委行列。其中，有15位司令员，14位政治委员。

综观进入省市区党委常委的省军区级领导，有的排名在宣传部长、统战部长之前，如山西省军区司令员方文平，云南省军区政委王增钵、重庆警备区政委郎友良、甘 肃省军区政委刘巨魁等。福建省军区政委李光金则紧排在纪委书记之后，且排在常务副省长、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秘书长等人的前面。更有一些省市区的省军区级领导被排在常委中第1名。如河北省军区司令员段端武、西藏军区司令员董贵山、新疆军区政委田修思，分别排在本省区副书记之后，常委中排列第一。

“党指挥枪”历来是解放军的传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也指出，这是中国军队建设发展的首要问题。可以明显的解读出：中国未来仍将坚决抵制“军队国家化”，确保在任何时候“军队听从党的话”。

“3、1、8”的提名年龄红线和“4、5、6”的三级梯次格局

所谓“3、1、8”，即党政“一把手”提名年龄不能超过63岁；纪委书记的提名年龄不能超过61岁；其它党委常委的提名年龄不能超过58岁。而根据中央的任职年限规定，省级党政“一把手”为65岁，纪委书记为63岁，其它常委为60岁。

所谓“4、5、6”，即“40岁出头、50岁开外、60岁左右”三级年龄梯次特点，形成老中青三代领导干部合理搭配的班子格局。

据悉，中央对省级班子换届的干部年轻化已有明确要求，即省级党委班子中50岁及以下的至少要有三名，45岁左右的至少要有一名。推动干部年轻化力度之大，为改革开放以来所罕见。

“少女团”成为优先提拔的重点对象

所谓“少女团”，即“少数民族、女性干部、共青团人物”。

在构建和谐社会已提升为中共治国理政的大背景下，属于社会工作范畴内的共青团官员仍会获重用，这符合中央建设和谐社会战略的逻辑需要。

女性干部的增多也是明显的特征。在江西和内蒙古的党委常委中，女 性干部更有2名。其中江西为舒晓琴和弘强，内蒙古自治区为组织部部长陈朋山和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党组成员乌兰。而在山西和江苏，女性干部更担任省委副职， 分别是山西省委副书记金银焕、江苏省委副书记张连珍。女性专职副书记更成为政坛的新风景，各省市党委普遍形成“一正二副”的模式，而在上海、江苏、山西、重庆、陕西等5个省市，均由女性出任专职副书记。

而在已完成换届的一些省区党委常委中，也均有少数民族干部，其中，内蒙古、新疆由于是民族地区，各有5名，河南省除省长李成玉为回族，还有1名常委李克为壮族。而据中国少数民族委员会资料显示，目前，少数民族干部和各类专业人才总数已达到290余万人。

政情人士表示，中国已经进入和谐社会的全面建设阶段，未来少数民族干部和女性干部应会更加得到重用。而据悉，在内地展开的4级领导班子全面换届中，中央组 织部已有要求，须在干部选拔中，对少数民族干部和女性干部应保留一定名额。与此同时，在一些地方，还把女性干部配备作为“硬指标”，选拔干部的方案中若没 有安排女性人选，上级党委则不予审批。

专业多元化的知识型官员

2006年12月12日，中央任命王珉为吉林省委书记。王珉毕业于南京航空学院机械制造专业，获博士学位。他曾下过乡插过队，当过工人、大学教师。这个由大学副校长岗位转任地方官的新任省委书记，成为本次省委换届中高学历官员的代表人物。
据不完全统计，换届后的省级党委书记中，有博士、硕士学位的近半数，其中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法学博士)、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经济学博 士)、吉林省委书记王(机械制造专业博士)、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法学博士)等具有博士学位；青海省委书记强卫(工学硕士)、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经济学 硕士)等都有硕士学位。多元化的专业背景是60年代出生官员的一个显着特点。
分析人士认为，当前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网络时代，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特别是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提出，改善领导干部的知识结构，让知识型官员进入领导班子是中共的历史重任和时代的要求。

“减副”见效：副书记减三分二

通过减少党委职数以及党政交叉任职，不仅减少了工作层级，也完善了民主决策程序，提高了执政效率；31个省区市党委副书记大幅精简，共设党委副书记67人，比上次换届时的158名减少91人。

官员年轻化：省级平均不足55岁

省级党委常委成员年龄更趋于年轻化。据统计，目前各省级党委一把手的平均年龄为58.39岁；多数省级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都在55岁以下。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年轻官员作为一个群体，已开始跨入省部级决策层，领导班子形成了良好的年龄梯次结构。

普遍高学历：部分省市博硕过半

官员队伍素质明显提高。这次换届后各地省级党委领导班子成员绝大多数都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有的省级班子成员中，超过半数具有博士学位、硕士学位和研究生学历。

结构更优化：异地任职取代本土化

通过南北西东的交流，班子结构明显优化。过去各地省级领导班子成员大多出自本地，本次换届后选举出的领导班子成员大多是异地任职。

戎装常委提升，加强“党指挥枪”

目前结束的中共31个省市区党委换届中，除吉林、河南2省尚未发现“戎装常委”，其余29个省市区，均有省军区级司令或政治委员进入常委行列。其中，有15位司令员，14位政治委员。

“少女团”官员多：29省市设女常委

各省级党委班子中，除河北、海南没有女常委外，内蒙古、江西、贵州、北京各有2名女常委，其它省份均各有1名女常委；同时，一大批少数民族官员进入省级领导班子，内蒙古、广西、西藏、新疆等自治区，少数民族官员配备达到了一定比例。构建和谐社会已提升为中共治国理政的大背景下，属于社会工作范畴内的共青团官员仍会获重用，这符合中央建设和谐社会战略的逻辑需要。

反腐力度猛：中央“空降”纪委书记

其中四大直辖市的纪委书记皆由中央“空降”：北京市纪委书记马志鹏；天津市纪委书记臧献甫；上海市纪委书记沈德咏；重庆市纪委书记徐敬业。此举是中央历年来动作最大也是前所未有的，目的是增大当地的反腐力度。

完善党委会结构：下级要员入省委

各省区市所辖的市(地、州)党政主要负责人和省级党委、政府主要组成部门符合条件的主要负责人都进入了党委，较好地体现了中央关于进一步完善党委会组成结构的要求，为进一步充分发挥全委会的作用创造了重要条件。

培养和拔擢无党派人士

近年来，中国官方拓宽了干部选用渠道，多元化的有意培养和拔擢了无党派人士。目前，内地担任县处以上领导职务的非中共人士已有3.2万人左右；其中，仅在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的非中共干部就有19名。

作为十七大前的必须程序，中共省级党委换届自去年10月首先由西藏开始，至本月28日山东落幕“收尾”，前后跨越两个年度，历时9月有余。除此，中共官方 网站也对一些省市党代会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网上直播， 这在党代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而在换届过程中。党内民主还有一些新的表现：如党务公开和党员是党内权力主体的地位被突出地显示出来，党员的主体意识较过去任何时候都强烈。其次，在具体的人事安排中，民主的程度也较过去广泛而深入。此次在 党代会召开之前，中央定出候选人，然后举办各种各样的座谈会，或者个别谈话，广泛征求意见，而所有官员还需要得到纪检委“划圈同意”方可。另一个方面，胡锦涛的“格外关注”、“多加留意”和“不能亏待”埋头苦干型的官员，也成为此轮换届官员任用三原则。而在四个直辖市的党委换班中，也表现出了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提前对京、津、沪等地官场进行了“反贪排毒”、“纪委直管”、“空降大员或主要成员”式的“三步走”稳扎稳打步调。
　

警惕民主的幌子与中国民主艰难之路

【按：中共高层智囊俞可平于2006年底推出《民主是个好东西》以来，因其特殊地位，故舆论都是盛赞其文为中共政改的破冰之声。由此引发的一场关于“民主模式”的大辩论也持续至今，随着中共十七大的临近，舆论似乎已经有了统一的趋向。一切看来顺理成章，归结到为“和谐”二字之宗义。然结合近半年以来，大陆诸多的大事件背后，看到的是依旧的体制沉疴，与处理危机的惯常路数。重新检读这篇文章，或许又能看出另一层端倪。】

俞氏逻辑深藏之处：以进为退
俞可平文章前面三段，基本上没有问题，民主作为普世价值，作为缺陷最少的制度，不是灵丹妙药，这些说法都能够接受，所以从前三段来解读，是很欢迎的，也是没有问题的。
问题在第四段开始出现。民主会造成一些动荡，“然而，从根本上说，这不是民主本身的过错，而是政治家或政客的过错”，这句话似乎也说得很好，但小心，俞可平设立的陷阱也在这里。因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政客错在哪里？俞可平归结的错误，与事实真相，完全背道而驰，他说“一些政治家不了解民主政治的客观规律，不顾社会历史条件，超越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不切实际地推行民主，结果只会适得其反”，这是一种十分巧妙的障眼法，说政客有错，却错在他们在错误的时间推行民主，这就是指鹿为马了。现实是，掌握权力的政客，他们根本不想民主，因为民主会限制、削弱、甚至剥夺他们的集权。转引弗里德曼一句话，出自熊培云 《从国家崛起到社会解放》：“已经集中起来的权力不会由于创造它的那些人的良好愿望而变为无害。”由此要明白一点的是，民主决不可能是政客的恩赐，而需要民众的每一个个体的自身争取，最终是这种民众的强烈呼声，才会迫使权力者让步。
由此来推断俞可平下面几段，其用意就颇为可疑，这些话孤立的看，也应该是成立的：“实现民主需要具备相应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条件，不顾条件而推行民主，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性的结果”、“尽管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任何人和任何政治组织，都无权以民主的化身自居，在民主的名义下去强迫人民做什么和不做什么”、“ 民主既然是人民的统治，就应当尊重人民自己的自愿选择。”
那么我们可以提出问题，就是民主究竟需不需要时间表。第一，请问俞可平，什么时候才会条件成熟？谁有权力判定条件究竟有否成熟？第二、三句，民主的权力属于全体民众，但如果民众喜欢皇帝，喜欢三跪九磕，是不是民众就永远要匍匐在权力者膝盖之下？清兵入关，要留鞭子，老百姓开头不答应；满清倒台，老百姓的鞭子却不肯剪了。
所以，俞可平此文，其基本论调，跟去年温家宝接受国外媒体时说的“民主阶段论”同出一辙。或者这就是党内知识分子在为领袖寻找理论依据。结合起来一看，这么几点出来，温当时的回答，就变成有理有据。可是，这种文章里面，指鹿为马、旁敲侧击、颠倒因果，总也露出很多马脚。道理很简单，中国目前的真相是赤裸裸的， 不需要高头讲章、高深理论，只需要常识。不是时机成熟不成熟的问题，而是究竟想不想民主的问题。俞可平打着民主的旗帜，但是他对民主还是怀有深刻的戒心。俞可平似乎有些以进为退，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当然，也不能对俞可平全盘否定，至少，他能说“民主是个好东西”，那是因为，他们亦不得不看到这个赤裸裸的真相，他们必须面对这个革命政权在祛魅之后露出的千疮百孔，奇理玛斯解体了，接下去，便是次级法西斯，再接下去，是更次。党也不得不谈民主了。这么看，这倒不失为一种社会进步的反向指标。

民主不需要时间表
现在很多人都在反对腐败，也承认执政者确实太腐败。但是，不仅仅要反腐败，更要深刻思索的是这个必然产生腐败的机制本身。民主制度的一个基础就建立在对人本能的一种警惕与防范之上。另外，关于腐败这个词语，根据汉语的规则来看，腐败，必然有一个意义相对的词语，比如清廉。这就是典型的二元思维，把世界分成光明面和阴暗面，似乎能找到清官，就找到了民族的救星。事情不是这样的，事实往往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每个身处这个社会的人都被这个制度挟持。
另一个观点便是民主要慢慢来，首先要社会稳定，比如俞可平的民主路线图与里程表之“三段论”。我们不仅要问，民主真是洪水猛兽？很多人例举台湾立委打架为依据，但是怎么不去想想，这种乱，比起两会一致全票通过的和谐，是莫大的进步。社会的多元化，怎么可能是同期同声！？不管何种民主模式，首先要限制的都是中央政府的无限权力。共产党一直讲要相信群众，其实手握权柄的人最不相信，因为他们担心无限权力被民主限制。专制政府的一个特征便是，它觉得老百姓什么也不懂， 需要一个威权、需要父母官代为作主。

缓慢而艰难的中国民主之路
在2007年2月的一篇文章中，中国总理温家宝预计，在未来一百年，中国将继续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许多人认为这是 共产党考虑民主慢动作发展的信号。同时，社会抗议和非政府组织显示中国大众要求一个更开放的社会。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专家认为，鉴于经济的繁荣以及对媒体自由和异见的抑制， 北京中央政府越来越牢固地抓住权力。那么在中国有民主改革吗？答案是有，但只存在于小规模、并被细心控制的范围内。
一个例子：村选举。开始于1988年，中国允许村民直接选举村委会领导。据卡特中心中国选举项目的数据，如今大约九十三万条村有村选举，这些村占中国人口约75%。但该项目认为这个进程遭到腐败和选举舞弊的损害。另一个例子是，地方党官员的任命。九十年代开始的改革是允许公民参与当地党官员的任命。但事实是，党仍然紧紧控制候选人的名单和选举进程。法规规定投票总数不一定可以决定提名人，而且官员有权力从提名人名单中删除名字。这些看似民主化的表象，其实达到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这些“革新”往往都是更加巩固了中央政府的绝对权威。

