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采购中的盲目崇洋媚外

【按：政府采购历来是各国政府的一项庞大开支，由于缺乏监管机制，往往容易产生诸多的幕后操作，从而滋生惊人的贪污腐败，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而政府官员们在采购招标中，也因为存在着盲目的崇洋媚外的趋势和倾向，这对于扶持国内生产企业、发展国民经济一直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是为对政府采购这一具有宏观调控的国家措施之目的与意义的正本清源，亦是对政府效率与能力的考量。】

政府采购招标指明要洋货，排斥国内企业参与

江西省高等级公路管理局公开招标案

2006年12月12日，中国公路项目信息网等媒体发布一则招标公告，江西高等级公路管理局委托中国交通进出口总公司通过公开招标方式，为江西昌泰高速公 路等单位购买铣刨机、多功能装载挖掘机、双钢轮压路机、摊铺机、沥青路面修补设备若干。其中沥青路面修补设备、洒布车等多种设备在“技术规格”一栏中明确 要求是“国外知名生产厂家原装产品或在国内投资组装”。

而对此事件，负责组织此次采购事宜的江西高等级公路管理局机务处处长陈雪飞介绍说，这是按照“国际惯例”进行的，质优价低者中标。但此次招标的公正性遭到有关专家和部门的质疑，媒体报道后，该局明确表态，政府采购绝不可能崇洋媚外，欢迎国内外知名厂商踊跃报名参与。

安徽省合肥市国土资源局招标限制国产空调

2006年11月16日，合肥市政府采购中心发布《合肥市国土资源局综合楼中央空调系统设备招标公告》，对该市国土资源局综合楼中央空调系统设备进行国内公开招标。公告对中央空调系统的螺杆式冷水机组和空调离心泵的整机明确要求是“欧美日原装进口”。

关于合肥国土资源局空调系统设备招标事件的报道引起合肥市市长的重视，市委市政府明确强调，合肥市政府采购不得拒绝国产品牌参与竞标，对违反规定者，市政府将追究责任，并一查到底。合肥市委市政府已明文规定，要求本市政府采购要优先考虑国内或本地产品。

政府采购招标中滋生了诸多的问题：

政府采购盲目求洋求贵反映了政府采购中浪费严重。

《政府采购法》的出台和实施对政府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随着近年来我国政府采购规模的逐年扩大，政府采购中存在的浪费现象也日益严重，加重了财政负担，违背了《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和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方针政策。目前，一些政府部门的采购不是根据实际用途按需定制，而是盲目求洋求贵，甚至互相攀比，浪费严重。《政府采购法》明确规定政府采购应当采购本国货物、工程和服务，但在政府采购中大量采购价格昂贵的“洋货”现象仍普遍存在。政府部门采购办公设备要求功能最强、款式最新的洋货，公务用车采购中也有相当数量 的外国车，等等，政府部门的奢侈浪费现象屡禁不止。江西等地的政府采购中指明要洋货，排斥同样质量、价格低廉的国产品牌，正是政府采购铺张浪费、缺乏监管 的典型表现。

政府采购盲目求洋求贵反映了政府采购经济调控功能被忽视。

现代政府采购不仅是国家财政支出管理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国家实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一种有效工具，由于政府采购规模巨大，对经济领域能够产生重要的影响，欧美发达国家大都利用政府采购手段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优先采购国内货物和工程服务已经形成国际惯例。江西、安徽等地政府采购中排斥国货的做法，说明我们对政府采购的经济调控功能认识不够，而宣称招标洋货是“国际惯例”，只不过 是为政府采购行为失当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美国等西方国家也都有关于政府采购优先考虑国货的规定，实际上这些发达国家的政府采购在支持国内中小企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持作用。我们应当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进一步认识政府采购制度的作用，充分发挥政府采购的经济、社会政策调控功能，为国民经济持续稳定 增长创造良好环境。

政府采购盲目求洋求贵反映了政府采购程序不规范。

江西、安徽等地政府有关单位的招标公告明显违背国家《政府采购法》关于政府采购公 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虽然他们发布的招标公告打着公开的旗号，但是指明要“洋货”却违背了公平的原则，表现出对国产品牌的歧视。政府采购应该为所有参加 竞争的供应商、承包商和服务提供者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应对所有的投标者使用同样的资格预审和投标评价标准，并保证所提供信息的一致性，否则就有违公开、 公平和公正的原则。而江西、安徽等地政府采购中明文规定要国外原装产品，说明有一些不公正的因素影响到政府采购招标的规范运作，国产品牌在这些招标中根本没有入门的条件，这种歧视性政策在按照《政府采购法》规范运作的情况下不应该出现。

政府采购盲目求洋求贵反映了政府采购缺乏有效监管。

江西、安徽等地政府采购的做法有违《政府采购法》相关规定，有违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但其行为仍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公众面前，如果不是被媒体报道、公众、专家质疑，就会“顺理成章”地继续操作下去，而其他地方一些同样的但没有被媒 体和公众关注到的做法，可能已经操作成功或正在进行着，这说明政府采购实际操作过程缺乏有效监管。政府采购是目前国际通行的好做法好惯例，有着很多显 而易见的好处和作用，但如果操作过程缺乏有效监管，好经也有可能念歪，好做法也可能出现巨大的漏洞，问题可能会一个一个出现，甚至在其中滋生惊人的腐败。

政策献言

1、构建完善的政府采购法律体系，规范政府采购程序。

2002年底正式颁布了《政府采购法》，标志着中国政府采购进入了法治化阶段。此前，财政部曾于1999年发布了《政府采购管理办法》，并颁布有一系列规范政府采购招标投标、政府采购合同、政府采购信息公告等部门规章，各地也制定了有关政府采购的地方性法规或规章。《政府采购法》于2003年1月开始实施之后，这些原有的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中，与《政府采购法》不适应或相冲突的内容亟需修改，同时也迫切需要制定关于《政府采购法》的实施细则及配套的规章制度，对政府采购的信息公告、采购机构设置、供应商管理、采购咨询专家管理以及采 购合同管理等内容作出详细规定。《政府采购法》的有效实施，有待详细的可操作的实施条例和各项办法的制定颁布。构建完善的政府采购法律体系，是规范政府采 购程序、促进政府采购制度化的前提。

2、发挥政府采购的政策调控作用，大力扶持自主品牌发展。

中国自推行政府采购制度以来，政府采购规模不断扩大，但是政府采购具备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调控功能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这种调控作用体现了政府采购的政策价值，已在发达国家的政府采购立法和政府采购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中国《政府采购 法》也明确规定，政府采购应当有助于实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目标，包括保护环境，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等。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政府采购尤其应当强化国货意识，采购本国货物、工程和服务，使国家自主创新品牌能够得到良好的政策支持。除采购国货以外，还应利用采购政策的倾斜，支持少数民族和经济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保护环境和扶持中小企业发展。还可以灵活运用政府采购的手段，促进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和政策要求的落实，在政府采购合同中要求承包商对其雇员采取公平的雇佣政策，遵守清洁环境的倡议，禁止走私产品、盗版产品、违法乱纪企业的产品进入政府采购市场等。

3、健全政府采购监督制度，防范采购过程滋生腐败。

在中国政府采购额度连年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如何支配巨额的公共财政支出考验着政府的效率和能力。只有建立健全政府采购监督制度，防范政府采购过程中的腐败问题，真正实现公开、公平、公正的政府采购招标原则，让更多的厂商积极地以高性价比的产品参与政府采购招标，才能降低政府采购成本，实现政府采购的应有作用。为此应建立全国统一的专门负责政府采购管理与监督的组织机构，现有的财政部门负责政府采购的指导职能应予以完善；同时，国家审计部门应负责对相应级别的政府采购进行审计监督。在加强政府部门的内部监督之外，人民代表大会也应该负责审议政 府关于政府采购情况的报告；政协监督充分发挥参政议政作用，依法对政府采购计划、过程进行评议。此外还应该发展对政府采购的社会监督，积极调动社会各方面 的力量，发挥专家、媒体、公众的社会监督作用，对政府采购进行全面的监督，遏制政府采购过程中滋生腐败现象，使其财政支出和政策调控职能得到应有发挥。

党刊大胆吁民主，反对派大批判

由中共党内人士创办的月刊《炎黄春秋》最近不断发出大胆的民主呼声，2月份刊发《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造成广泛争论，紧随其后的3月号接连刊发《没有民主就没有共产党》，4月份刊发前中宣部长陆定一之子陆德的文章《陆定一晚年的几点反思》，称陆定一主张公众及媒体对共产党进行监督，以遏制官僚与腐败。随后这篇文章被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全文转载。这些文章不但要求开放媒体监督，甚至呼吁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炎黄春秋》刊发大胆言论的背后原因众说纷纭，一种说法认为，该月刊近期的民主呼吁可能与中共在十七大推动政治改革的意图相契合。而与此同时，一场针对此言论之声势浩大的批判也在同时展开。

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

造成最大反响者就是谢韬的这篇《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该文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思想已经走向了“民主社会主义”，否定了他们自己在 《共产主义宣言》中提出的暴力革命及共产主义；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左倾”了马列主义，他们才是真正的“修正主义”。此外，在与北欧民主社会主义成就的各项比较中，谢韬在文章中指出，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贪污腐败问题，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路透社指出，这篇文章激励了许多自由派。另一方面，许多党政部门官员对这篇文章则大加声讨，认为“这是对我们国家政治及意识形态领域的最危险攻击”。
谢韬，教授。四川自贡人。194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社会学系。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延安新华总社编辑。建国后，历任中国 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社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长。撰有《论墨子哲学思 想》、《西藏宗教问题史略》等。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认为，二战之后，帝国主义衰落了，世界上剩下三种社会制度在展开和平竞赛：第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第二种是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制度（辛子陵称之为暴力社会主义），第三种是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竞赛的结果是民主社会主义胜利，既演变了资本主义，又演变了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正在改变世界。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而不是推翻和消灭的关系。作者强调，这个真理已经为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的闪亮崛起和前苏联暴力社会主义的黯然消失所充分证明。过去局限于暴力革命的狭隘经验，指责人家是“修正主义”，现在看来应给修正主义恢复名誉。
作者阐述说，苏联模式的暴力社会主义黯然失色，以及苏联和东欧国家“和平演变”的根本原因，就是民主社会主义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在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煌。工人阶级用不着起来革命，随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就这样“解放”了。三大差别的缩小，不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彻底灭亡上，而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上。

作者进而论述中国的情况认为，中国没有在苏东巨变中垮台，这要归功于邓小平在这之前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当改革开放路线得到大多数人支持取得主流地位以后，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 邓小平和他的主要助手胡耀邦等顶住“复辟资本主义”的压力，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废止近乎单一的公有制，实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资本家请回来了，把先进生产力请回来了。可以看到，这一系列新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但为了避免“修正主义”之嫌，被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归根结底是新制度战胜旧制度、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民主社会主义战胜暴力社会主义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

谢韬认为，当前在意识形态领域，“反修防修”的极左理论时时回潮，干扰改革开放，逼得执政者只能采取“打左灯，向右拐”的策略，改革开放是在政治上受保护、意识形态上受非议的状态下推行 的。中央主要领导人，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只有执政权没有话语权。“不争论”的政策只是取消了自己的答辩权，“左派”对改革开放的攻击和非难一天没有停 止过。今日极左理论大回潮，“左派”要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夺权，是二十七年来在意识形态上妥协退让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理论上的失误，是没有分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究竟在哪里？
作者继而回答指出，在马克思恩格斯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承认一八四八年的错误以后，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才是《资本论》的最高成果，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这个正统叫做民主社会主义。
是列宁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胜利的思想，提出了在落后的东方国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列宁主义是布朗基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布朗基（1805～1881）是十九世纪法国秘密社团领导人，第一国际内的暴力革命派，巴黎公社的军事领袖。布朗基主义的要义是坚信：不管生产力的发 展处于什么水平，只凭革命暴力就可以创造出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世界。
毛泽东又接受的是列宁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他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武装夺取政权，是资产阶 级民主革命，是完全正确的；但建国以后，不顾中国生产力非常落后的国情，放弃新民主主义即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坚持要搞共产主义，所凭借的是手里有强大的国 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布朗基主义——列宁主义对他的影响。毛泽东走上暴力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社会民主党就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列宁标新立异，一九一八年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共产党，成立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分裂了国际工人运动。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才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他们把恩格斯摈弃的“一八四八年的斗争方法”当作旗帜挥舞，从“左”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

作者最后强调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企图保留毛泽东模式的政治体制，只在经济上改革开放，会重蹈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走向灭亡的官僚资本主义道路。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贪污腐败问题。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吴敏：《没有民主就没有共产党》

在随后的3月份刊物上，《炎黄春秋》继续刊发了这篇文章，文章特别重申与强调地喊出，民主是共产党成立的基本条件和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民主、自由决定着共产党的存在价值和前途命运；克服和铲除党自身非民主、“非共产党”的成分及病毒。

事实上，很明显地可以观察到，自从2007年元旦之时，中共"文胆"俞可平公开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以来，党内、党外关于民主的呼声越来越高涨，而且话题已经一再突破中共一直的禁域，直接触及到共产党在中共大陆的执政核心问题。相比较与以前，中共高层这一次并没有对这些“极端”的言论进行打压、管制。
外界分析，在当前各界讨论民主的声音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状态下，由这些发展推测，中共可能企图在今秋的十七大推出比较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然而，面对民主的呼声，最近上海、浙江等地区开展了一系列的专题讨论会。

上海、浙江的专题批判会

2007年3月中旬，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研究院与上海大江书社共同举办“关于《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问题座谈会”，根据公布的会议记录看，这是一场针对此文的批判大会。
主持会议者说，《炎黄春秋》在今年第2期 刊发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所论述的问题直接涉及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直接涉及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还直接涉及到社会的发 展和人类未来的走向，这就不能不引起强烈关注。对于民主社会主义是个什么东西，要看清楚。民主社会主义论再次抛出的实质，就是要在中国复辟资本 主义。谢等人通过歪曲、篡改、抹黑的种种方法，倡导民主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宣称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宣称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发展的“第三条道路”等等。这些反动言论，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不把它彻底批倒，将会给国内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进而影响到国家、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命运。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冯金华指出，民主社会主义就是用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人权这些好听的、抽象的名词堆砌成的假的 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国家也需要民主、自由、平等。他认为，要借鉴民主社会主义中合理的东西，但对于民主社会主义的垃圾、糟粕，我们要坚决扬弃 并彻底声讨、批判。还有与会者批评说，“我们要注意到这是一个信号。经济基础改变完了，必然要改变上层建筑。而要改变上层建筑，就需要作出舆论准备。因此，谢韬等人再次抛出 民主社会主义论调，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他们之所以敢这样大模大样地跳出来，敢这样不遗余力、声嘶力竭地行动，是因为他们感觉到时机到了，已经到了清算 的时间了！”