如果我们再要问中国民主改革的前景与未来机会，那么答案无疑是否定的，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民主不会成为可能。即便是公民社会组织的大量出现，也在政府统战部门的控制和诱导下，大大削弱了异议的机会与能力，转向经济与环境的领域。美国《政策评论（Policy Review）》文章表示，通过分发从成员资格到高级政府职务到赏钱等好处，让知识分子、民营企业家和技术专家改革者所构成的政治威胁变得无意义。中国，面临的是缓慢而艰难的民主之路。

瑞典驻华大使：和谐社会或可参考瑞典模式

【按：瑞典驻华大使米卡埃尔·林德斯特伦（中文名：林川）6月21日接受了《中国日报》专访。林德斯特伦表示，和谐社会是个绝佳概念，瑞典有一些模式是中国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可以参考的。而事实上，中国大陆高级别的代表访问团频频到达瑞典，进行多领域的考察学习。】

中国在借鉴瑞典经验
林德斯特伦说，中国也许可以借鉴瑞典的一些发展经验，但中国的决策者会根据中国国情做出选择。他说：“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盲目拷贝别国模式的国家。我们国家在某些领域的经验引起了中国决策者的兴趣，比如在环境治理方面。” 大使称，去年有超过80个中国高级别代表团访问瑞典，他们考察了以下几个内容：瑞典如何制定有效的环境政策、瑞典使用何种技术以及如何将环境问题纳入整个公共政策系统。
林德斯特伦表示，瑞典有一些模式是中国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可以参考的。他说：“和谐社会是个绝佳概念。我支持中国政府在人与自然、贫困与富贵之间寻求和谐之道。这也是所有社会的重要目标。”

执政六十余年，提倡平等、福利、合作
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中国目前的现状。对此，林德斯特伦说：“地区不平衡是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瑞典北部地区也有这样的情况。”他说，他知道意大利、法国和英国也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
瑞典没有真正的穷人，表面上很难看出明显的阶层分化。瑞典人的收入差距小，住房上力求保证人人有房。此外，瑞 典还有全免费的教育和近乎免费的医疗；如果因病无法工作，还能获得至少75%的工资。对于接触过“经典社会主义”的人来说，资本主义瑞典无疑有着一副迷 人的“社会主义”面孔。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瑞典社会民主工党，高扬着以平等与福利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旗帜，在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走下坡路的 时候，瑞典模式却渐渐被世界所认可。
瑞典是全球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国家之一，它将经济活力与良好的福利系统很好的融合在了一起。林德斯特伦说：“中国的改革家对我们如何处理劳资关系，如何平衡发展与税收，如何安抚那些失去劳动能力的伤残人士等问题都很感兴趣。我也希望瑞典能为中国的改革进程作点贡献。”

社会主义旨在福利
把瑞典建成现代福利国家无疑是由瑞典社民党引领并完成的。上世纪20年代，瑞典社民党领导人汉森曾说过，社会主义旨在福利，福利是社会主义的象征，并由此成就了瑞典模式。瑞典社民党的总部就位于斯德哥尔摩大街68号，它的党史展览室里至今高悬着马克思、恩格斯的画像；在任 何场合，瑞典社民党都不忌讳说，马克思主义是该党的最核心的指导。在一个资本主义的瑞典，可以把这个国家改造得越来越社会主义，让其理念成为共识，做到这 点无论如何都属不易。

高税收换来的是平等、福利的无价之宝
他说：“瑞典通过优化税收结构来建立强大的公共服务机构，得到了公民支持。”为了支持高福利，瑞典同时也实行了高税收。林德斯特伦收入的56%都交了税。他说，中国整体税赋水平低于瑞典，这是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林德斯特伦说：“如果你身在富国，购买高档家具、享受顶级美食、看大电视、开好车，当你发现公路上都有许多坑坑洼洼时，你也许会说：‘我还需要一个良好的道路系统。’可是这些需求都需要国家财富增长作为支撑，因此，高收入国家一般而言都有高税收。” 但他补充说，税收是个复杂问题，也会伴有风险。“税太高可能会妨碍革新，损害中产阶级甚至低收入人群的利益，富人往往有办法通过各种方式逃税。”
1928年，社民党领导人汉森提出了“人民之家”计划。汉森希望通过普遍的福利来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手段是运用国家力量实现国民收入的再分配。首先使劳动者在 经济上免于压力，而其最终目标则是政治上的平等、互动与民主。汉森相信，社会主义首先是国家与社会旨在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的努力，而且，也不一定要 通过剥夺资产阶级来实现，因为在一个平等、民主的社会中，经济寡头的统治必然失败。

林德斯特伦还表示，他注意到中国政府有很大反腐败决心。他说：“在瑞典，我们发现公共服务部门透明化是解决腐败问题的关键。一个透明的系统能有效地防止腐败。”
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目前正在对民主社会主义模式进行探讨，为执政当局的未来政治改革提供学术思想上的指导。近期最高级别的国事访问是月初的胡锦涛专访瑞典，而事实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就开始有目的的对瑞典模式进行深入的考察与研究。如林德斯特伦所言，中国不会盲目拷贝瑞典模式，但借鉴其符合中国国情的部分，为达成和谐社会主义的公平与正义而服务，则是没有疑问的。

当社会危机发生之时

最近一些日子，值得关注的新闻事件莫过于无锡蓝藻和厦门民众游行事件了。在无锡，眼前这样的高温天气里，诸多的市民却喝不上纯净的自来水，比较窝火和痛心；而厦门的这次游行的意义在于，在这个伟大的国度，能够游行一次对于一个公民来说是如此的难得和奢侈，更重要的也许是在预示着中国未来发展中民众的角色，最终在实践中证明：民众，而不是某个孤立的个人，的确在创造着历史。

冷战思维要不得
首先，从知情权来说，也就是政府和民众的信息传递问题。政府是为民众的利益服务的，作为利益享受者的民众，在交纳相应税费的前提下，当然有权利知道政府在做什么以及如何在行使所被赋予的权力，因此公民的知情权应该得到最充分的保障。
在目前民众对政府严重不信任的情况下，倘若政府还是一意孤行的阻塞信息向民众传递的渠道，则就容易给民间权威的生 成创造条件和土壤，并在此基础上民众可能会自发形成一种不理性的甚至被误导的对抗政府的力量。倘若事态进一步恶化的话，显然会导致政府和民众两败俱伤，最终损害的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健康良性发展。
如果政府所作决策受到了民众的抗议，不要以为错误总在民众一边。政府也可能犯错误，如果不是在实质上损害了人民 的权利的话，也很可能是程序上缺少正当性。一遇到百姓激烈的反抗，就认为是有人教唆，就说是什么敌对势力指使，一派“冷战”思维，这不只是违反了民主原则，而且也体现了某种为官心理上的不健康。
虽然说厦门的游行是以良好的温和的姿态收场的，但整个事件中由于政府没有向民众及时传递准确和科学的关于PX的相 关信息，致使人们在恐慌之中转向了坚持拥护中科院院士、全国政协委员赵玉芬的主张，并把其奉为了行动的权威，并由此导致了这场似乎不该发生的游行。而对于 这样的结果，政府责无旁贷。同时，更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政府阻碍或者延缓信息的传递还算不怎么严重的行径的话，则政府捏造虚假的信息或者作秀般的误导民 众则是绝对不可原谅的事情。网上炒的沸沸扬扬的无锡书记市长在星级酒店里的喝水秀，几乎是政府抚慰民心行动的败笔，因为几乎没人愿意相信，尽管他们喝的在 目前看来确实是真水。显然这应该引起政府的深刻反思。
因为今天的社会越来越趋向多元，利益参差，观念歧异，视角不同，所以，某种全体共识的达成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决策的时候，由于涉及到利益的分配，那些认为自己利益受损的人们少不了要表达自己的不满。例如，政府要建设一家工厂，好像有很多的好 处，外来投资的增加，就业机会的扩大，GDP增长……但是，如果这样的工厂可能带来污染，直接危及所在地方居民的健康和安全，居民当然要提出质疑甚至出来 抗议。怎样的方式是解决这种冲突的有效办法呢？

民主决策是解决危机的良方
其实，民主并不是什么坏事情，常常它的主要功能是给民众一个宣泄的渠道。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政府不能对此视而不见，有冲突就应 该有互相表达意见的权利以及沟通的必要，政府表达意见是及时和畅通的。而民众却似乎因诸多的限制而间接的被剥夺了表达意见的权利。这样的状态就很危险，套 用赵本山小品中的一句台词，民众长此以往，“憋不死，但能憋疯”。
让百姓自己决定应当如何决策，当然，风险也由决策者承担。我们需要为这种民主决策提供适当的程序，让不同的利益 集团能够参与其中，各展其志，经过充分的审议，最终作出决议。不少国家的情况表明，议会正是这类决策的最好的平台。为了使得各种意见都能得到表达，游说者 们使出浑身解数，合纵连横，极尽摇唇鼓舌之能事；代议士们唇枪舌剑地展开辩论，把不同的利益诉求清晰地展现出来，也把相关决策的利弊得失加以细致的论证。 与此同时，通过多种媒体让公众及时准确地了解完整的信息，从而有助于决策的执行。
民主的核心理念在于型塑一种参与意识，一种主动积极表达意见的机会。意见本身不一定是理性的，事实上往往也做不到，可以做的是对表达意见的方式和途径进行必要的规制，使得意见的表达 也受合理妥当的规则限制。因此，对于厦门游行这件事，换一个角度我们可以说，政府应该更加大度和宽容地对待民众，给他们一个充分表达个人意见的行动自由， 这样疏导矛盾的途径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道，这也应该是中国未来民主政治发展的理想图景。毕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与其堵之，不如疏之。　

不过，道理虽然如此，真正实现起来却是相当不易。最严重的困难来自政府总是以为自己是正确的，一切对立的观点都是必须压制的，也就是前面所说的那种内部事务处理过程的“冷战思维”。值得我们深究的问题是，在怎样的条件下，政府才具有那样的妥协精神？除了民主建设之外，还需要在政治法律文化与体制上作出怎样的努力？毕竟，人类历史上这种不妥协所导致的悲剧实在是太多了。但是，能够汲取历史教训的国家却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多。　

乡村中国：改革中的农村、农民和农业

农村、农民和农业，三个“农”字围绕中国八亿人口，是几代华人说不倦的话题。跨越地域，跨越文化，无论是中华大地上的莘莘学子和还是海外的中国农业问题专家，不约而同地从各个视角反思、批判、论证着中国“三农”改革中的危机与转机、成就与挑战。集众家之所成，“海外中国青年论坛”年会衍生的著作《乡村中国：改革中的农村、农民和农业》应运而生，以一本年会文集的形式表现“三农”改革引发的在中国社会、经济、法律，乃至政治文化等众多层面进行的一次深刻的思想交锋。

避免“大姓”治村
从反思费孝通的 “乡土中国”概念出发，《乡村中国》延续学界的“批判性”传统，对诸如中国农村民主改革、农民维权抗争、乡镇政府权力等侧面展开了对主流观点的批评。中国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在《民间组织资源与现代国家整合：农业税改革后的农民问题》一文中探讨了颇具时代感的“农村民主改革”一题。他指出，农村民主政治 中可能存在村中“大姓”通过多数决定掌权后忽视“小姓”村民权益的情况。为避免大族治村，秦晖主张在选举时把“一人一票”和“一族一票”结合起来，使人口较少的认同群体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在公共事务中表达自己的意愿。从更加广义的角度陈述，中国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规范”国家，推动宪政民主和政治体制改革。
农地私有化
美国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经济学教授文贯中的感悟在于寻找“三农”问题的真正突破口。他署名的《解决三农问题不能回避农地制度改革》一文给出了一个直截了当的答案 ——农地私有化。在他看来，从1978年中国政府推行农村改革20多年的实践已经证明，私有财产对中国经济和就业的杰出贡献已经获得朝野的一致公认。 2004年春，经过修改的中国宪法恢复了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性。应该说，中国目前正经历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高速发展时期，对农地私有化提供特别有利的客观环境。一方面，中国农民加速流出农村、逐渐城市化、工业化的趋势已经势不可挡。另一方面，政府必须面对如何才能将农民留住在土地上的课题。基于此，文贯中认为，农地私有化能够让流往城市的农民不再抛荒土地，而随着农户平均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农民会追求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
入世与中国农业的关系
同样是剖析“三农”改革带来的挑战，美国康涅狄格学院（Connecticut College）政治学副教授田群键选取了一个“宏大”的视角——入世与中国农业的关系。
他在文中说，即使在中国入世之前，“三农”问题就已经浮出水面。繁重的税负、杂费等老问题导致农民的普遍不满和农村地区日益增长的不稳定。从1990年代开始，中共政府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并颁发了许多法令要求地方政府减轻农民负担。政治上，中央政府推动村民选举来增加基层政权的透明度以抑制地方官员的腐败；经济上，政府推广农村税费改革以减轻农民负担。
可喜的是，入世四年来（截至2005年），中国农业和农民的情况良好，这要归功于有力的国际市场形势，以及为应对可能出现的冲击而采取的政策措施和制度改革。2004年，中国农民的收入是自1997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换言之，中国入世成了中国农民的一大幸事，它不仅迫使国家经济政策向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方向调整，而且推动中国向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转变。
然而，田群键并没有忽视这一政策为中国带来的制度性挑战。在广大农民为减免农业税拍手称庆的时候，中国的地方政府却因此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中央将教育 支出、卫生保健、计划生育、养老金等职责推给地方，但是地方却因为缺少了农业税的收入而阮囊羞涩，陷于财政窘境。这使得地方与中央开始了关于财政资源和职责分配的争论，也是田群键在文中提起的严肃挑战。