在同一时间，浙江省各高校、省委党校和省级机关的部分理论工作者在杭州召开讨论会，主题为：迎头痛击“民主社会主义”反动思潮。
与会者表示，对谢韬此文表示“非常吃惊、非常气愤”。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是继新自由主义思潮之后，出现的又一股思潮，这是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对他的恶劣影响决不能低估。在中共的“十七大”即将召开的日子里，某些北京公开出版的刊物，竟然把这样的文章作为头篇文章发表出来，公开打出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显然这是妄图在“十七大”旗帜上贴上他们的标记，以达到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同时大会普遍认为，这些年来淡化马克思主义，党内缺乏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气氛，也为这些思潮泛滥提供了条件，对没有认真读过马列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危害很大，这股思潮的出现从反面告诉我们，必须强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教育，否则十分危险。
大会从以下几个方面初步对谢文作了批判，并认为还必须深入进行清算：
1、关于所谓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创者”和恩格斯晚年“放弃了共产主义最高理想”问题。大会列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谢文通过断章取义、歪曲、篡改、偷梁换柱甚至诡辩的手法诬蔑马克思、恩格斯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手段是毒辣的。
2、关于民主社会主义问题。其实民主社会主义不是什么新鲜货色，它只是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继承和延续而已。马克思主义者对待民主社会主义的态度应该是，对它的某些具体政策、办法等可以有条件地拿来为我所用，但要清醒地认识到它与马克思主义是有根本的原则区别的。
3、关于 “暴力社会主义”问题。谢文中竭力诅咒社会主义是“暴力社会主义”至少有五、六次之多，反映他对社会主义怀有刻骨的仇恨。大会认为，回顾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哪一国不是通过暴力革命实现的？不是无产阶级天性嗜好暴力，他们采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完全是被逼出来的，这种经验是从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同时，总结社会主义国家过去的教训决不能放弃无产阶级专政。

十七大前夕风声渐紧

从谢韬文章所讲之“民主社会主义”的论点，他将之看成是解决目前中共诸多问题的核心之所在，是拯救中共与大陆的惟一出路。而批判者则将此视为“复辟资本主义”的苗头，并上升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共产党人”与“一批民主社会主义者”的阶级斗争的层面，要求与之划清界限。而中共北京党报的全文头版刊登，则无疑是对谢韬此文的一种重视，对于反对者而言，中共高层的态度目前不可捉摸，“十七大”之后中共的政治方向还不甚清楚。
有评论认为《炎黄春秋》打了一次漂亮的“擦边球”，而其实这样的“擦边球”毫无疑问投到了关键的球筐，是整场球赛中最为关键的一球了。局面将如何继续？双方如何角力？中共会站出来吹响口哨担当裁判吗？一切拭目以待。

（注：谢韬此文《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是其为辛子陵所著《千秋功罪毛泽东》撰写的序言。）

公民社会崛起与政府管理退位

公民社会崛起与政府管理退位
——俞可平为中共十七大政治体制改革摇旗呐喊

中国公民社会正在迅速形成

最新出版的《学习时报》刊登《激活和谐社会的细胞——“盐田模式”制度研究》一书的序言指出，“改革开放后，我们引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绝对一元化的社会体制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党和政府之间开始逐渐分开，于是行政管理便应运而生；政府和企 业也开始逐渐分开，于是工商管理便随之兴起。现在，以民间组织、中介组织、行业组织和社区组织等社会组织为主要载体的公民社会，也终于开始相对独立于国家 和政府，大量新的社会事务开始产生，于是，社会管理便成为继行政管理和工商管理之后的又一个重要管理领域。”
文章作者俞可平阐述说，“究其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传统社会体制，是一种高度一元化的体制。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国家与社会不分、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不分，是传统体制的特征。”而事实上，“公民社会开始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在中国的迅速崛起，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重大变化之一。”据民政部的最新统计，截止2006年12月底， 全国各类民间组织约32万多个。然而，学者的估计大大超过这个数量，不少学者估计各类民间组织已多达300万个左右。随着公民社会的兴起，如何规范公民社会的生活便成为政府新的重要职能。

公民社会崛起带来诸多社会问题，考量政府职能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引入了市场经济体制，中共一元化领导的社会体制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党和政府之间开始逐渐分开，行政管理便 应运而生；政府和企业逐渐分开，工商管理也随之兴起。现在，以民间组织、中介组织、行业组织和社区组织等社会组织为主要载体的公民社会，也终于开始相对独 立于国家和政府，大量新的社会事务开始产生。

俞可平阐述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传统的单位制发生重大变化，城市化进程加速，户籍制度开 始变动，流动人口迅速增加。由此造成了大量新的社会事务开始产生，新的社会问题也开始出现，中国社会的大转型引发了众多社会问题，如信访问题、“三无（无土地、无工作、无固定收 入）”农民、房屋拆迁、土地征用、城市地摊、环境污染、物业纠纷等等。官方原来的管理制度已经难以解决这些新的社会问题，迫切需要制订和修正相应的政策、 法规和制度，建立和健全新的社会管理体制。俞可平认为，建立新的社会管理体制将有利于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因为社会自治是政治民主的重要内容，社区自治是基层民主的基础。政府应该为公民社会的自治提供制度环境。政府职能发生重大转变，需要建立和健全新的社会管理体制。他认为，公民社会的出现将促使政府从许多经济领域和基层乡村领域退出，这些领域不应再是政府的直接治理，而是社会的治理。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的重要性

俞可平进一步论述说，“政府要加强社会管理和改善社会服务，就需要改革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社会管理体制就是国家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而用以规范和协调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和社会生活 的一系列制度和机制。社会管理体制的内容极为丰富，就目前我国的现实情况而言，诸如社团管理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社会治安体制、社会应急体制、社会服务体 制、社区管理体制和社会工作体制都可列入其范围。改革和完善社会管理体制对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其列出的重要意义有以下五点：其一，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社会管理的主要目的，就是调节利益关系，解决利益冲突，维护社会生活中的公正原则。没有社会领域的公平正义，政治和经济 领域的公平正义就是不完善的。其二，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社会管理的直接目标，就是维护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没有正常的社会秩序，就没有社会稳定。其三， 有利于社会和谐。没有健全的社会管理，就不能有效解决社会生活的利益矛盾和纠纷，人与人之间就不能和睦相处。没有和谐的家庭和社区生活，和谐社会就没有基 础。其四，有利于提高执政能力。健全的社会管理是“小政府大社会”的前提，社会管理能力的强弱直接表征着政府执政能力的高低。其五，有利于推动基层民主。 社会自治是政治民主的重要内容，社区自治是基层民主的基础，因此，社会管理体制直接关系到基层民主的发展。

俞可平一系列言论助推中共民主化进程

北京观察人士指出，有胡锦涛“文胆”之称的俞可平近来不仅频频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摇旗呐喊，甚至公然喊出“民主是个好东西”这类“离经叛道”的口号，显然是在为中共十七大推进政治改革造势。
从其近期一系列的言论来看，着重点在于为中共的政治与社会“民主”改革建立理论基础与民意基础。“民主是个好东西”，以大量分析“民主”的局限性的方式，为中共民主预先留下改革成功与失败不可预期性因素；而紧随其后的“民主怎么不是个好东西”，则明确的提出了“增量民主”的核心理念，指出中共的民主改革是要在保持“动态稳定”的前提基础之上；并详细规划出了中共民主改革的路线图：从基层民主到更高层的民主，从党内民主走向社会和整个国家的民主，从较少的竞争到更多的竞争。而今次提出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与健全，完全契合其从基层到高层的路线图，并且与胡温的“和谐”论紧密结合。观察人士指出，其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有步骤、有计划的推出的。
从俞可平一系列的言论来分析，或许可以探测到中共十七大的一些政治方向。

（注：《“民主是个好东西”：胡温政改破题的信号》请参阅本刊07年第15期，《俞可平新论:民主怎么不是好东西》请参阅本刊07年第18期。）

蒯辙三论中共政治体制改革

蒯辙，1968年出生，南京人。中共党员。毕业于北京新闻学院。现任全国高级党政干部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主任等。长期从事写作、行政、管理、编辑出版工作，主要参加决策管理等社科项目的研究。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大量在改革时代背景中令人深思而有创新理论意义的文章和专论，是当前思想理论界的活跃知识分子。
从三月份开始，蒯辙在一些媒体连续发表关于中共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分别阐述中共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把重点放在改革“党政不分”“党和司法不分”和改革落后的行政体制。引起广泛的讨论和争鸣。

一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从党政不分入手

在第一篇文《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从何入手？》的开头，蒯辙说，最近温家宝谈到解决中国的腐败问题，指出要“从制度入手”，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谈到民主与法制时，也提出要进行“以发展民主政治为目标的 政治体制改革”。还把后者列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现阶段的两大改革之一。由此可见，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长期性，而且在当前，在现阶段，政治体 制改革更具紧迫性和关键性。这是中共和中国政府必须高度重视的。

在当前，中国如何设计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呢？作者认为，首先应从解决“党政不分”的问题入手。

他首先分析了当前的“腐败”问题，指出“中国的腐败不仅“涉及到许多高级的领导人”，而且涉及到队伍庞大的中下层领导人；不仅“越来越严重”，而且越来越普遍，甚至越来越危险。毋庸讳言，中国从高层到下层的腐败分子，几乎都是党员干部，其中绝大多数又是党政双肩挑的干部。”进而分析导致腐败的原因，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权力过于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集党政权力于一 身，固然就是“造成腐败最为重要的一点”，而权力过大，权大于法，一人独大，也是造成腐败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正因为权力过于集中、权力过大、权大于法、一 人独大的政治体治弊端，才使得权力的行使“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权力的行使不仅得不到党内的制约和监督，也得不到政府内、人 大、社会舆论的制约和监督，更谈不上人民的制约和监督了。

作者由此强调，“这样的政治体制及其环境现在是必须改革、改变的时候了！”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要从根本上分清、分开党权和政权。首先，就是必须从改革传统的政治观念做起。应该制定《政党法》，规定政党尤其执政党在政治生活、国家生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执政党不能代替人大、政府、司法、行使权力；非执政党对人大、政 府、司法有监督权，对人大、政府、司法工作有建言权。各政党的官员不应享受国家干部和公务员的待遇，政党活动经费也应合法自筹，不应享受国家拨款，也不得 占有国家资源。总之，各政党不应由纳税人来负责其经费，政府也没有权力养活政党。政党必须接受人民和舆论监督。

二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需解决党和司法不分

在随后不久的第二篇文章《再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从何入手？》中，蒯辙进一步提出，还必须从改革“党和司法不分”入手。
作者著重分析了湖南郴州曾锦春案，指出这起典型的看似荒唐的案件背后，就是因为“党和司法不分”，党的官员，尤其是第一把手及政法委书记、纪委书记可以利用手中权力，干预司法，操控司法，并借此贪贿敛财的必然结果，而且这是一种 贪腐、专权、滥权的普遍政治社会现象。由此可见，“党政不分”、“党和司法不分”的政治体制和机制弊端，现在已到必须改革，尽早改革的时候了！
作者说，必须改革各级党委及第一把手权力独大、一人独大，领导一切、管理一切，把自己凌驾人大、政府、司法之上的党政不分的旧体制。改革“党政不分”，改革“党和司法不分”的必要性和急切性，更看到必须改革党的各级政法委、纪委及其第一把手即政法委书记、纪委书记以权代法、权大于法、干预司法、操控司法的政治体制弊端的紧迫性。
现在，内地司法不公，司法不独立，司法受党的官员操控，归根到底是源于“党和司法不分”，这是严重的社会政治体制问题，以及由此而滋生着日趋严重的腐败问 题，老百姓对此早已大为不满，怨声载道。这已重创了中国的法制公信，十分不利于推进民主政治，不利于建设法治社会，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因此，作者再一次强调，革除政治体制中“党和司法不分”的旧体制已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

三论：改革落后的行政体制

前两篇文章得到了社会各界积极地响应。紧随其后，就在4月27日，作者再次著文《三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从何入手》，在明确前面两篇文章论点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与此同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还应从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政府职能入手。”
作者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处于关键的转型时期，中国要从计划经济成功地转型为市场经济，就必须推进以市场化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然而，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却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而且影响经济体制改革稳健、快速的发展进程，加重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成本，甚至妨碍了经济体制改革成果的社会公正分配，并带来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因此，中国落后的行政体制改革已到了亟待从根本上改革的时候了！
作者在分析了中国封建传统政治与台湾政治改革的失败对比后，强烈指出：中国大陆结束了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统治之后，迎来的是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并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再加上毛泽东的修正和中国封建传统之后，社 会主义是更加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把封建专制、人治发展到了极致。或许可以说，中国社会主义正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封建社会主义”，即“臀部带有封建纹章”的 封建社会主义。现在，中国政府尚停留在党治政府、吏治政府、人治政府的状态，迄今为止，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问题，尤其腐败、专制和不平等问题大多与此紧密相关。
因此，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政府职能改革，也就是政府改革的目标，应是建立民主政府、法治政府、市场化服务政府。就中国行政体制在法制与法治层面的改革而言，还必须重视从非规范性改革及文件性、政策性改革转向法律规范性改革，在注重行政法制改革和建设的同时，还应特别注重法制程序。
作者分析指出，说得严重点，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若再不与经济体制改革相应配套进行，就有可能阻碍甚至断送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改革就没有希望。中国各级政府必须明确意识到，政府在经济领域、在市场配置中搞行政垄断是必须绝对禁止的。政府应当运用法律手段来调控经济，而不能靠行政手段来干预经济。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是要改革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和职能，建设市场化服务的政府和行政体制。

最后作者总结说，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政府改革的目标和任务是：从党治政府、吏治政府、人治政府转变成民治政府、法治政府；从搞计划经济的政府转变为搞市场 经济的政府，为市场经济服务的政府；政府官员要从高高在上的官僚转变成脚踏实地的公务员，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为社会服务的职工。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把重点放在改革“党政不分”“党和司法不分”和改革落后的行政体制，应该三管齐下，同时入手！

“波将金式农庄”：面子工程的背后

【按：中共“与时俱进”的口号，在很多方面其实最后都走了历史的老路。即使如“面子工程”这样的伎俩，官员们也缺乏创新。几百年前沙皇俄国时代的笑话，随最近爆出的“遮羞墙”又再一次上演。舆论的谴责是一致的，但在“波将金式农庄”的现象背后，关键还是基层的民主与法治建设，是政绩评价体系的正确导向。】

“文化墙”就是“遮羞墙”
据《人民日报》20日报道，属于国家重点贫困县的甘肃永靖县，到处是荒山瘠坡，土黄沙厚；全县贫困面10%，个别乡镇的贫困面更是达到70%以上。但在这个县的部分公路两边，却有一道亮丽的人造景观——总长度两公里多的“文化墙”。这九处崭新的砖墙沿路壁立，墙面被统一涂 成蓝色，并画上了图案，一些墙上还铺上琉璃瓦，煞是好看。当地政府称，这是美化农村环境的举措，是“建设新农村的一种探索”。而当地农民却不买账，毫不客 气地称之为“遮羞墙”！
贫困县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于当地政府来说，的确是个难解和必解的课题。而永靖县政府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却表现了超人的智慧和非凡的才能，用一句流行话说，太有文化太有才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近两年来，永靖县利用境内水库资源和兰刘公路穿境的优势，大力开发旅游业，吸引外地人来“送钱”。而沿公路 两边的村民的房子绝大多数是已建成十多年的土坯房，如今已十分破旧，门前圈养着牛羊，堆放着柴草，外来旅游的人在公路上能直接看到这些破烂场景，政府一方 面怕影响永靖县的形象，另一方面，又知道帮助村民脱贫致富改善居住条件时间长，所需要的巨额投资农民筹不起，县里也帮不上，于是灵机一动，想出了个“妙 招”——建墙遮羞。2米多高崭新的砖墙沿路壁立，不仅能遮挡破烂场景，而且墙面统一涂色、画图、盖琉璃瓦后，增加了文化气息，难怪当地政府称，这是绿化美 化农村环境的“文化墙”，且认为这是“新农村建设”中探索出来的新做法。