勿庸置疑，热忱而敬业的中国农村问题专家们将中国农业现代化视作一个光明但艰苦的事业。漫长的改革之路上，既要求宏观层面的社会、政治体制调整，也难免暴露出微观层面不如人意的现状和问题。建一方之言而抛砖引玉，或许，此书的要旨正是唤起人们对“三农”改革更多的重视与思考。

中国股市一旦崩盘，将发生什么？

【按：中国股市的全民狂躁，在狂热的推波助澜中，其实已经将中国股市震荡到了一个尴尬的窘境：股市再涨，最终将有可能跌得更惨；而如果刹车过猛，狂躁的股民又会将怨恨的矛头直指政府。面对这样的情势，中国政府会采取救市的措施吗？而一旦发生崩盘，政府和股民又将如何应对？对此，英国《金融时报》首席资深评论员、经济学家马丁·沃尔夫发表了自己对中国股市目前状况与未来趋势的看法。】

最近几个月以来，中国已经成为股票交易规模最大、炒股人口最多的国家。就在过去的几周，中国每天都有30万以上的普通居民进入股市，开设交易帐户；股票的帐户总数突破一亿。中国股市这种极度狂躁所堆积起来的泡沫，其根本原因是什么？
马丁·沃尔夫认为，在资本主义初级阶段，这种情形很正常。泡沫总是不停地出现，导致投机狂躁症。而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股市泡沫仍然存在。7年前的网络泡沫，即是一个例子。因此，泡沫总是资本主义的一部分，伴随的是集体性癫狂的发作。
同样，这也可能发生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在中国，资本主义完全是新生事物，人们很少有这方面的经验。对他们来说，机遇和风险都是新生事物，至少对中国目前的几代人都是这样。如果回顾一下过去三四百年出现的任何一个大泡沫，你就会发现，每个泡沫背后其实都有一些真实的东西，问题就是投机行为的最后失控。显然，中国现在就是这个状况。
对于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马丁·沃尔夫认为，那就是历史上中国人喜欢赌博。股市一直是种赌博形式，难怪有大量赌徒进入股市，因为看上去很容易就能赚大钱。但在中国，多数人都缺乏经验，股市就 更具有吸引力。而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人的投资机会太少。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他们可以将钱存入银行，但利息非常低；他们也可以买单元房，更幸运些，可以 买别墅。但是中国人可购买的其它资产不多，他们也不能轻易到海外投资。这又给了他们一个炒股的好理由。
现在，在中国经历的是种狂热，最后会崩溃，这是确定无疑的。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但人们不可能预知市场崩溃的时间，我们不知道它到底何时会发生，不知道崩溃的程度有多深，但很可能会非常深。很多人会赔钱，聪明点的人会提前离场，然后永远过着富足的生活。

中国的股民一直认为，中国政府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不会让股市下跌。有这种直接干预拯救股市的可能性吗？
马丁·沃尔夫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从历史上来看，任何政府都不会这样做的。中国政府这样做的可能性也非常小，但是，中国政府的不可预测性也许会有不一样的事情发生。如果中国的经济学家和央行官员提供的专业建议是救市，将是重大错误。散户投资者必须明白股市有涨也有跌，他们需要认识风险。
如果中国政府真的企图挽救散户投资者，就很有可能造成通胀。中国政府很富有，拥有很多资产。此外它还可以无限量地印制货币。因此，如果它真的想制造足够多的货币来支撑股市，从国民手里买下所有股票，它是完全可以做 到的。当然，几乎可以肯定，这种行为的代价将是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国政府还会因此失去对货币供给的控制。股市涨得越高，中国政府挽救散户投资者的成本 就会越高。

中国官方媒体近来又采取一个老的办法，就是发表社论，以图告诫与警醒狂热的股民。这种手段是否可以奏效？
马丁·沃尔夫认为，这个问题值得讨论。总体而言，中国是在政府的控制下向市场经济转型，因此中国仍被称作社会主义经济体。对央行一级的政府官员来说，提醒人们股市有风险、股市已偏离基本面、投资者可能亏很多钱，这种做法并非没有道理。在某种程度上，如果政府不发出这些警告， 那么如果出了问题，人们就会拼命埋怨政府。因此，如果一旦股市崩盘，他们就可以说，这是你自己的错，我们告诉过你，股市 风险很高。它确实风险很高。
即使这样的声音现在看来并不被狂热的股民所接纳，但还是有说出的必要。一个更有趣的问题是，他们是否应该采取政策行动。是否应该收紧货币政策？可目前的问题在于，只要中国维持现行的汇率政策，他们就不能轻易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而且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即便中国调高一点利率，如果人们预计股价一两天就会上涨10%的时候，也不会有什么效果。现在看来，没有什么常规政策手段可以阻止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的这种股市狂热。

面对这样一个大泡沫，如果中国股市崩盘，最糟糕的结果将会是什么样的？对中国经济基本面将产生如何的影响？对全球股市有否影响？
马丁·沃尔夫认为，对中国而言，令人震惊的是消费何等疲弱，而不是何等强劲。股市财富的增加并不是促使消费繁荣的直接原因。迄今为止，利用这种泡沫到外面大量购买昂贵东西的人仍然很少。如果事实如此，那么即使泡沫破裂，对消费产生的影响也不会有多大。因此，理智地看，这一切似乎表明，泡沫和股市是个很独立的现象。
中国经济不是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国股市不是由市场控制，实际上它也不是每个人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关于中国股市的真正问题之一，就是它们象征着什 么？它与西方的股市很不相同。我预计，股市崩盘对中国人的主要影响就是会让他们远离股票。在一段时间之内，要想说服他们购买股票很困难。当这种事情发生 时，对现有公司进一步实现大规模私有化，就会变得更为困难。
就长期而言，这是件好事。如果你假设中国当局的最终目标是将公司的所有权分散得更广的话，那么，股市崩盘可能就是一个不幸的副产品。
从国际角度讲，受传染的范围会很小，因为人人都能看到事情的进展。中国的影响力很大，但却不应有任何直接的“传染”。外国人并没有深度参与中国股市。同 时，中国人实际上只拥有很少量的外国股票。所以，假若中国股市崩盘，一天或一周后，这个地区或许还有点乱，世界上的其它地区，则一切照常运行。

中国股市一旦崩盘，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吗？
马丁·沃尔夫说，作为局外人，是很难评判此事的。曾经有很多事情认为可能在中国引发紧张。中国可能能导致社会不稳和群众抗议的事情有很多：如官员腐败、政府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为开发强占土地、社会不平等加深、公共服务的腐败（尤其是农村地区）等等。然而，中国仍然保持着稳定。
中国政府不会拯救股市。失望的人群会大量出现。他们最终会吞下苦果，重新回去工作。继续生活，将失败归因于经验。有些人会非常伤心，有些人可能会自杀。这些事情总会发生。

最后，马丁·沃尔夫认为，中国政府基本上是在通过股市向人民承诺繁荣。如果股市崩盘，人们会认为是政府骗了他们，可能会出现那种后果。但也可能出现另一种可能，那就是 政府会走向一个更加反市场的方向。这可能应证了中国政府和党内一些人的看法，也就是他们认为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的速度太快了。对这种观点，他还是有些认同 的。
很可能会引发一些针对市场的抗议，尤其是金融市场，就像上世纪30年代美国股市崩盘后所发生的情形。这是非常不幸的。因为马丁·沃尔夫认为，在前途无量的中国，存在的一个事实是：中国的金融市场过于薄弱，相对于针对政府的抗议而言，这个问题可能是更大、更直接的政治威胁。

猪肉涨价，谁来为农民说话？

对于长期习惯于低价猪肉的中国城市居民来说，近期以来不断上涨的猪肉价格就像同期股票市场的涨落一样深深牵动了他们的神经。他们的种种焦虑以及国家拟定或已经采取的一些宏观调控措施不断见诸报端，但农民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则鲜有回答。沉默就代表他们没有想法和意见吗？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增长的不平衡

农副产品能够一直保持低价格当然对城市居民来说是件好事情，然而，对于部分农副产品价格有所上涨也应理性看待，对于占据着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阶层的利益得失也不能置之不顾。

中国城市居民所享受的包括猪肉在内的低廉农产品价格是以大量农民的利益损失为前提的。简单来算一笔账，有心的人都会记得，1990年时，一公斤猪肉价格合人民币10元左右，而到2007年年初的时候，一公斤猪肉也就卖到人民币14元多一点。漫长的17年间，每公斤猪肉价格只上涨了区区4元多钱。也就是说， 农民卖猪肉所得与17年前相比只提高了40%左右。而其间中国的物价指数上涨和人均收入特别是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上涨又是多少呢?《2005年中国统计年 鉴》中的数据显示，如果将1985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定为100，那么，1990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165.2，而2007年则为347.7，17年间上涨了一倍还不止。而1990年农民家庭人均收入为686.3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为1510.2元，后者是前者的2.2倍。但到2004年，农民家庭人均收入上升到2936.4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则上升到9421.6元，后者已为前者的3.2倍。

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为什么会越拉越大?猪肉价格17年间只上涨40%，而同期物价指数却上涨100%还不止，虽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却道出了一些实质。农产品价格涨价幅度小于其他物品，是农民收入上涨速度难以跟上城镇居民的一个重要成因。

一时之间的农民利益受损或被忽视，似乎还不是特别严重的事情。而且，由于处于弱势地位，他们不像近些年来兴起的房地产等利益集团那样可以组织起来诉求自己的利益。

农民阶层实际上还是被忽视的群体

农民阶层在自身的利益损失面前很难有效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种“沉默”使这一群体的痛苦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

在人们动辄把公民权利放在嘴边的时候，农民这一中国数量最大的群体更不能被忽略。农民的公民权利不仅在于他们从农村来到城市成为农民工后应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更在于那些仍在乡间，在为这个国家生产粮食、鱼肉和其他农副产品的群体，他们合理而必要的物质利益是否得到保障。就此次猪肉涨价事件而言，国家商务部门曾明确表示，若价格进一步上涨，将动用储备肉进行联合干预。
根据农业部最近的统计数据，生猪价格从三月到四月上涨71.3%，猪肉价格攀升29.3%。跟随生猪价格的猪肉价格在五月更高，使购买者恐慌。进入5月以来，猪肉价格暴涨刺激中国上下的敏感神经，有关部门应声而动，或出面安抚市场情绪，或出台措施平抑猪价。面对这样的政策，饲养户抱怨说，猪肉紧俏、价格上涨了，国家就采取措施干预，但猪肉贱卖，他们赔钱时却没有人管。

《瞭望》新闻周刊就指出，中国政府容易重视消费市场的反映，忽略生产环节的呼声；市场不会因价格低廉激起微澜，却能对价格上涨产生强烈波动；消费者只能感知上涨的苦楚，却难以体会下跌的实惠；农民承受下跌的亏损，难以享受上涨的红利。事实上，2006年上半年，生猪市场价格持续低迷，5月生猪价格跌入最低谷，为5.96元/公斤，养猪业处于亏损状态。在那样的时候，有多少人会想到养猪人的利益！？

当然，猪肉价格上涨会造成城市一些低收入者多支付生活成本，而化解之，不是简单地把肉价降下来，而更需要城市政府对这些低收入者进行适当的补贴，同时必须保证农民获得实惠，不能让实惠全分流至其他环节，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不能忘记了农民。观察中国养猪大省江西就不难发现，这次肉价暴涨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有关方面对2006年肉价暴跌的漠视。暴涨则是对被疫病打垮的养猪业扶持不够的“后遗症”，是对暴跌的一种市场自然的报复。

"反右运动"50周年：不应回避的纪念

【按：自1957年5月《人民日报》刊载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整风反右运动，到今天反右运动过去已是整整50年。虽然在1978年，中共批准发布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为被打成的所谓“右派分子”平反。但对于反右运动的彻底总结与论述，在大陆却一直讳莫如深。然而，民间却不时有要求彻底否定“反右运动”并为右派平反和赔偿的呼声。值此反右运动50周年之际，未尝不是一个良好深刻反思的时机。】

反右运动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中共党外人士“鸣放”，鼓励群众给中共提意见，帮助中共整风。
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各界人士，于是纷纷向中共表达意见和建议，官方报刊和电台也发表了部分批评意见。一时间，中共勇于面对批评的精神令知识分子备受鼓舞和敬佩。给中共提意见的“大鸣大放”进行了一个多月后，一些民主派人士大胆提出反对一党专制等言论，这些建议越过了中共能够容忍的底线。中共开始策划打击给中共提意见的知识分子。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宣称“少数的右派分子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企图乘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这篇社论和中共中央的指示拉开了反右的序幕。
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由毛泽东亲自执笔的社论——《文汇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社论不仅批判当时由民主党派主办的上海《文汇报》和《光明日报》，更宣布要清算参加“大鸣大放”的知识分子，社论提出了著名的“阳谋”论：“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标准名目繁多，其中包括：反对对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攻击中共的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反对中共领导经济和文化事务；污蔑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等等。简单地说，只要反对中共的政策就是“右派”。
对于“反右运动”的解释，官方新华网的“反右派斗争”条目注解是：反右派斗争是从1957年6月8日起，中国共产党发动并领导的一场全国范围的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攻的政治斗争。不过，官方的解释里强调的一点是，“确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而“反右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澄清大是大非，稳定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官方也坦诚总结“反右运动”的错误在于，“中央对国内政治形势作出了不切实际的估计，又采取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错误方法，不适当地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持续近一年时间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把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等错划为“右派分子”，为数达55万人，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并使党内的“左”倾错误和骄傲情绪明显地发展起来。”
1979年9月，“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中共中央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全面复查，把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志的错误结论改正过来，到1981年底基本完成这项工作。