尽管政府自我陶醉，但村民却还是不买这个账，认为这是“遮羞墙”，虽然比原来的土墙好看些，对村民的实际生活却没有带来好处， 仅仅是个“面子”。包括有的村民想临街开个卖店，都因为统一修墙被阻止。而就在被“遮羞墙”遮挡的村庄中，还有部分农户家里缺粮断水，生活极其贫困。据了解，建墙村民出劳力，材料款全部由县财政负担，每建1米“遮羞墙”，仅材料造价就在100元左右。三条岘乡建了400多米 墙，材料投入近4万元。而那些不会做泥瓦活的村民，一天则要掏30元-40元钱雇泥瓦匠来砌墙。而农民掏这笔劳务费也是很艰难的，因为截至2005年底， 村民年收入在625元以下的有4580人，占总人口的三成以上。无疑增加了农民不合理负担，属于严重违规行为。

“波将金式农庄”的千古笑话
 这条新闻让人想起沙俄时代的一个典故：“波将金式农庄”。
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时，她的宠臣波将金为了显示其领地的富足，请画家在女王视察的沿路画上一些美轮美奂的假农庄，他曾保证在女皇巡视新征服地区的时候为她呈现出这一番景象。这些“农庄”仿 佛精美的舞台布景一般，由热闹繁华的城镇和快乐悠闲的农奴组成，而这一切转瞬之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却会准时地出现在精心安排的女皇巡视路线的下一 站。这些虚假的农庄实际上反映了叶卡捷琳娜二世本人在国体改革等方面缺乏真心诚意以及好大喜功的一面。于是，“波将金式农庄”作为粉饰太平、做表面文章、建“面子工程”的代名词，流传至今。

面子工程的背后，是政绩评价体系的问题，是公共事项民主决策的缺位
在近期有关新农村建设的报道中，一些地方热衷于搞花架子、形象工程的新闻时有所闻，这些地方的当政者未必知道“波将金村”这个典故，可是为什么这些中共官员的思路、行事和几百年前一个洋大臣的做法竟然如此相近呢？从新农村建设开始，中共就一直强调不能搞形象工程，不能搞铺张浪费，要让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得到真正的实惠。这类红头文件，想必永靖县的官老爷们并不陌生，但他们为什么自然而然地师法那个俄国宠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其根本原因是我们一些地方的政绩评价体系出了问题。一个地方的官员政绩如何、品行如何，最有发言权的自然是该行政区的公众，所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地方官乐于取悦上司而罔顾下情，因为最终决定他们升迁的往往是由上面更大的官员决定。而马路这类通衢大道两旁的 “面子”能影响外部舆论，从而能对决定其命运的大人物产生影响，所以他们要竖一堵高墙，把“羞”遮起来，而高墙后面的破落村庄里，栖息的是沉默的大多数。 就如那位俄国宠臣，他一生富贵系于女皇陛下的喜怒，那么他那种创意也合乎逻辑。
其实，爱面子不能一概否定，一个人爱面子至少 说明他对更好更美的东西向往，他对美丑有起码的判断。中国人有好面子的传统，有些乡里人再穷，他们走亲戚时，也要借一身体面的衣服穿起来。永靖县这种“面 子工程”，当地农民不买账的根本原因不是农民不要面子，而是这种要面子的方式并不是农民愿望真实的体现。建这些“遮羞墙”的费用当然由公共财政买单，而民众却不能决定这笔钱如何花，他们当然会不满意、有怨言；甚至这些“遮羞墙”的费用直接由本就已经贫困的民众来买单，出力出钱来为官员们的所谓“政绩”来做贡献，他们当然会不乐意、尽嘲讽。
如果在新农村建设中，公共事项的决定权真正交给广大农民，有一种能充分发挥民主的方式，让农民自己决定是要“面子”还是“里子”，那么大伙儿像过去凑钱修宗祠一样愿意掏钱修“文化墙”也未尝不可；如果这些官员的政绩切实又基层民众来评价，官员的升迁由当地农民决定，他们也就不会劳神费力去建这些饱受民众非议的“波将金式农庄”了。
 从这个角度来说，避免新农村建设“波将金式农庄”的倾向，根本的办法还是切实加强农村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建立正确的政绩评价体系。

美国启动“贸易摩擦时代”的战略意图

【从近代历史的分析中可以发现，美国的贸易政治在各种利益集团的博弈下从未曾间断。但是，目前美国对华强硬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并不仅仅是贸易保护主义那么简单的事情了，其中包含着某种对中国的战略上的遏制，是美国国家战略的一种体现。】

中美贸易摩擦
尽管建立了中美经济高层战略对话机制，但是，2007年，美国还是意外的启动了对华贸易的强硬政策。
2006年10月，美国光版纸生产企业——新页公司（New Page Corporation）首先向美国商务部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起申请，要求商务部重新考虑其长期实行的不对中国适用美国反补贴法的政策。在诉状中，新 页公司指控数家中国造纸企业接受政府诸如所得税减免、债务减免及低成本贷款等补贴。
2006年11月，美国商务部正式发起对华铜版纸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
2006年12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宣布，来自中国的铜版纸对美国纸业造成实质损害，美国商务部正式启动对华反补贴调查。
2007年1月，中国商务部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起诉美国商务部，指控其在继续认定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同时发起对华反补贴调查是非法的，要求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发布临时禁止令，暂停之后正式撤销美国商务部发起对华平张涂布纸反补贴调查。
2007年3月29日，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的认定中，美国商务部被确认拥有广泛的裁定权力范围。
2007年3月30日的声明中，美国商务部表示，做出对中国适用反补贴法的决定，需要对美国的对华反倾销措施做一个评估，特别是在具体的企业层面。美商务部目前正在考虑这一事宜。
2007年3月31日，对于美国商务部最新做出的决定，中方迅即作了回应。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王新培于北京时间3月31日凌晨发明声明：“美方自1984年起就确定了不对所谓 ‘非市场经济国家’适用反补贴法的做法，这一做法在美司法诉讼中被确认为判例，且始终未予改变。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强烈不满，认为此次美商务部的初裁决定开 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明显与美国内目前仍然生效的法院判例和美商务部的一贯做法不符”。
2007年4月9日，布什政府决定，将于今日就中国限制外国文化产业准入和盗版向世贸组织(WTO)提起两项申诉。
......

历史借鉴：美日贸易摩擦，造成日本长达十年的经济衰退
1980年代，日本在一个又一个的传统产业领域超越了美国。1990年，芝加哥对外关系委员会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60%的公众认为，日本的经济实力是“今后10年中对美国重大利益的一大威胁”，有70%的美国人同意一个说法：“日本对美国实行了不公平贸易”。整个美国笼罩在了一种悲观的情绪之中，他们担忧的是，自己的经济模式已经成为了一种在其他国家选择和发展了自己一套产业后，抛弃的剩余产业的遗留物而已。当时的美国东亚问题专家查默斯·约翰逊说：“冷战结束了，但胜者是日本。”由此可见一斑。
随后美国即发起了一系列的贸易战术，迫使日本接受了日元大幅度升值的协议，直接导致了日本的经济危机。即使是老布什政府和克林顿首任政府时期，也还是依然不断的向日本贸易政策施压，直到日本由此陷入了长达十年的经济衰退，日本国民经济遭受重创。

“反恐结束了，但胜者是中国”这样的局面是美国不能容忍的。
全球化使得中美之间有了更多的共同经济利益和经贸利益冲突，并在某种程度上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中美高层战略对话机制就是为了适应当前形势的顺应产物。在这个时期，不再会是由某个利益相关集团或产业要求美国政府来惩罚中国，美国政府也绝不是为了铜版纸、纺织品等这些低端产品而大动干戈；再者，在这一次的贸易摩擦战中，以前甚为美国政府感受压力的产业和劳工的声音，其实并非高涨，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当前的贸易摩擦已经成为国家间战略竞争的体现，中美两国将进入以规则相互反制的阶段，双方较量的结果将决定下一阶段两国经济实力上的对比与对抗。从美国方面来说，现在面对的，是一个比当年的日本不可同日而语的、更具有战略影响力的中国，以及中国的崛起。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美国当然不会容忍出现“反恐结束了，但胜者是中国”这样的局面。

美国“贸易摩擦”战略的真实意图
美国此次贸易摩擦的目标就是要求中国进一步打开市场，让中国承担更多维护世界贸易体制的义务，从而将中国纳入美国所编织的并在其占据了主导地位下的全球分工网络之中。其采取的手段就是企图进入中国的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并防止中国产业延伸到高技术的领域，以便将中国维持在一个全球生产链上的工厂组装的环节。然而，中国拒绝开放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就令美国很难达到其目的。
但前段时间，中国“2.27”股市暴跌之后，以及因流动性过剩加剧了资本泡沫的不稳定现状，于是美国政府就趁火打劫，趁机通过贸易指控向中国政府施压。分析人士指出，如果中国政府不让步，美国随后跟接着的贸易指控将会更多；但是，如果一旦作出让步，那就将给中国经济增加不可预测的未来变数，甚至有可能加速酝酿成日本式的危机，从而达到了美国不战而胜的意图，击败了中国这个“战略竞争对手”。

观察人士综合分析指出，此次中美贸易摩擦的因素中，美国产业与公众的呼声并没有达到先前案例中的强烈程度，从政府的战略角度来分析，才是其真正的意图所在。而在这种以贸易摩擦为手段的战略意图之下，中国目前所面对的将会是一场复杂而严峻的考验，能否有效的予以对抗与反制，是关系到今后很长一段时期中美两国之间政治与经济地位的攸关之所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此次也采取了强硬的对抗姿态。未见硝烟的贸易战场上，鹿死谁手尚不可妄下定论。

变革中的产业化农业

【按：超市等大卖场在中国城市与农村普遍开花，尤其是大型连锁超市，近年来迅猛发展、跑马圈地，成为中国商业领域的一支生力军。同时，在超市的供应链上，也必然的附带着发展起一些相关的产业，并带来了相应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一个值得关注之处是，为超市提供农产品供应的农村，也在生产方式与合作方式上发生微妙的变革。有观察家提出，这会是中国农业将要出现再一次的“合作化”的可能吗？】

农产品供应连锁超市，

严海春是上海一家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副总经理，这家企业经营着一些下属的农场。这些农场现在生产的已不是卷心菜和稻米，而是向家乐福(Carrefour)和沃尔玛(Wal-Mart)供应的优质有机猪肉。
中国农民正试图满足迅速扩张的连锁超市的需求，在此过程中，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正席卷中国农业，严海春所在的企业也置身其中。农业生产在10年前还以维持生计为目的，如今已慢慢受到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影响。瑞银集团(UBS)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表示：“目前中国的农产品加工企业还处于初生阶段，但未来10年，它将成为一个亮点。如果有能力的话，现在最好买进一家养猪厂。”
中国对沃尔玛等企业产生了巨大影响——如今沃尔玛每年从中国采购的货物价值逾100亿美元。但沃尔玛等现代零售企业也对中国产生了持久的影响，甚至包括处于产业链低端的农民。如今的中国农村，很多农民也通过直接与各级经销商建立营销关系，再又经销商通过批发市场向其他小规模的超市、卖场进行铺货，从而进入了市场。

产业化农业席卷所有发展中国家

从全球范围来看，过去20年，从巴西中部的大草原，到埃及的尼罗河三角洲，产业化农业的发展席卷了所有发展中国家。但农业产业化在中国尤其敏感，因为它对中国最重要的两个政治问题之一，具有潜在影响。胡锦涛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已经承诺，提高农民收入，并缩小农村地区与沿海繁荣城市之间的巨大生活水平差距。目前中国13亿人口中，仍有9亿人居住在农村。对于任何旨在减少贫困的长期措施而言，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都至关重要。
利用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机器和技术，是提高农场生产效率的途径之一。但若想大幅提高生产率，中国的农户生产形式需要扩大规模。农业产业化的推行，使中国农村土地所有权难题浮出水面。近年来，由于地方政府大规模征用土地，为工厂和住宅让路，土地所有权已成为一个爆炸性问题。如果农民被迫出让土地，给规模更大的企业让路，那么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发展将加剧社会紧张，并加快农民向快速发展的城市迁移。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经济改革的初期，这种两难局面便已出现。邓小平最初采取的改革措施之一，便是打破农场集体所有制，将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户。农民并不拥有土地所有权，但一般都享有30年的租赁使用权。这一举措的初期效果十分明显。不仅农民收入快速增加，还避免了困扰许多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无地农民工的问题。然而，这种新土地制度也有相当大的局限性。它使中国出现了数以百万计的小规模、低效率的农业生产者——全国约有2亿农户，平均耕地只有1.5英亩（而且不可出售）。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沿海城市居民收入飞速增长的同时，农民收入增速要缓慢得多，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农业生产的人均产出较低。

与现代零售网络形成反差

这种陈旧的农村体制与中国快速成长的现代零售网络形成了鲜明反差。随着新一代中产阶级消费者寻求更高质量的食物和更加舒适的购物环境，中国的超市和大卖场数量正在快速增加。目前，中国有1.6万家中外资超市和大卖场，还有许多大型餐饮连锁企业——肯德基(KFC)在中国大约有2000家门店，麦当劳 (McDonald)有800家左右。
然而，超市和餐饮连锁企业与传统农贸市场的要求大不相同。它们需要特定的产品，需要可靠的质量，还希望能够追踪食品的来源。这些零售企业不得不因地制宜。一个最鲜明的例子就是，肯德基在美国私人公司辛普劳(Simplot)的帮助下为餐厅里的炸薯条建立了一条供应链。作为肯德基的主要土豆供应商，辛普劳在中国设有工厂，每年能够生产1亿份与美国相同品质的冷冻薯条。这些土豆基本上都产自中国内蒙古，该地区与美国爱达荷州处于同一纬度，气候条件也相似。但这是近20年努力的成果。
据辛普劳中国区总经理丹•库欣(Dan Cushing)称，当辛普劳1988年进入中国时，许多种植土豆的农户仍在用马和犁耕地。他表示，只有农场面积达到250英亩，才值得投资购置拖拉机和肥料播撒机器，但当时中国农户的种植面积往往还不足一英亩。“当时，即使想把一块地弄平整以疏导水流，那也是一个浩大的工程。这种事你在美国农场打个电话就能搞定了。”
然而在更大范围内的中国农村，松散的农户并未能享受到同样的先进生产技术与加工方式。市场的需求往往与农户的生产脱节而不畅通，与现代灵活、快速的零售网络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从“自给农业”到“商业性农业”

当辛普劳提出一个较长周期的种植安排时，许多农户都感到困惑，因为根据这种安排，农户们要到第三年年底才能种出商品土豆。库欣表示：“我们必须使农民的思维从‘自给农业'向‘商业性农业'转变。”辛普劳最初的做法是，挑出有潜质的农户，指导他们按照要求种植土豆，并尽力让他们相信长期供应合同的好处。一些农户退出了，其余的则发财了。
对辛普劳而言，至关重要的一点在于农场的实际规模扩大了。10年前，该公司和1000个土豆供应商打交道，现在它只需要和100个做生意。这些供应商中很多都是私人集团，它们从其它小规模的农户手中租赁土地；也有一些是土地改革之后仍由国家控制的大规模农场。库欣表示：“要想成功，你必须要有一定的规模。”
超市现在很少和小规模的农户直接打交道。相反，过去五年间，已经出现了一批专为它们供应食品的新公司。像超大现代农业集团(Chaoda)这样的生产商，已租赁了足以进行巨额投资的大片土地。超大是一家蔬菜生产集团，在中国各地29个不同地区拥有农场。爱森肉食(Aisen)是另一家这样的公司。该公司在上海郊区南汇的一大块土地上兴办了有机猪肉农场，已有五年历史的爱森肉食目前有12家养猪场。
按照有机猪肉的要求，这些猪在出栏前最后几个月必须停用抗生素，同时饲料中不得含有动物脂肪。最后上市的肉块中不能有超过2厘米厚的肥肉，较中国超市里的常见肉块要少25%的脂肪。严海春表示：“如今在大城市，消费者想知道肉是安全的，并且不太肥。”