官方“右派”言论管制与民间否定“反右”的诉求
事实上，1978年中共为“右派”平反时，活着的“右派分子”仅有10多万人。而曾担任交通部长的章伯钧、森林工业部部长的罗隆基等近百名“右派”至今未被平反。
据官方统计，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中国共抓出55万名“右派分子”。这些“右派分子”依次受到劳动教养、监督劳动、留用察看、撤职、降职降级等处分，许多人被发配边疆进行“劳动改造”。外界有另外一种说法，称实际上的数字远远不止55万，而是3178470人，还有1437562人被划为“中右”。但此说法暂时并不能得到证实。
虽然过去已经50年，但中共官方并未放开对于“反右运动”的言论。按照中宣部的指示，其中提到：“反右题材要淡化，原则上不要说。要坚持‘反右是必要的，但是被严重的扩大化’的宣传口径。与此相关的，是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提法也要慎重。”
这一点反映在出版界尤其明显。2006年，根据这个指示，多部新出版的书籍遭遇查禁的命运，包括章诒和（章伯钧之女）的《伶人往事》。与此书同时遭禁的还有其他七本。此事件一时在坊间引起极大反响，抗议之声是主流。然而，就在官方试图淡化“反右”记忆的同时，民间却不断出现相反的努力。
今年“两会”期间，61名当年被打成“右派”的幸存者联署了《为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公开要求平反和赔偿。联署者最年轻的69岁，最年长的已经87岁。公开信说：“1989年以来，有关主管部门却非法管制言论，不准人们谈论反右等错误的政治运动，不准人们进行反思，以求得所谓的稳定。我们不能再用那种使全民族都得健忘症的愚民政策，继续麻痹我们的创造活力了。”公开信提出三点要求：开放言禁、宣布“反右”运动是完全违反宪法的错误政治运动、赔偿受害者。

这是三年内民间第二次大规模要求彻底否定“反右运动”的行动。一群反右受害者及家属子女在2005年也发布公开信并征集支持者签名，呼吁中共平反并补偿受害者物质和精神损失。至今已经有1212人联署，包括章诒和在内的海内外120个人和团体签名支持。

少数媒体及言论反思

大陆著名媒体杂志《南风窗》杂志今年3月发表文章说：“在英文中，right（右）至少具有‘权利’这一含义，应该说，一个公民无论是信奉左派还是右派，抑或中间派，这都 是个体可以自由选择的权利。在此意义上，我们说，反右斗争所反对的正是公民自由思考的权利。或者说，反右（right）就是反权利（right）。”

1957 年被划为右派，1979 年改正后曾任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室副主任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干事长的杜光则表示，右派在问题改正后20多年才提出索偿要求，是因为权利意识的觉醒需要一个过程。他说，反右运动50周年为中共提供反思历史的大好机会，希望官方民间都能有所行动，采取适当措施，深刻反思导致运动的制度根源。

当年的“头号大右派”章伯钧之女章诒和认为，对于“右派”的本质，是“中国社会第一次以群体性力量，对二十世纪大陆全面复辟封建主义的抗衡”。她说：“因为我们建立的是共和国，但是搞了7年才发现，封建专制来了。所以它是对于一个以共和国名义进行封建专制复辟的抗衡。这个受害者是个群体性力量。”章诒和表示，目前社会的各种矛盾都是表象，它们真正反映的是背后的官民矛盾。

北京分析人士认为，平反的急迫性在于制止政权合法性的流失。当年反右运动的一些主要领导人早已逝世，现在彻底否定反右运动，其实已经没有了任何政治障碍，更不会引起政治动荡，因为反右运动在人民的心中早已“臭”了。平反右派、给予赔偿，只会重整政府的合法性，何乐而不为呢？

当然我们也能看到，上世纪50年代，视为中共的黄金时代。由此彻底否定“反右运动”，无疑于彻底否定自己。然而，作为一个日渐崛起的超级大国，更应该具有宽广的胸襟与胆识；况且在目前执政者所倡导的“公平正义”的社会目标下，消除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也是“和谐社会”的要求。按照大陆学者傅国涌的说法，中共的“反右运动”是一道沉重的伤疤，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已发表于某内参）

互联网政治：民主政治新渠道

【按：自湖南去年倡导实施“网络新政”以来，中共大陆开始日益关注互联网。中共中央党校在其主办的《学习时报》日前发表文章，要把“网络政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形式，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文章同时呼吁官员要透过互联网与民众公开互动。】

湖南网络民主新政
2006年，湖南的政府官员们在省委书记张春贤的要求下，纷纷出现在互联网上。按照要求，他们要向广大网民解释湖南将如何消化、吸纳来自全球的11000多条有关“湖南发展”的“好主意”。香港《凤凰周刊》曾对此进行了专题报道，一时之间，湖南的网络政治成为中共的一个新典范。
这11000多条“好主意”，指的是湖南省委于2006年8月8日在互联网上启动的为期3个月的献计献策活动，呼吁“在湖南的湖南人，在外地的湖南人，在湖南的外地人，以及所有关心湖南发展的人们”针对湖南的发展问题献策后，征集到各种意见的回馈，而其中有5500份来自互联网。
2006年11月，湖南省委将具有代表性的119条建议和领导人批示结集出版《献策湖南》一书，由省委书记张春贤、省长周强分别作序。此书分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5大板块，共计30多万字，赶在湖南省9次党代会召开之际发到各党代表手中，并发给省直单位和各州市、县（市）区领导参阅。

互联网政治影响力日益彰显
互联网是信息时代的主要标志；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深刻改变了政治生态环境，为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式和渠道。湖南省委通过网络征集民意的创举，从一方面来说，肯定是增强了党政机关的决策效率，民众所提交的建议能及时迅速的进入有关部门的决策视野。
《学习时报》这篇名为《官员要适应“网络政治”的发展》的文章表示，人们将民众通过网络参政议政、政要通过网络与民众互动的现象，称之为“网络政治”。保守估计，中国的上网人数已经超过一亿，而且还在迅速增加；中国网民通过网络参政议政，日趋活跃。
在中国，网络政治还是新事物，对官员来说也是一种挑战，中共中央对此极为重视。据说，今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曾就互联网与文化建设问题举行专题学习，期间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提出，各级官员要重视学习互联网知识，提高领导水平和驾驭能力。
一个典型的事例，今年中国全国人大及政协两会举行期间，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开设了一个叫做“我有问题问总理”的节目，几天内就吸引了十二万网民提问、建言。此外，两会期 间，网民通过网络提出的问题有几十万条。对此，文章形容互联网为“民意直达高层直通车”，又说这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新景象。
文章也呼吁中共官员要主动顺应互联网这个历史潮流，要把“网络政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形式，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宣部刊物赞电子民主
隶属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半月谈》日前发表文章，赞扬官员开博彰显“电子民主”。文章引述学者的话说，官员开博倾听民意，与民交流，从“听领导说”走向“听百姓说”，这一态度转变，本身就体现出官员“公仆意识”的增强，可谓是一种民主新气象。
文章开篇介绍了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的开博经历。广东省第十次党代会召开之际，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在他的私人博客“医 生哥波子”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如何打造一个诚实的政府》。两天后，这篇文章被挂上了人民网强国博客的头条，引来了更广泛的关注。作为一名政府官员，廖新波曾在博客上直陈自己对医疗制度改革与上级相悖的观点，让很多人感到惊异。今年4月12日，“搜药网”首席执行 官郭亚洲在自己的博客上发文，毫不掩饰他对廖新波这样“出位”官员前途的担忧，但在结尾处，他写道：“一个政府能够容纳他这样的一位官员，则显示出政府的 开放与民主。因此，我们都无须庸人自扰了。”

事实上，现在官员“开博”的越来越多。如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张新实、黑龙 江省齐齐哈尔市副市长王树清、江苏省苏州市副市长朱永新、山西省吕梁市副市长成锡锋、辽宁省沈阳市环保局局长李超、河南省郑州市物价局局长陈军安等不少政 府官员都加入了“开博”行列。

网络是一种互动性最强、也最难掌控的媒体。可以说，“草根”和“民本”是这个网络时代的两大精神原则。因此，政府的声音、官员的声音，在网络上总是稍显微弱。“开博”可算是政府官员主动出击，争取占领网络正面舆论阵地、树立官员良好形象的一种有益尝试。

官员须正视互联网舆论力量
今年1月23日中央政治局的专题学习内容，就是世界网络技术发展和中国网络文化建设的若干问题。胡锦涛提出，各级官员要重视学习网络知识，提高领导水 平和驾驭能力，努力开创中国网络文化建设的新局面。作为官员，要勇于接受网络的挑战，从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目标的高度，因势利导地推进网络政治的健康发 展。

现在，绝大多数官员有了利用网络的主客观条件。问题仅仅在于，如何提高利用网络的自觉性，如何提高驾驭能力。适应网络政治，要有新的思维，要创新工作模 式。最重要的，是要敢于增加透明度，直面群众。网络政治的特点之一，是民众与官员直接公开地互动。有些官员不习惯于面对面地同公众讨论问题，这是民主意识 不强的表现。

当然，我们也要强调，应当理性对待互联网政治。 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在发展互联网政治的同时，如何更好引导，加强管理，防止不良信息的传播，防止不文明行为的消极影响，尤其是如何防范敌对势力利用互联 网进行破坏，这都是摆在面前的课题。这也是公众与领导者、管理者的共同课题。

专家指出，网上舆论有着无可比拟的多变性和复杂性，而网络作为一种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一样，需要达到一种平衡。在这个空间里，如果只有“民声”而没有 “官声”，显然是一种失衡的状态。官员应该勇敢面对、主动引导，让民众了解自己工作中遇到的矛盾和困难，争取民众的支持或体谅。

成渝夺魁：新特区尘埃落定

【按：国家发改委6月7日下发“发改经体[2007]1248号”文件，明确“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这是继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新区之后，中共正式批准设立的第三个“新特区”。在发布通知之前，各省区围绕新特区的争夺战曾经非常激烈，广州、武汉、沈阳、成都等多个城市都提出了申请。至此，中国第三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争夺正式告一段落。】

成都重庆获准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
发改委的通知要求，重庆市和成都市要从两市实际出发，根据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的要求，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并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大 胆创新，尽快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两市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也为推动全国深化改革、实现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
根据成都市政府秘书长、市政府新闻发言人毛志雄的发言所述，此次设立成都市配套改革试验区，根本目的在于逐步建立较为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形成强化经济发展动力、缩小城乡区域差距、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确保资源环境永续利用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论架构、政策设计、体制改革及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综合模式，走出一条适合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道路。而成都市为此也是早就有所准备的，毛志雄说，从2003年开始，成都市实施了以推进城乡一体化为核心、以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为保障的城乡统筹、“四位一体”科学发展总体战略，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开创了城乡同发展共繁荣的可喜局面。

推动中西部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
我们可以看出，中共国务院批准在成渝两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国家推动中西部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至此，国内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已有3＋2格局，“3”是指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和深圳特区；“2”是指成都、重庆两个“国家城乡统筹发展综合改革试验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广东深圳、上海浦东、天津滨海三大经济改革试验区都在东部沿海地区，以此带动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中西部地区是中国相对不发达地 区，在中西部选择具有重大影响和带动作用的特大中心城市设立国家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对重大政策措施先行试点，突显了中共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快 中西部发展、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决心。
重庆作为中国西部唯一直辖市，也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最突出的特大城市，典型的大城市带大农村。中央已经确定了重庆成为中国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城乡统筹的直辖市的目标，因此重庆获得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显得顺理成章。
成都市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做法，让老百姓得到了实惠。这次在成都市设置试验区，就是对该市统筹城乡发展实践的高度肯定。在内外需失衡，消费投资失衡的情况下，中西部地区应该走一条新的发展路径。重庆和成都都是西部大开发的龙头，中央选择此地既考虑了城域开发因素，也是因为此地域极具城乡协调改革的典型性。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表示，重庆和成都是西部地区最大的两座中心城市，条件要比其它地方好一些，“有条件搞，不去搞，是保守；没有条件硬去搞，那是拔苗助长”。
另外重要的一点是，从2006年中共提出“建设新农村”以来，在农村的体制改革，特别是城乡统筹的综合配套方面，政策是缺失的空白。所以此次确定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也暗示着在新农村建设中，中共将又单纯的政策优惠，转向更加深入的配套改革阶段，也就意味这，新农村建设进入“深水区”。

城乡统筹新特区的历史使命
涉入“深水区”，也就必然触及到更多改革的焦点和难点，成渝新特区也必将面临一系列复杂的问题。此次设立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成都、重庆的关键在于城乡一体化统筹发展。中国的经济改革涉入三农这一核心领域。此前两年，成都已经进行了 城乡一体化改革的试点，中心城区农业人口全部登记为居民户口，新市民除享受城市居民待遇外，现行政策条件下作为农民身份的土地收益权、集体经济分配权保持 不变。但是，作为农业人口占大部分的经济发展区块，带动当地农村经济发展任务十分沉重。
成渝新特区与其他特区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要走出一条适合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道路也是任重而道远。以农村作为新一轮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地带，发展占人口绝大部分比重的农民的消费能力，中国的内需经济模式才有形成的可能。否则，所谓经济结构的转变不过是纸上谈兵。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中国城乡统筹比较成功的区域，是中国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如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其发展模式是由本地民间市场经济发轫，富民之后实现 财富自由流动，城市群自然形成，通过商业之手联贯市场，而后由政府出面进行城乡一体化，成本小而收效大。在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事实上已不存在严格的城乡 区隔，近日泛珠三角九省区与港、澳在长沙达成共识，决心进一步加强相互间的金融联系，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促进资本携带产业、技术和人力等资源在区域内自 由流动。这是区域经济自治与市场政府携手的又一案例。
有关方面也已经认识到行政之手高高在上地用大笔资金推动城乡一体化很难收整体发展、和谐发展之效，由政府推动、地方参与、调动地方经济的内生力量，毫无疑问就成为下一轮变革的主导路径。 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城乡一体化，既牵涉到发展方式的争论，也事关市场化的根本理念。通过中央政府将权力让渡给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主导政策制 定，制定出适合当地经济发展需要的政策，以一个发展的环境吸引东部地区的企业和资金，与当地的劳动力优势相结合，是破解经济僵硬的大一统格局的试探性步 骤。
中国东部地区城镇化大举推进的时候，温州等地的资金向山西、西部等地区的流动，说明市场已经拥有了内生性的资金流动需求。政府所要做的是顺势而为，推动这一市场进程，而不是通过全局性的二次分配，将资金直接用于西部进行低效率的配置。
此次再设特区是让市场与地方政府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只有用市场资金配置使财产增值，才能实现农民保障与农村人口的充分就业。城乡一体 化并非剥夺农民的土地，驱赶农民入城成为城市平民，特区之特不是由中央财政进行拨付建立国有制的大项目，顺市场之势而为，特区才能在经济规律的意义上、在 基层民主等社会意义上获得成功。