农产品加工成出口行业

中国的农产品加工企业正开始发展成一个出口行业，尤其是在水果和蔬菜等劳动密集型作物方面。过去十年中，这些产品的出口量已经翻番，中国已经成为苹果汁和大蒜的供应大国。在美国的麦当劳餐厅，每一位品尝亚洲色拉的顾客都会吃到中国产的豌豆。
农产品加工企业已经迅猛发展，但它仅仅刚开始触及中国庞大农业基础的边缘。在为数不多的这方面的学术调查中，去年一项针对北京地区200个乡镇的学术调查发现，为城市超市建立的供应链仅对农民产生了微小的影响。斯坦福大学学者、调查报告作者之一的斯考特•罗兹勒(Scott Rozelle)表示：“(供应链)的确产生了影响，但到目前为止影响还不大。”一些研究人员乐观地认为，现代零售业将为农业整合和提高设备投资规模创造相应条件，从而提高农业生产率。他们希望这将提高农村收入水平。中国农业科学院(CAAS)的胡定寰表示：“发展大规模农业的机会越来越多了。超市将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推动力量。它们将对农户产生巨大影响。”

农村产权不明确造成发展障碍

然而，由于中国农地多数都分成小块，对于农产品加工企业给农村生活带来的影响，人们心存疑虑。专家认为，要想提高收入，农民必须扩大生产规模，但由于中国农村产权不明确，引入农产品加工企业可能导致对小农户权益的进一步侵害，从而加剧农村贫困和社会紧张。
中国农民无权买卖土地，虽然理论上他们拥有土地租赁权，但很多权益从未在正式法律条文中明确。对地方官员来说，他们有巨大的空间进行任意决策，改变土地使用的条件，而无须提供足够的补偿。事实上，土地纠纷已成为中国近年来最具争议的问题，全国各地发生的成千上万起骚乱事件中，很多都起源于土地问题。来自中国国土资源部的资料显示，1998年到2005年间，全国共出现了100多万起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在这些案件中，通常都是为建设工厂和住房而占地，农民们得到的补偿很少，甚至完全没有。
中国农科院的另一位教授李先德表示，农产品加工企业正越来越多地与控制土地使用的村级官员谈判供应合同，而不是与农民直接谈判。他说：“如果官员们达成交易，而农民仅得到小部分补偿，那可能会酿成严重问题。”上月，中国全国人大通过了《物权法》，围绕土地产权的争议成为媒体的头条。这部法律曾引起极大的分歧：赞成者认为，这是强化资本主义的重要步骤；但左倾批评人士则称，它将使近年的非法征地合法化。但该法律并未改变农村土地所有权的现状。法律专家表示，面对肆无忌惮的地方官员，农民并不能从这部法律中得到多得多的保护。

如果农民组建更多的合作组织，可能会获得另一个层面上的保护，因为这可以使他们集体和买家谈判，组织更大规模的生产。但斯坦福大学的罗兹勒表示，虽然法律允许设立农业合作组织，但采取这种做法的村庄仅有7%。“事实上，共产党并不热心于成立其它有组织的团体。”近年来，数以万计的农民被赶出土地，为中国的制造业热潮让路，酿成了一个危险的不满情绪源泉。中国最高领导层已承诺解决这个问题。
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兴起，将考验中国政府是否真能照顾普通农民的权益。而同时，农民组建的合作组织，是否又会成为一种新的农村合作化呢！？

大陆经济潜在的暗流威胁

当前中国大陆经济的持续高速升温，或许已经遮蔽了民众的视线。在利欲的刺激之下，物质主义继续日渐成为统治民众思想观念的主流。一切以经济发展为前提的指导之下，各种各样获利的渠道和手段在民众当中广泛传播，甚至不惜采取铤而走险的招数，以身试法、利用法律监管的漏洞来攫取钱财已经成为民众津津乐道的话题。长远的看，是社会价值观的毁灭；现实来说，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包括突出在经济金融领域的问题。

蔓延大陆“吸血水蛭”风暴——地下六合彩

地下六合彩吸干地方经济
具体近期大陆媒体报道，“六合彩”像水蛭吸血一般抽干地方经济，据湖南省岳阳市城调队2003年的调查结果，10个调查地点共有100多万人次参与了地下“六合彩”赌博，参与人员中有农民、工人、教师、国家干部，其中农民占多数。每注赌资5元、10元、50元、100元，直至上万元不等。在平江县，11个乡镇40多万人次参与地下“六合彩”赌博，花费2000多万元血汗钱。仅2003年4月3日，村民买码从虹桥镇信用社取走资金320多 万元。第二天，这笔钱全部流向广东，制造了该镇有史以来首次“金融危机”。仅2003年岳阳全市直接外流资金已达三四亿元。
地下六合彩就如同吸血水蛭的集团进攻一样，狂扫一方经济，这也可以形象地看成是一场龙卷风暴，将地方民间资金经过一段时间的吸收之后，掏空了民众的口袋。所到之处，在地下六合彩风行一两年之后，地方经济迅速地陷入萧条。以湖南岳阳地区平江县为例，现在走在曾经火爆的餐饮娱乐街上，几乎看不见多少食客。整条街空荡冷清，异常萧条。“大家都没钱了，还来耍么子哦。”一家歌厅老板如此感叹。
地下六合彩引发社会治安问题
凡与经济相关联之事情，就会有利益冲突而引发的民事、刑事等案件，这本是社会必然。然而地下六合彩本身的非法性，各方利益均首先就是得不到法律认可和保护的，当矛盾产生时，只能由民众利用“行规”或“潜规则”来维护。湖南岳阳市民王明虎在2006年遭到了更大的打击。在有一期开出大奖之后，他的上线卷款消失了。愤怒的中奖码民把他团团围住，威胁要取他性命，王明虎自掏数十万发奖，“了难”之后才免去了身家性命危险。
而因为“庄家”在开出大奖后，卷款潜逃或者无力支付引发的多起恶性刑事案件，均给地方治安带来了潜在的威胁。更有甚者，带黑社会性质的帮众参与地下六合彩，借机发放高利贷，或利用各种手段操持民众“彩金”，行凶杀人、聚众斗殴、帮派械斗等重大恶性治安事件，在“买码”地区更是时有发生。有民众慨叹，地下六合彩犹如邪魔宗教，让很多人都“疯”了。
事实上，地下六合彩由于其民众参与的疯狂性、隐蔽性，政府的整治往往很难奏效。甚至政府公务员也经不住诱惑而积极参与。如湖南岳阳市平江县一信用社五位职员合伙挪用公款750万参与地下六合彩案，涉案资金至今无法追回。
席卷全国之势
值得讽刺的是，地方政府的打击失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地下六合彩卷走了大笔资金后，自行地转移到其他地区。而其所经之处，用流传于贵州省毕节地区乡村的一段顺口溜就可以明显看出严重之后果。“相见不问好，开口说生肖，上期已出牛，今日该马跑，输者长叹息，赢者怨注小，田亩少人耕，沃野生蒿草。”
根据有关部门的追踪统计分析表明，地下六合彩自1999年广东潮阳首次发现地下“六合彩”以来，这一赌博活动迅速北上，并渐呈由南至北、由东向西蔓延全国之势。在过去几年中，各地公安机关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专项整治行动。但“六合彩”活动却转入地下，仍以惊人的速度席卷除西藏以外的全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尤其是向相对贫困的西部与东北地区扩散。
有关媒体跟踪五年之后的报告显示，这场逐渐深入中国内地的“瘟疫”，越过当年重灾的两广、福建，向北侵蚀了湖南、湖北、浙江等省之后，已经向西部和东北蔓延。地下“六合彩”已然攻城略地，席卷大陆。