突破瓶颈深化改革
针对成渝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我们期待其在三个方面有所突破：
一是城乡统筹和新农村建设中的公平关系。未来的改革不能割裂的对待城市或者农村，必须通过各项政策的进一步精细化，加大对城镇低收入居民的补贴或资助力度，有效地调控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二是城乡统筹中的土地关系。究竟如何处理城市发展和新农村建设中的土地关系，是统筹城乡发展需要解决的一道难题，也是不能回避的问题。三是村级组织中的经济功能与行政功能的关系。长期以来的实践证明，集行政职能与经济实体于一身的组织必然会出现一些矛盾，因此，如何在法律的框架内对农村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同时又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重要命题。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教授孙久文日前分析表示，新特区也将在一些层面上担当起深化改革的实验田角色。所有制的改革：进一步提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层次，形成自主创新的微观体制基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统一、协调、精简、高效、廉洁的管理体制。城乡管理制度改革：加快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管理体系等方面的城乡一体化步伐。市场体系建设：加快培育要素市场，加快建立有利于增强国际竞争优势和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制度环境。社会事业改革：大力发展现代公共服务事业，健全有利于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体制机制。
多年从事成渝经济区研究的重庆工商大学副校长廖元和说，如果问重庆和成都成为“新特区”到底有什么好处，答案是：“不设框框任你闯。”他认为，成为“新特区”后，中央会给重庆市和成都市某些优惠政策，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中国国家发改委的态度非常明确：综改试点要实现地方自主改革，不给具体优惠政策。四川省社科院学术顾问、研究员林凌也表示：“作为试验区，中央就是要让你大胆去闯、大胆去试。”

目前成渝“新区”尚没有获得足够明晰的优惠政策。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杨伟民说，有关试点的政策还没有定下来，有关部门和四川省、成都市及重庆市政府相关人员将在下月汇聚北京，研究方案，以等待通过国务院的最终审批。成渝新特区，无疑是未来中国大陆最值得瞩目的一个亮点地区。

潜水深流下的大陆博彩业

【按：在中国官方的定义中，博彩仍然属于非法行为，但福利和体育部门很早即已获准经营彩票，并在近年来利用外国技术和投资，在传统的数字游戏外，推出了大量新的博彩方式。大陆的目的是，希望以此将彩民从地下赌场或海外赌场引开（注），并为一些社会项目筹措资金。】

外资悄然涉入大陆博彩业

在中国的南海边，国际投资者正将大量资金投向澳门的大型赌场；然而，与此相比，中国内地博彩业的扩张速度至少不会逊色。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彩票业专家李刚表示：“政府的基本立场是，不允许外资企业直接经营彩票业务，但事实上，该领域正在悄悄开放。”“获准开设的彩票种类也是如此。按照官方的说法，彩票游戏与赌博不同，但事实上，它们之间往往没有明显的区别。”

过去10年中，彩票销售额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37%，在去年达到105亿美元。面对中国大陆这个无比巨大的市场，国际企业正在争相出售技术或担任分销商，其回报通常是从销售额中分得一部分。据外界报道，今年，Ladbrokes、国际游戏科技公司(International Game Technology)以及Scientific Games均已宣布建立中国彩票业务，但它们与许多不甚知名的企业一样，根本无法确定能否获利。

澳 大利亚博彩企业Tabcorp的报告显示，2006年下半年，该公司的中国业务亏损了270万澳元。这项业务是Tabcorp与香港华彩控股(China LotSynergy)成立的一家合资企业，在中国各地推出一种被称为基诺(KENO)的游戏，与宾果(bingo)游戏类似。原定于去年在福利彩票系统下建立基诺网络，但现在计划于今年晚些时候推出，在咖啡厅、卡拉OK厅和餐厅安放电子终端。

美国最大的游戏机企业——国际游戏科技公司也与华彩控股关系密切。该公司上周宣布，将投资1.03亿美元收购华彩控股11.8%的股份。国际游戏科技公司将向华彩控股旗下的一家公司提供资金。这家企业为福利彩票提供视频彩票终端(video lottery terminals)。这种终端操作起来像是吃角子老虎机，但通过网络服务器运行。华彩控股行政总裁孔祥达表示，中国现在有530个彩票大厅，摆放着大约1.4万台视频彩票终端，是澳门吃角子老虎机数量的2倍。新一代的视频彩票终端将于未来几个月内推出，而孔祥达表示，该网络最终将包含150万台终端。

同时，英国博彩公司Ladbrokes已与华彩控股前任行政总裁孙豪(John Sun)经营的亚博科技(AGTech Holdings)合作，为体育彩票提供新的电子游戏。首批游戏将是足球比赛和赛车等虚拟体育赛事。这些比赛将在彩票大厅和其它场所的大屏幕上播出。参与者将能用借记卡，从装备无线终端的流动销售人员那里购票。从去年开始，Ladbrokes已经与北京及其它两个地方的体育彩票部门合作，建立了中国首批博彩商店，目前，这种商店超过400家。

Scientific Games是美国最大的彩票公司之一，近年来，该公司一直在中国担任顾问和供应商。该公司上周宣布，在山东成立一家提供新型即开型彩票的合资公司。

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世界博彩业的巨头们，都在力争分取中国大陆日益开放的博彩市场的一杯羹。

充满不确定性的大陆博彩业

中国博彩业的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而且曾出现过严重政策逆转。《彩票法》有望建立清晰的监管基础，但这部法律讨论了十余年仍未颁布。监管不确定性仍然普遍存在，而中国不同地区也执行着不同的政策。目前这样的情况，对于行业的进入来说是充满危险性的；但对于以冒险为乐趣、以小博大的职业博彩业企业来说，却又是最具有吸引力的。

例如，对销售彩票的网站而言，尽管一些网站得到了当地彩票运营商的支持，但它们的法律地位并不清晰。第一视频(VODOne)董事局主席张力军表示，该公司最近成为首家正式获准在网上销售福利彩票的企业，但他警告称，该行业正面临一次清理。第一视频是在香港上市的网络视频企业。

行业参与者可能失去的不仅是股份。在伦敦上市的Betex参与了中国数个地区的体育彩票，但在上个月，该公司的两名高级职员在北京被警方拘留。警方还在寻找该公司的另一名雇员。目前尚不清楚这起案件的情况，但Betex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涉嫌违法的行为与这些职员的个人行为有关。”此事件造成该公司的股票在伦敦另项投资市场已停牌3周。

职权滥用与政策尴尬

福 利及体育彩票机构手中的权力，则是另一个风险来源。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在最近的一份分析报告中指出，福利彩票官员糟糕的选址决策，令华彩控股的视频彩票终端企业严重受损。德意志银行表示：“华彩控股无法直接插手店 面部署计划，因为它只是一家设备供应商。”

事实上，中国政府在博彩的性质问题上依然存在严重分歧。在1949年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将博彩视为一种社会毒害因素，对此进行查禁。最近有消息称，中国共青团计划参与成立一家网络扑克公司，令该行业燃起有关博彩敏感性正在消退的希望。但是，当这件事披露之后，共青团官员仍然显得极为尴尬。

李刚等批评人士表示，引入新型彩票，将更多博彩手段合法化，实质上促进了地下赌博业的发展。中国国有媒体报道，中国2006年的彩票销售总额达820亿元人民币，但远远低于地下赌博收入。估计地下赌博收入超过7000亿元人民币。但是，即便是李刚也表示，彩票在弥补国家社保基金短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意味着这个行业不会倒退。事实上，彩票发行机构不希望自己被视为搜刮穷人的部门，因此，它们对外国技术供应商和分销商的需求可能增加。

亚博科技董事局主席孙豪表示，彩票部门希望借助先进的电子显示器，引入扑克和欧洲足球等游戏，以此吸引中国新富人群的娱乐消费。孙豪表示：“使用视频彩票终端的人，多数是中产阶层及上层人士。”他补充道，当局的目标是对财富进行再分配。“税收不受欢迎。而彩票是个征税捷径。”

而众所周知的是，大陆博彩业亦是一个滋生腐败温床的地方，彩票舞弊案时有发生。一些官员利用手中的职权，及政策法规等的漏洞，在缺少监管的情况下，为所欲为。而情势极为严峻的地下六合彩等赌博方式对大陆民间资金的抽取转移，采取扩大与规范化经营博彩业，亦是官方的一个明确指导。与其禁而不止，不如疏而导之。更何况，大陆庞大的社会性项目开支，日益依靠博彩业的资金支持。

“豪华衙门”整治风暴

【按：一面是要“三个代表”，“和谐社会”，一面却是将纳税人的钱大肆挥霍，兴建豪华机关楼堂馆所，甚至不惜攀比，甚至为当权者造神像立牌位歌功颂德。如此荒诞而张狂的事件，如今在大陆却是屡见不鲜。事实上，各级地方的铺张浪费，早已经令人发指。中共高层目前也对此表示震怒，力主严厉清查、严厉惩处。】

七部委通报四起“豪华衙门”案，28名官员问责
中央纪委、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监察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审计署等七部委6月1日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四起违规修建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典型案件，共有28名责任人党纪政纪处分。
河南省濮阳县违规修建办公楼及官员住宅楼案。河南省濮阳县系省级贫困县。自2001年4月以来，濮阳县县委、县政府带头违规修建办公楼，致使有一些县直 部门违规修建办公楼和一些领导官员相互攀比、擅自改变土地用途修建豪华住宅楼。2007年4月，河南省委、省政府决定给予18名责任人党纪政纪处分。
山西省粮食局违规修建培训中心及“粮神殿”案。山西省粮食局在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山西省永济县五老峰以修建粮食系统“培训中心”为名，挪用国家粮食储 备库资金修建用于旅游接待的“云峰阁”宾馆。该工程2001年9月开工，2003年9月竣工，工程造价690万元。2007年4月，山西省委、省政府决定 免去高志信山西省粮食局党组书记、局长职务，并对高志信的其他问题予以立案调查。
甘肃省兰州市财政局违规修建综合办公楼案。甘肃省兰州市财政局综合办公楼地处繁华商业中心，由办公楼和住宅楼两部分组成，建筑面积42871平方米，其 中办公楼建筑面积15539平方米，住宅楼面积为27332平方米，工程造价12845万元。2007年5月，甘肃省委决定给予当时分管财政的副市长陈冬芝党内警告处分。兰州市委、市政府决定给予兰州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增玉撤销党内职务和行 政撤职处分，并调离市财政局；给予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胡德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市国土资源局原副局长孙敏毓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市财政局分管基建工 作的副局长赵兰生党内警告和行政记过处分。兰州市政府已决定将市财政局综合办公楼收回。
山西忻州煤矿安全监察局违规修建办公楼案。山西忻州煤矿安全监察局下设两个科室，现有编制内人员10人、临时聘用工勤人员10人。2004年5月，忻 州煤监局委托山西太忻公司为该局建造办公用房，建筑面积2557平方米，工程预算549万元。2006年5月底忻州煤监局搬入该楼办公。2007年3月，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决定：给予忻州煤监局原局长李建国党内严重警告和行政撤职处分，给予忻州煤监局原党总支书记贾世英撤销党内职务处分，给 予忻州煤监局原副局长智毅党内警告和行政降级处分；给予山西省煤矿安全监察局党组书记、局长巩安库行政记过处分。山西省煤矿安全监察局、忻州煤监局决定将 向国有煤矿企业筹借的209万元基建款和接受4家国有煤矿资助的38万元购车款全部归还给有关企业；责令忻州煤监局搬出该办公楼，并对该办公楼予以拍卖； 对超编制配备的4辆小汽车予以拍卖。

机关俨然“天安门”，高层点名批评
中纪委副书记刘锡荣指出，中国有的办公楼极为豪华，俨然小“天安门”。他还透露，胡锦涛和温家宝极为关注盲目攀比争建豪华办公楼的现象，当日通报的四起案件均由胡锦涛亲自点名批评。
中纪委副书记干以胜指出，中央近年控制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要求明确，各地和各部门的贯彻曾有一定实效，但违规兴建豪华办公楼风气又有抬头之势，且越 演越烈。如山西忻州煤矿安全监察局编制内人员只有10人，但办公用房却达2,557平方米，人均255平方米，严重超标；且该局修建办公楼时还向被监管的 国有煤矿企业“借款”209万元。重庆市万州区天城交通局仅有12名在职职工，竟建面积近万平方米的豪华办公楼2栋，人均600平方米。
刘锡荣指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监督检查，加大对违规违纪问题的查处力度。对顶风违纪的，要按照规定从严处理。对问题严重、性质恶劣、影 响很坏的，特别是违反政策规定加重群众负担的，不仅要依纪依法处理直接责任人，还要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严肃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
据悉，清理政府部门豪华楼堂馆所已被中纪委、监察部确定为2007年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央要求，此次清理工作采取自查与复查相结合的方式。统一部署后，各 地和各部门在6月20日前上报自查和清查工作报告，七部委将根据“归口管理”原则，将报告转送国务院相关部门，并适时进行抽查，最后形成总的清查报告，报 中央和国务院。

豪华楼馆，腐败温床
有关反腐专家表示，目前在不少地方、部门和单位，讲排场、比阔气，花钱大手大脚，奢侈之风盛行，民众反应强烈。而豪华培训中心和豪华办公楼“遍地开花”。据统计，目前中国尚未进入商业酒店序列的各级党政机关和大型国企的培训中心至少一万家。

与此同时，利用各级财政资金所办的机关事业宾馆亏损浪费严重，有的常年空荡荡，有的年正常经营时间不足六个月。培训中心的功能也已发生严重异化，变相成为相关部门和机关的创收工具、“权力寻租”的黑洞和滋生经济犯罪的“温床”。

例如，山西省粮食局挪用国家粮食储备库资金修建用于旅游接待的“云峰阁”宾馆。并在宾馆附近修建“粮神殿”，在殿中为个人歌功颂德、树碑立传，并将各省（区、市）粮食部门负责人的题词刻在石碑或牌位上，与神像一并供奉。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以建“培训中心”为名，修建主要用于旅游接待活动的宾馆。二是违反审批程序，未经批准擅自开工建设。三是违反招投标规定，建设工程没 有进行公开招标。四是违规筹集建设资金，挪用国家粮食储备库专项资金150万元，并组织下属国有粮食企业出资540万元。五是浪费严重。由于季节原因， “培训中心”每年仅能营业6个月，亏损严重。六是大搞封建迷信活动，在宾馆附近修建“粮神殿”，为个人树碑立传。

对整治风暴的思考与期待
早在今年“两会”时，就传出中央将严刹“豪华衙门”风的消息，而不到短短三个月的时间，消息就已变成现实。这样的高效率一方面表明中共整肃吏治，严控行政成本的决心；另一方面，也反应出当前大陆党政机关奢华风气的严重性。
透过七部委联合通报此次案件，这样的阵容不可谓不强大，从此次专项治理的力度来看，主要有几个特点，一是查处范围广，有基层科级、县处级干部，还有像兰州市副市长、山西省粮食 局长这样的厅局级高干；二是纪律处分的力度大，有警告、记过、降级、降职，更有免职、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直至继续立案查处；三是对违规标的物的处理彻底，有责令归还、勒令收回，更有没收、拍卖、抵偿拖欠工程款等。
但是，还要看到一点，希望此次整治风暴不是简单的运动式的治理，而应该是长期而严肃的政策。要看到的是，当下，“豪华衙门”几乎遍布各级地方政府，显然还有着更多典型案件有待挖掘，何况那些被新闻媒体和网路曝光的“豪华衙门”，下至小小村委会，上至第一区政 府，至今还毫发无损。相信随着各地查处进度的深入，那一栋栋高大耸立、气势磅礴，曾给官员带来无限荣光的“豪华衙门”，将可能变成他们的梦魇。比如，前不久曝光的深圳市宝安区公路局“豪华门”事件。
虽然中共高层对于此次剎违规建设楼堂馆所清查工作提出了具体的三方面入手要求，但是，我们有理由给与更高的期望。
一是要向错误的观念层面展开。众多干部将经营公产营利的错误行为视为理所当然的正常现象，充分反映出这一做法的普遍和长期性。像宝安公路局一样，振振有词地宣称，楼堂馆所虽是花费巨资修建，但是用来出租经营，所得收入用作 单位开支和集体福利，难道也算是奢侈腐化的违规违纪行为？ 事实上，这一做法的危害性，相较于自建自用“豪华衙门”的奢靡之风，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它挪用了纳税人钱财，助长了部门和官员腐败，扰乱了经济秩 序，更形成了顽固对抗公共利益的部门利益集团。
二是逐步延伸到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考察中共大陆的是也单位，也存在挥霍公款，大建豪华楼堂馆所的现象，应该作为治理物件纳入有关部门的行动视野。
三制度问题。这是老生常谈，但对于错误观念与腐败思想根深蒂固的官员来说，板子南山竹，不打不记事。要警钟长鸣，才能时时让他们警醒。公权部门敢于慷国库之慨，根子在财政制度及其运行机制上。唯有通过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特别是财政预决算体制改革，真正建立起公共财政预算制度，使各级财政的 收支完全置于权力机关、纪检监察机关、社会舆论以及公民的监督之下，官员们才不至于花起纳税人的钱就不心疼，政府机关奢靡之风才能被有效遏制和预防。

因此，应以这次专项整治为契机，推动更深层次的制度变革，惟如此，政府官员的奢华攀比之风才可以得到遏制，高居不下的行政成本才有可能真正降下来。

原罪不可恕，潜规则不可扬

原罪不可恕，潜规则不可扬
——“深圳罗湖红岭工业区开发案”看国有资产流失与清查
【按：官方《人民日报》5月29日长文披露深圳罗湖红岭工业区开发案，指该案涉及十亿国有资产遭非法转让，职工权益受严重侵害。据了解，该案目前正由中纪委和监察部派人调查，预料深圳将有官员因此受查处。然而在此案的背后，更应该看到的是，所谓的民企“原罪”是不可轻易谅解的；在信息多元的今日，应该倡导一种健康透明的“显规则”，而不是破坏力极大的“潜规则”。按“潜规则”办事的方式，必将是行不通的。】

深圳罗湖红岭工业区开发案，十亿国有资产遭非法转让
据目前媒体所公开的资料显示：掌握红岭工业区40余万平方米土地的国有独资公司，在一家民营企业资金并没有到位的前提下，却通过几次变更、重组，从而使得这些原由国有公司掌握的土地变成了该民企业名下的资产，因此造成了近10亿元的国有资产流失。
深圳市红岭工业区位于深圳市罗湖区，工业区内有罗湖轻纺实业发展公司、源通实业公司、红岭物业发展公司、五湖投资发展公司、银河实业发展公司五家企业，以 及以轻纺、源通、红岭等三家公司的部分资产成立的鸿寅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均为国有独资，由罗湖区投资管理公司管理。罗湖区政府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决定对该工 业区进行改造，并对区内国有企业一并进行改组。2001年7月20日，罗湖区人民政府经过资信调查、资产评估、审计、公示，并经罗湖区五套班子联席会同意，下发54号文件，“把红岭工业区内鸿寅、五湖公司整体产权转让给茂名乙烯产业集团，并由茂名乙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组织实施红岭工业区旧改工程”。
2001年9月1日罗湖区委书记汤锦森在红岭工业区主持召开了现场办公会，再次明确由茂名乙烯公司负责组织旧城改造和企业改制“双改”工作，并要求在没有变更法定代表人前，鸿寅公司的任何工作未经茂名乙烯公司董事长黄志签字或同意都无效。然而，令人惊诧的是，罗湖区投资公司却于2002年6月11日在未经黄志同意的情况下，把鸿寅公司的资产转让给深圳市振江公司，而不是深圳市政 府、罗湖区政府确定的茂名乙烯公司。在这份只有一页纸的协议中，罗湖区投资公司先把85%的出资转让给了振江公司，另外15%由于被法院查封需要分步办理 手续。深圳市工商局注册分局随即于2002年6月12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此后不久，剩下的15%也转让给了振江公司。在深圳市工商局的登记档案中，并没有找到振江公司支付转让款的证明，也没有罗湖区国资委的说明， 更没有相关机构的验资报告。

据案件调查显示，这次国有资产转让，只有茂名乙烯公司交付过六千万转让款，振江公司没有支付过任何转让款。在罗湖区投资公司2001年7月1日出具的收条以及鸿寅公司的财务资料上发现，六千万元的转让款确实是茂名乙烯公司支付的，而不是振江公司。

国有资产流失、民众权益遭受侵害

红岭工业区改造后的商住小区建筑面积达26万平方米左右，包括住宅楼和商铺，即使按照当年每平方米六千至八千的市场价格，赢利空间也在十亿元左右，此外，政府按政策返还改制企业拆迁补偿金也有数亿元。而根据深圳市政府、罗湖区政府的规定，红岭小区改造是政府项目，政府要享有收益，分享小区改造的利润。但据知情者反映，振江公司以及鸿寅公司变更后的鸿翔公司并未给政府上缴过收益。

据一些职工反映，罗湖区政府当初将企业国有资产整体转让的一个条件就是收购方接受并妥善安置全体职工，但国有资产被非法转让后，新公司享受 了地价减免和税收优惠，对政府当初的住房安置承诺却置之不理，致使百余户职工面临居住危机，此外，职工的就业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造成了近两百名职工失 业。现在的状况明显背离了当初红岭工业区改造的目的。职工强烈要求有关部门查处这起国有资产非法转让案件。

《南方都市报》分析文章说，其实，早在2006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便致函广东省人大、广西人大常委会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求督办此事；去年12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向广东人大发出2006/0487号督办函，并于今年2月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出督办函。该督办函中明确表示，要对有关人员与此相关 的违法行为立案查处，并立刻采取法律措施确保国有资产(含税收)不进一步流失，追回被侵占的公私资产。或许正是因为态度严厉的督办函的屡屡发出，红岭工业区国资流失一案方才略现端倪。

“原罪”不可轻易谅解，更不能纵容“潜规则”升级为“显规则”

客观上来说，中共大陆近年来各地各级国资流失的案件已经屡见不鲜，所以此案已经很难让读者再有所谓触目惊心之感，早在红岭工业区事件今年3月只在业内流 传并未大面积传播时，便有观点认为此事可大可小，并已有人撰文呼吁，称对于红岭工业区事件中民营企业的“原罪”应网开一面。在此案最终调查结果出炉前，不 妨让我们暂时抛开具体个案，共同来分析产生此类“原罪”案的土壤。

“原罪”之所以能得到某种程度上的谅解，或许在于多数人认为其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毕竟，在中国经济转轨的不完全市场经济时期，在由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与 市场制度并存的大环境下，以规避法律与监管为手段的隐性制度规则由于其隐蔽的契约性、实现路径的艺术性、局部的效率性，已经成为部分僭越制度的政府公务员 及企业家默认的“潜规则”。于是，在经济飞速增长的阶段与区域，甚至普通公民也对此类事件产生了消极的宽容态度，将之列为改革的“必要成本”。以此次红岭 案为例，倘若不是该民企对原国企职工安置不当，导致两百名职工同仇敌忾坚持举报，恐怕很难保证此事不会不了了之，毕竟在许多企业改制过程中，我们看到过不 少息事宁人和投诉无门的情况。

其实，“原罪”本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粗通法律者都明白，法虽不溯及以往，但倘若涉案者同时触犯了往时、今日法律且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仍应接受法律的制 裁，此种情形之下，奢谈赦免于法无据。而且，对隐性规则切不可姑息，因为把玩潜规则的主体来自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一旦得到纵容，得手后的他们更加会将潜 规则的存在视为对统一公开的游戏规则(即“显规则”)的蔑视，于是，隐性制度规则最终的实现途径还是逃不脱权力寻租的老路子。

如前所述，虽然红岭工业区国资流失事件发生在6年前，或许相关人员已经换过了几茬，但无论如何，时间流逝不是可以轻易放过此案的理由。因为正是类似此案这 样的隐性制度规则不断地反抗和破坏显性、公开、公正的制度规则，加之一次次滥好人式的宽容，都使得显性制度规则变得复杂多变，操作性大大降低，最终必然使 遵守显性制度规则的获益者越来越少，这显然是一个可怕的未来。

中国水库不安全，三万多颗“水炸弹”

高层关注水库安全，隐患水库治理日益严峻
4月20日，新上任的中国水利部长陈雷召开了全国水库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作会议。会议的主旨是强调目前中国大陆为数众多的水库，存在着极其严重的安全隐患。如不针对这些水库及时进行除险加固工作，将会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严重的威胁。而就在会议召开前一天，甘肃省高台县小海子水库发生溃坝，造成大坝下游5400亩耕地被淹或损毁，迫使下游四个村1700人紧急撤离，所幸是没有发生人员伤亡。
中共高层胡锦涛和温家宝，近日分别对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作作出指示，强调要加大病险水库治理力度，尽快落实治理任务，并加强工程监理，提高治理质量，确保水库安全度汛。中国水利部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5月10日召开2007年全国水库安全度汛现场会暨电视电话会议，总结近年来全国水库安全度汛工作，深入分析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全面部署今年水库安全度汛工作。会议传达了高层对水库安全工作的重要批示。
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陈雷指出，目前中国水库工程现状和安全管理整体水准仍然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在当前极端天气事件频发、水库防洪兴利矛盾日益突出新形势下，水库病险隐患多、测报设施不足、应急预案体系不够完善等仍然是亟需解决的突出问题。他同时强调，2007年全国水库安全度汛的工作总目标是：落实责任，强化措施，反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作为首要目标，确保大型和重点中型水库不垮坝，全力保证一般中型和小型水库安全度汛，充分发挥水库防洪与兴利综合效益。

中国病险水库的几个世界之最
第一，中国是世界上水库大坝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病险水库最多的国家。至2006年底中国有85874座水库，其中有三万多座水库有严重的安全问题，约占总数的40％。
第二，中国是世界上水库大坝溃坝最多的国家，从1954年到2005年一共溃坝3495座，平均每年发生溃坝事件67起。溃坝洪水造成的人员死亡人数，超过自然洪涝灾害。
第三，1963年8月海河流域洪水过程中，有两百多座水库相续发生溃坝，是世界上在一次洪水过程中溃坝座数最多的。关于1963年溃坝的真相和真实死亡人数，人们知道的还很少。
第四，1975年8月淮河流域洪水过程中，板桥、石漫滩等五十多座水库发生溃坝，根据全国政协委员、原水利部副总工程师陆钦侃等提供的数据，死亡人数23万人。是世界水库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溃坝事件。
第五，中国是世界上目前在建大型水库大坝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投资治理病险水库资金最多的国家，但是治理的结果是，病险水库的座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上升。

病险水库的主要原因
1975年板桥事件之后，中国政府展开了一次全国水库大坝安全检查，结果是：三分之一的水库大坝是不安全的，也就是两万多座水库是不安全的。当时就制定了 计划，要在十年时间内全面治理全国的病险水库大坝，国家对这一工程进行了大规模投资。1998年长江洪水之后，中国政府又展开了一次全国水库大坝安全检查，1999年结束的调查表明，病险水库共有30413座，比1975 年时还多。国务院又从国债中拿出大量资金，用于病险水库大坝的理。到了2006年底，还有三万多座水库大坝拥有严重的安全问题。从1975年8月到 2006年底，一共31年多的时间，中国政府花费巨额资金，用来治理病险水库大坝，结果是病险水库大坝的数量从两万多座增加到三万多座，比例从三分之一上 升到百分之四十，问题是越来越严重。
综合分析来说，出现病险水库不断增长的主要原因有：水库大坝施工质量差；气象、水文、地质、地貌等基础数据存在严重错误；没有合格的设计或者设计存在严重错误，包括溢洪道能力过小；水库中泥沙淤积速度常常超过设计，泥沙淤积使得水库失去大部库容；建设水库目标的矛盾和水库运行调度的错误；水库大坝的超期服役；现行的水库承包制度不利于水库大坝的维修等等。
中国水库溃坝频繁的最主要原因是水库大坝施工质量差。就拿这次溃坝的甘肃小海子水库来分析，这个只有5百万立方米的水库，在2001年被列为“西部专项资 金病险水库”，加固工程共投资2275万元。加固工程于2004年11月验收，被评定为“优良工程”。为什么花这么多的钱，却没有质量好的水库大坝工程 呢？为什么“优良工程”在两年之后就溃坝了呢？这是因为社会制度和水利系统的腐败。
就是号称工程质量最好的长江三峡工程，国务院三峡工程质量检查组组长张光斗的真话是：“关于三峡工程的质量问题，我们的质量检查报告写得比较客气，主要是 怕人家攻击我们。质量一般，这要说清楚，不是豆腐渣，但也不是很好。关键是进度赶得太快。”可以推论，张光斗说的质量一般，其实和质量很差同义。

水库安全对人民生命财产的重要性
中国的绝大多数病险水库都位于大中城市的上游或者是重要交通干线附近，直接威胁近200座城市和1亿五千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就是首都北京，也是“头顶一盆水”。中国建造水库的一个最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洪，为了让受洪水威胁的居民能睡一个安稳觉。陈雷就在这次会议上要求，各地要从维护社会稳定大局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从对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负责的高度，充分认识水库防洪安全的极端重要性。
现在每年汛期到来之前，国家抗旱防汛总指挥部都要下达“保证水库大坝安全渡过汛期”的死命令。非常遗憾的看到，现在水库已经失去了原有的防洪功能，而是成为防洪过程中重点保护的对象。这都是水库的病险状态带来的额外压力。而事实上，在历次的防洪过程中，为了保水库，发生过泄洪而危害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件。如湖北恩施地区运载小学生的汽车被水库下泄洪水冲走，福建福州市武警部队的训练营地被水库下泄洪水淹没。
所以这次会议上，水利部副部长矫勇说，中国要实现国家在两三年内基本完成全国大中型和重点小型水库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的目标。而水利部部长陈雷也明确提出了几点具体的部署要求，一要加强领导，落实安全责任。二要扎实工作，做好度汛准备。三要夯实基础，加快建设步伐。四要科学调度，发挥综合效益。五要统一指挥，强化应急管理。

中国水库的病险化状况，有其历史遗留下来的深刻原因，而要真正治理完善这些病险水库，断非两三年内就可以轻松完成。如果按照小海子水库加固工程投资来计算，这笔治理项目的工程花费起码要在6千亿人民币以上。这无疑是一笔很难在短时间内拿得出来的资金。而唯有严格水利官员的层级责任，如陈雷所说，明确各级政府水库防汛行政责任人，层层签订责任书，并通过各类媒体公布责任人名单，接受社会监督。要细化制责任内容，将防洪调度、抢险应急、人员转移等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强化水库防汛责任监督和责任追究制度。甚至可以参照历史上治水的历史借鉴，“以河防为重”，出了问题就严厉追究，并切实落实执行，方可解决大陆民众顶在头上的这三万多颗“水炸弹”的威胁。

政改论战新观点：邓小平旧话与俞可平新论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模式问题的内部大讨论，中国日前抛出又一个暗示，发表称国家应该回避欧式民主社会主义的评论，本刊上期亦已有所阐述。而近日北京政策专家又提出支持政改的强力理论依据，邓小平曾明确提出改革是包含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说话。并且，日前中共高层“文胆”俞可平也在官方媒体再次著文，为中共高层的政改发出增加必行的筹码。同时，诸多的讨论文章，亦同时为民主法治的进程提供理论支持并提出具体的指导。

邓小平：“改革，应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
北京决策研究基地专家、北京市社科联正局级研究员马仲良日前在中共官媒发表文章，引述前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原话，“马克思说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那是生产力发达以后， 不是中国现在中国的国情能搞的，既然中国处在这样一个生产力的条件下，所以中国就必须改革开放，改革中国的体制，使它适应生产力”。
马仲良的文章说，邓小平强调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怎么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中国就采取什么形式，市场经济有利于生产力，中国就采取市场经济，股份制 有利于生产力，中国就采取股份制，这种具体形式绝不是从马克思的著作里搬的，是从实践中探索出来的，但是中国的方向、中国的本质是符合马克思说的社会主义 本质的。
文章阐述说，一种生产力就决定了这样一种经济形势，就是市场经济，所以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马克思说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那是生产力发达以后，不是中国现在中国 的国情能搞的，既然中国处在这样一个生产力的条件下，所以中国就必须改革开放，改革中国的体制，使它适应生产力，必须开放，跟世界接轨，这是邓小平提出来 的。套用邓小平的名言“黑猫白猫”来说，逮老鼠的终究只能是猫。
文章指出，邓小平还提出来必须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保证中国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他特别强调要坚持中共的领导，认为西方的三权分立在西方有它的优越性， 但是中国的国情和西方不一样，中国不能搞三权分立，不能搞全盘西化，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动摇。为什么？邓小平说了，中国人口这么多，民族这么多，地域 这么大，地区差别这么大，发展条件不同，如果一搞多元化、多党制，民族分裂势力、地方分裂势力纷纷都起来了，有哪个党能统一得了？能控制这个局面？到那天 就是一片混乱，四分五裂，连年内战，中国的流民、中国跑出国的难民不是几百万，是上千万，就会造成世界的灾难。邓小平多次对国外的政治家发表谈话，说有些 人主张中国搞三权分立，多党竞争，那是灾难。看来，前段时间的“三权分立”论又遭到了否决。
文章引述邓小平的讲话说，邓小平曾于1986年6月就提出：“改革，应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
中共官方媒体《求是》杂志亦发文指出：“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是死路一条；不改革政治体制、不实行人民民主同样是死路一条。”将政治体制改革高调提拔到中共执政的惟一正确方向上来了。

俞可平：实现公平正义必须推行民主法治
被称为“胡锦涛文胆”的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5月28日在《北京日报》发表文章《论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文章说，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社会利益开始急剧分化，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如果不采取果断有效的措 施，努力推进公平正义，使利益分配更多地向困难群体和贫困地区倾斜，就会背离共同富裕的长远目标，而实现公平正义必须推行民主法治。按俞氏最早的表述来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好东西也是有必要条件的。
俞可平的文章延续其近期的一系列新观点，论述公民社会是和谐社会的必要基础，公民与政府的合作，是社会和谐的关键。此篇文章进一步阐述说，所谓公平正义，就是指通常所说的公正，它是一种道义性价值。公正与平等有意义相近的方面，但两者有区别。平等主要是就结果而言的，而公正更关注过程和规则。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公平正义。
俞可平认为，中共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公平正义就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社会主义自从诞生之日起，产生过许许多多的不同流派，即使社会 主义者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也各不相同。但是，似乎没有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会怀疑自由、平等、公正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只有在产生剥削和压迫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复存在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真正实现公平正义的价值。
文章说，从中共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在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特别强调公平正义。几次中央全会的决议都明确指出，要更加重视社会公平。胡锦涛在界定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的六个要素时，就把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前不久，温家宝在一次讲话中更是明确地把维护公平正义视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两 大任务之一。
公平正义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内容。在现代条件下，没有民主和法治，断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正义。因为现在我们讲公平正义，是指社会的政 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在全体公民之间公平而合理的分配。这就必须有一整套既能充分反映和表达人民利益，又能确保政府权力为人民所用、政府政策满足人民需要的 制度、程序和法规，否则，“人民利益”或“人民作主”便是一句空话。这样的一种制度只能是民主政治。

官方媒体批评：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民主进程
同一时间，《人民日报》下属的《人民论坛》日前发表文章，严厉指责既得利益阶层干扰、阻滞民主执政。
文章说，在民主的进程中，千百年来封建专制思想残余的影响、既得利益阶层的干扰、大量实际问题的阻滞，使得民主执政问题日益突出。要真正实现民主执政，政府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这将是一个漫长的需要政府不懈努力的过程。以历史为鉴，历朝历代的改革，最后面临的都是保守派、利益阶层的阻力。利益阶层在新兴时期会是社会改良的动力，但当他们掠取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之后，为保护自身利益的长期稳固不受侵害，无疑就转变成为了强大的社会保守力量。
文章针对几个方面提出具体的政府工作指导：
一是要健全和完善充分体现民主执政要求的各项制度；二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行民主执政，最根本的是制度问题。必须通过改革在实践中加以完善，才能真正地把民主执政落到实处；第三，要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重视基层民主建设，进一步完善基层政权、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等，并且要将行政机关和各级领导干部的活动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第四，同时要大力发展党内民主，要求广大党员和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在党内生活中培养民主意识、民主作风和民主习惯。最后，文章提出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要谨防权力的滥用与蜕变，防范民主权力转变成专制权力。

结合5月25日媒体上文章，目前的态势是，一方面理论上要求回避欧式民主社会主义的舆论导向，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倡导基本已经被中共所否决。另一方面则强调中国可以从民主西方国家借鉴有益政策，但应该保留“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信念。这些评论通过辩驳民主对中国有益的观念，显示党内有人在力主推动政治改革，以配合为过去二十五年来激动人心的经济松绑。
但对于十七大前夕的敏感时期，任何理论分歧的迹象都变得特别敏感。虽然有谢韬的大胆之作，提出中国当前的一些问题源自共产党拒绝放弃对于权力垄断。然而毫无疑问，在近期的历史阶段，中共在这个问题的层面上会依然保持不变的原则。温家宝就曾在2月27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首次公开答复，称中国应该把民主作为长期目标，但尚未准备好。

注：关于中共民主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讨论问题，请参阅本刊2007年从第15期以来的系列文章。

教育选择权，质疑诚信论

中国的教育部门为扼制被录取的准大学生届时不报到，出台一项新的政策，将此做为下一年高考的参考指标，以个人诚信问题而不予录取。一时引起学生与家长的强烈反对。人们不禁要问：我们还有教育的选择权吗？

甘肃新政引争议
据中国教育部公布的数字，中国每年有超过40万准大学生不报到，占当年录取新生10%以上。面对又一年的高考与录取期，为了扼制越来越多准大学生不报到，中国有些省市出台新政策。例如甘肃省就公布一条新政策——凡按考生志愿录取却未报到入学的考生，下一年度录取时，可能将因诚信缺失而不予录取，后果由考生自负。
这个政策一公布，就立即引起学生、家长以及专家各方面的质疑。赞同者认为，中国现行的高考制度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录取后不报到浪费了招生资源；但是也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关键是目前的录取规则有问题，大学制约了学生的选择权。
有调查表明，被录取后而不报到的学生，有几点基本的理由：1、未被自己中意的第一志愿（或专业）录取，而且就差那么一点点，心有不甘（自己本来可以上更好的学校）；2、大学所在城市离家太远，经济条件不如家乡所在省市，来这儿心里有点亏；3、如果不来就得复读，重回昏天暗地的高三；4、父母的意愿等等。从这些原因的阐述可以得知，采取被录取后报到与不报到，是学生与家长一个权衡的结果。在这个权衡的过程当中，也就凸显出一个被忽视的问题：教育选择权。
但是，也有赞同此项政策者认为，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有限的招生资源，往往决定着年轻学子们的命运，被录取而不报到，等于浪费了资源，从另一方面说，对于因为资源有限而未被录取的学生有失公允；另外，在高考填写志愿的时候，就已经提供了自我选择的权力，被录取后而不遵守确实是个人的诚信问题。
但是，不管反对还是赞同这两方，都一致认为，简单的将此归结到下一年不予录取，终究是不妥的。甚至有人认为，没有人可以就此剥夺学生以后读书的权利。

专家质疑诚信论
中国的教育专家也同样质疑“未报到考生下年不予录取”政策，称制约了学生的“选择权”。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认为：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高校和教育主管部门将学生的正当选择权与诚信问题混淆了。在美国，哪怕是一流名校，被录取的学生前来报到的比例也不过60%到70%，那些没有来报到的学生，难道就都是诚信有问题吗？
他表示，按照中国目前实行的集中分批次按志愿优先的高考录取规则，一个学生只能拿到一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这大大制约了学生的学校选择权；也正是这种制度，使得学生如果在一所高校录取不成功，就几乎失去了其他高校的录取机会，从而导致了教育资源的浪费。
学生的学校选择权是公民的基本人权，也是基本的选择受教育的权利。这种单方面的政策施压，无疑是对公民正当权利的粗暴干涉。中国教育主管部门与学校把学生放弃就读归结为学生不诚信，还由此出台限制措施，是高等教育长期习惯了垄断地位、没有市场竞争意识的表现。其不从自身体制寻找原因，不去完善自身的教育体制，不去以提高自身的教育质量为目标，不去省思高考的录取规则，而将过错与结果一味的归结到学生头上，是极端不负责任的。高校的目标，应该是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以提高对学生在学校、专业上的吸引力。同时，这也是中国高校、中国教育弊端与沉疴的一个体现。

资料数据表明，近年来，被录取而不报到的准大学生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2003年，中国教育部发展规划司透露，当年大学发放录取通知书428万张，真正报到的实为382万人，也就是说有46万人收到通知书后不去报到。没有理由，出台一个新政策，造就一个新的弱势群体。

计生骚乱事件暴露的问题

大陆的计划生育政策曾被高调的称为一项利国利民的基本国策。近日由国务院发布的《人口发展“十一五”和2020年规划》提出，要保持现行生育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也被认为是中国仍然坚持计划生育政策。但是，官方新华社22日正式公布的广西博白县“计生骚乱”事件，却将此一政策长期以来所蕴藏的问题集中地浮出水面，并由此而引发出对政策背后诸多问题的思考。

广西博白“计生骚乱”事件
官方新华社22日正式公布广西博白县“计生骚乱”事件，承认至少有七个乡镇连环围堵政府、袭击官员和警察，毁坏政府大门、围墙、文件档案，当局至少拘捕二 十八人。同时承认事件是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执法粗暴引发的，但强调“也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种情绪串联并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围堵、对抗政府”。新华社公布的材料称：17日上午，博白县顿谷镇三百多名民众围堵在镇政府门口，其中有人辱骂、袭击政府工作人员和民警，警方及时赶到后劝退多数群众，依法传唤多名牵头肇事者。18到19日，又有六个乡镇接连发生部分群众聚集围堵政府驻地事件，一些乡镇最严重的时候聚集了近三千人，政府大门、围墙、大批办公设备、文件档案在冲击事件中被毁坏，少数肇事者还破坏、烧毁了数辆汽车、电单车。
对于此次严重骚乱事件的起因，缘于民众对当地政府计生执法工作不满。发生围堵事件的沙陂镇多名民众说，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执法粗暴并且涉嫌乱收费。博白县县长黄少明说，一些民众对目前开展的计生工作不理解、不满意，一方面是因为不少群众生育观念和守法意识落后，另一方面政府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可能也存在一些问题，由此引发了群众的怨气。
为尽快平息事态的辐射发展，玉林市及博白县目前共派出二十八个工作组约四千两百名官员，到全县二十八个乡镇进村入户与民众交流。

简单粗暴的执法，生育问题也可以下指标来完成！？
事实上，此次严重骚乱事件的真实起因，是由于中共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一以贯之的方法所造成的。博白县是广西的人口密集大县，约有一百六十万人，违法生育现象较为普遍。在今年二月初召开的广西计生大会上，博白县因超生问题严重而被“黄牌警告”。会 后，为促进该县尽快能摆脱计生的“黄帽”，该县所有官员被要求在今年八月底前，每人都要完成一例妇女结扎和征收社会抚养费五百元以上的指标。其间，博白县 上级玉林市派出一名副书记坐镇指挥。
在简单的数字化评估官员政绩的思想指导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强制堕胎和绝育等强制性措施很普遍，当时所谓的一孩政策优先得到严格执行。最近，中国许多地方已经更多地依靠金融罚款和鼓励来限制人口增长。但没能达到年度人口控制标准的地方官员仍然处于官僚压力之下，要么减少人口出生，要么面对降级或革职。
有消息表示，在此次骚乱事件发生的广西博白地区，官员对1980年以来违反出生控制措施的家庭处以最低五百元人民币至高达七万元人民币的罚款。尽管多数违犯者已经在过去交纳了罚款，但仍然被征收所谓的“社会抚养费”新税。广西博白县的某些官员自夸从2月至4月末收了七百八十万元人民币的社会抚养费，许多家庭强烈抗议收费并拒绝支付。在这种情况下村民遭受到拘留等手段的控制，他们的家遭搜查，贵重物品，包括电气和摩托车等，被政府没收以充抵罚款等费用。最糟糕的是，暴徒式的执法者会用锤子和铁棒捣毁人家的家，并扬言下次将用推土机。

须理性冷静处理，并谨防暴乱继续发生
事件震惊了中共高层，相关单位已下令彻查事件原因。目前博白县城许多宣传计生的强硬标语已经去掉，取而代之的是语词中性化的新标语，骚乱之后的县城冷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整个博白的计生罚款工作已经停下来。然而，该县以为计生工作人员表示，该县的计生政策不会有任何变动：“目标不会改变，手段可能调整。”
但是，广西博白县沙陂镇的居民警告，当局若再以蛮横手法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当地将再次爆发骚乱。居民也要求政府给予他们应有的补偿。自骚乱事件发生一星期后，广西的气氛还是相当紧张。报道引述一名女居民说：“如果他们继续像土匪那样，人民当然会反抗。”她说，民众的心情已经平和了，不过大家都在看政府会如何处理此事，要求政府修正错误的高压手段。
而对于官方所报道的事件已经平息的说法，当地居民报以嗤之以鼻。他们并且认为，官员所说的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煽动群体闹事的说法是根本就不成立的，相反，是这些执法者的粗暴行为，直接导致了民众反抗的原因。

计划生育政策暴露地方吏治的失灵
中国官方媒体虽然承认广西博白县发生了骚乱，但只是按照以往习惯的宣传口径，含糊其辞地将事件称为“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唆使“不明真相”的群众制造的一起个别性群体事件，并轻描淡写地暗示“可能”是地方官员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时“有一些错误”。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自1979年开始严格执行，后来在一些农村地区放松到每户可以生两个孩子。但是经过对官方资料和骚乱发生后的各种报道的分析，博白县家 庭超生两个孩子以上的现象应该是非常普遍。有当事村民对海外媒体说，计生执法队暴征横敛，甚至对80年前后出生的、现在已经成家生育的“超生人口”也老账 新账一起算追加罚款，开出十几万元的罚单，足以导致当事人的倾家荡产。
这一现象表明，博白县多年来计划生育政策实际上已经流于形式，地方政府要么是对超生放任自流，要么是为了政绩采取了隐瞒不报弄虚作假的做法，导致了超生问题经过多年积累终于严重超过上级政府规定的指标。博白事件并非一个个案，而是在大陆具有普遍性的一个问题。当地的计划生育政策多年来肯定是流于形式，走过场，在积重难返后，导致了被追究责任的地方村官靠“日夜奋战”和“突击摘牌”的“先进”行为来试图弥补。这个20年积累的人口问题靠一个月的日日夜夜来解决，这一数字对比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综观当下中共的政策宣传，“下猛药”和屡屡“出重拳”，语言暴力的背后，多少可以看见地方官员的施政方缺少法律意识和粗暴。冻结超生村民银行存款的行为更是表明，地方施政官员素质底下，缺乏最起码的法律意识。

计划生育政策暴露农村基础政权的涣散与缺失
长久以来，中国农村基础政权一方面有严重涣散和能力缺失的问题，另一方面又有地方吏治腐败和家族化以及黑社会化的倾向，这些都是长期积累，也长期潜伏并不被重视的严重问题。在广大的农村，村民权利缺乏法律保 障和制度化表达与维护的渠道，地方政府公权力缺乏法律与媒体监督，这是导致村民与政府发生冲突的事件此起彼伏的一个制度化原因。在有效而公正的地方吏治得 不到制度性保证的情况下，“和谐社会”离中国的农村还很遥远。
一个典型的事例，多年前，在大陆流行的一个小品节目《超生游击队》，就已经一针见血的指出了中共计划生育政策所带来的问题暗示，但却并没有引起政府的重视。而在更广阔的农村，民众对于计划生育政策也一直就保持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游击战术。比如“催孕素”等药品在民间的广泛使用，以求一胎多生，逃避缺乏人性的政策对于基本生育问题的严酷打压。事实上，这些与政府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扭曲了民心的向背，离散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并最终成为“和谐”这一社会目标下，再难以收复的“不和谐”成因。

“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民主新问题

【按：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在《民间组织资源与现代国家整合：农业税改革后的农民问题》一文中探讨了颇具时代感的“农村民主改革”一题。他指出，农村民主政治中可能存在“乡绅式人物或村中大姓”通过多数决定掌权后忽视其他村民权益的情况。而事实上，在中共大陆的“新农村建设”中，中国农村的民主素质基础本身就很薄弱，加上监督机制的滞后甚至空白，已经暴露出村官作风、腐败等新问题。】

“新农村建设起来，村官却倒下去”
目前农村一些地方的农村只有民主选举，缺少民主监督，更谈不上民主管理，村务公开、民主理财、民主决策等监管措施流于形式。而事实上应该是选举必须与监督、管理配套，才能将村民自治落到实处。长此以往的话，将会出现“新农村建设起来了，村官却倒下去”了的后果，给农村发展留下隐患。
官方媒体近期发表有关于此的农村问题调查文章，报道介绍山西离石、临县、交城、泽州等地的情况时指出，多位县乡官员认为，现在各地都在搞新农村建设，涉及的物力、财力很大，如果不能有效地监督这些“村官”，一些村级自治组织“监督空白”，容易引起作风、腐败等问题。
报道举例说，据柳林县陈家湾乡党委书记姚俊明介绍，目前一些新当选的村委主要官员，基本上没有政策意识、法律法规意识，甚至不知道农村决策管理的一些基本常识和规矩，自行其是，盲目蛮干。陈家湾乡高家垣村的村主任被选为村委会主任后，乡政府开会不参加，乡政府安排的工作不完成。人在柳林县城住，将村委会公章随身携带，村民有事需 跑县城找他。对选举时投过他票的人，办事不讲原则，一律开绿灯；对未投他票的人，百般刁难，不给办事，民众意见很大，而乡政府对此无手段、无办法。
离石区纪委副书记辛和平认为，村委会是村民自治组织，不属于国家行政机关，其成员也不属于乡镇（街道办）政府任命的人员，也就不在监察部门的监管之内。因 此，非党员村官员的行为，除了触犯刑律外，对其轻微的违法违纪行为或者工作作风、工作态度方面的问题，目前尚无切实可行的法规依据来查办。

缺位的“监督空档”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目前农村民主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严重制度性缺陷，对这部分村官，除了批评教育外，缺乏有效监督，特别是纪律约束措施，出现了纪检机关无法监督，公安、检察机关又监督不了的“监督空档”。监督的缺失，使农村集体资金、土地承包、土地征用款和公益工程等方面，成了村官违纪的高危区域。
在调查中发现，现在村民关心的热点是官员的廉洁问题，难点是对官员的监督问题。一些村官员出问题，主要是没有正确处理好“钱”与“权”的关系。针对此，一些县乡 基层官员建议：“六项制度”加强民众对“村官”的监督，有效疏通民意不畅。对重大问题、重大事项、重大支出实行会议审定、联合签字、民主评议“旧三项制 度”，是一项系统的民主监督制度；官员职务消费公示、财务报销公开、公务接待限额的“新三项制度”，是系统的公开制度。

“新农村建设”中监督机制的决策进言
一、强化乡镇对“村官”的监督
一方面突出监督重点，加强对村集体资金管理使用、土地发包承包、土地征用款和公益工程的招标等方面的监督。另一方面，农村基层 必须建立完善一套保障农村党员官员廉洁自律的管理制度，逐步完善与农村党支部班子建设相配套的民主集中制度、重大事项决策民主听证制度、干群对话会制度、 述职评廉制度、村官员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等，以规范和加强对村官员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彻底改变在个别村中存在的“支部大会由书记说了算，村民委员会由 村主任说了算”的问题。
二、加强民主决策程序上的监督
制定严格的民主决策程序，在程序上加强监督。中共农村基层人士建议说，对农村重大事项的民主决策应作出严格的规定，即：党支部提议；“两委”会商议； 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大会决议；决议公示；结果公示。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以村民代表制度为基础，对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让民众共同 议、共同定、共同干、共同管。
三、加强自治管理程序上的监督
通过落实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完善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在程序上加强对农村官员的监督。进一步健全和落实村民民主理财制度，完善民主理财小组 的职责和工作程序，切实加强对村集体财务活动的监督。对农村财务进行定期审计，并将审计结果及时向村民公布，发现问题及时组织查处。要通过设立党员廉政建 设意见举报箱、聘请党风廉政建设监督员、设立党风廉政监督岗等途径，调动广大民众参与监督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农村、农民和农业，三个“农”字围绕中国八亿人口，是中共目前面对的重大改革课题。从各个视角反思、批判、论证中国“三农”改革中的危机与转机、成就与挑战，也必然影响到中共在大陆的政治稳定与改革成败。新农村建设必须系统研究现代化条件下农村的发展方向设计、传统民族文化统治下的民族心理、农村的宗族势力、宗派势力、土地问题等深层次和敏感性的问题。这有待于中共继续广泛地统一组织、深入研究，切实解决在“新农村建设”中不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