冲击金融体系的新货币——虚拟货币

中国出台限制“虚拟货币”的规定

中国政府日前出台限制使用网络游戏“虚拟货币”的规定，并警告称，这些货币可能对现实世界的金融稳定构成威胁。根据规定，使用虚拟货币购买“实物产品”将被禁止。这一规定是一系列范围广泛的严控措施的内容之一，其它措施还包括重新加强对网吧的管理。该规定表示：“中国人民银行要加强对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货币的规范和管理，防范虚拟货币冲击现实经济金融秩序。”

此举突显出，网络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界限正变得模糊。世界其它国家的政府和司法部门也在努力解决如何监管网络经济的问题。目前，网络经济已催生出以虚拟物品和货币交换现金的大规模交易，交易额达到数百万美元。但很少有人认为，它们会对现实世界的金融系统构成威胁。
背景：日益庞大的互联网用户和虚拟货币发行
中国政府日益担忧互联网公司创造的虚拟货币的影响，尤其是在香港上市的即时消息和游戏提供商腾讯(Tencent)推出的“Q币”。目前约有三分之二的中国互联网用户使用腾讯的即时消息系统。而根据艾瑞市场调查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大陆的网民已经突破3亿。该公司出售的Q币已被其它公司接受为支付手段，并被用来出售换取实体货币。
虚拟货币是互联网站的基本构成元素，原意是为了方便用户之间的相互激励与相互服务交换。所以，它本来是流通于网站之内的。但是，随着网站注册用户的大量增加，它的客户群体就无限扩大了。另外，当前电子商务的风行，促使各网站之间的相互融合，这也包括了各网站之间虚拟货币的相互流通和兑换。
有相关专家分析指出，腾讯的核心是：庞大可操作的用户群、自我掌控的货币体系。从这一原则出发，实际上网站手中掌握着一台“印钞机”，只要用户需求存在，它就可以源源不断的发行它的“流通货币”。事实上，腾讯公司日前拒绝透露公司Q币的总发行量，专家分析说，可以估测那将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虚拟货币对现实金融的潜在威胁
虚拟货币与实物商品的可购买性。除了网站的虚拟物品以外，电子商家为了支付的方便，允许客户以虚拟货币代替人民币购买，按一定的比例实行虚拟货币与人民币的兑换机制，而这又促成了网络一个新兴的行业，专门经营虚拟货币的商家，据透露，实际上虚拟货币已经具有了代替人民币的性质。这种兑换机制甚至就如同人民币与外币的兑换一样。而要得到这样的虚拟货币，可以通过电话、银行等方便的支付手段购买。
虚拟货币带来的禁赌新难题。在各种各样的虚拟网络空间，赌博已经是吸引网民的最佳手段，而赌金的支付，同样也是采用虚拟货币来兑换的。观察人士指出，在某些网络空间的游戏厅，用虚拟货币来作为赌资的金额已经很大，而这些资金的流向是根本就无法监测得到的。大陆政府的禁赌，在网络上又遇到了新的难题，而且更加隐蔽，更加难以取证、难以控制、难以打击。
虚拟货币已然成为洗黑钱的最佳通道。目前已有案例促使官方高度重视起来，并出台相关的政策来控制。前段时间发生的一个案例就是利用虚拟货币的通道，通过多次的兑换方式，来达到将赃款洗白的目的。案犯用赃款购买一定价值的虚拟货币，然后再转卖给其他卖家，轻而易举的完成了“洗钱”的过程，据称金额高达百万级。这引起官方的恐慌，案犯甚至可以通过网络将赃款几经转换，安全到达境外。而目前的手段却根本还无法监管。

经济改革给普通民众带来了富裕，而不法分子却轻而易举的掠夺了这笔财富，掏空了表面看起来一片繁荣的大陆经济，尤其是相对贫困落后的农村地区。而互联网的虚拟货币，又成为一个无法预测的对国家金融、人民币将直接产生严重冲击的威胁，甚至是不法分子新的洗黑钱高科技手段。这一抽一搅，目前或许还没有彰显出它巨大的社会破坏力，但中共政府如不及时加以控制和监管，势必酿成严重的恶果。可以说将会比泡沫的中国股市更危险。

住房问题政治化之悖论

住房问题提升到政治问题来对待，是目下得到广泛赞誉呼声的一个事件。赞誉的角度是民众对执政党高度重视民生问题的姿态，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其实是一个误区。本应属于市场经济范畴的一件事情，在长期的政府垄断下已经形成了一种定性思维。此思维模式对住房问题已然是最大的阻碍。

“住房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之论调

3月底，广州市市长张广宁在市政府常务会议上公开表示，现阶段房价偏高、增长偏快已经形成民众关注的焦点之一。住房问题已经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为此，广州市出台七大措施，加快住房与土地供应，加强住房管理，旨在抑制广州房价的过快增长。
“住房问题是政治问题”的命题一经提出，即引起广泛关注，舆论赞赏之声不绝于耳。更有网民将张广宁形容为“史上最牛的市长”。稍加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出，这种赞赏舆论基于一种常识性的看法：政治与政府的直接关联关系；“回应型政府”即是好政府的看法。
在普通老百姓看来，一个有效的政府必须是积极“回应型的政府”，即迅速解决民众最关心的问题。中国古话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而当前的众多民生问题之中，住房问题无疑是民众最为关心的问题。房价居高不下，城市民众大量地抱怨住房难，政府的作为理应针对民众的热切诉求。
而事实上，大陆政府确实也在采取一系列的行动，来积极的干涉房价的调控。比如，建设部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发出通知，从4月下旬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房地产市场秩序的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打击房地产领域设计的违法违规、权钱交易等行为。北京市海淀区的一系列官员落马，可见其行动已经开始，并对房地产行业产生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该行动还将检查房地产企业发布违法广告、囤房惜售、哄抬房价、合同欺诈、偷税漏税以及违规强制拆迁等行为。大陆政府对市场经济的政治性干涉又是一大手笔。

“政治问题”论调并非新观念

历史情况分析来看，就可以发现一个基本的事实：各级政府本来就是房地产行业里最重要的玩家——政府就是土地的垄断性供应者，房地产开发商本来就是与政府密切保持着亲密关系的，并且，政府还控制着信贷供应。即使是在宏观调控上，政府也对房地产产品供应结构层面给与了诸多硬性的规定。这就是“住房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论调产生的根源，也就是住房问题最根本的政治学。
基于这样的常态，住房问题对民生又是如此的重要，所以普遍的民众认为，那就不能让市场主宰一切，而应当让政府充分发挥作用。而事实上，自从政府对房地产行业进行宏观调控以来，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市场能够解决人民的住房问题。政府的所有控制，以及干预措施，都受到了欢迎，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官员提出将住房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才受到了热烈的欢呼。
于是，在接下来的一个“解决办法”的提出，更是将呼声推向了高潮。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提出的一个解决办法是：政府为占居民人口70%——80%的普通工薪阶层提供经济适用房，而少数高收入家庭可以购买商品房。此解决办法一出，舆论更是一片欢呼。

政府对“土地的迷信”——垄断者的咎由自取

从表面上来看，民众、舆论的呼声似乎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房价严重超出普通民众的承受能力的严峻态势，完全是政府所维持的土地与房屋供应制度所造成的。
但是，专家指出，回溯历史发展就可以明白，尽管市场化进程已推进二十多年，但城市的发展却完全由政府权力所控制。依照目前的制度，大陆城市与农村土地是截然分开的，政府以保护农地为名，禁止城市自然向农民扩展，市民不能到农村购地建房。而即使在城市，全部土地也只属于政府所有，市民不得自行受让土地建造房屋。政府通过行使其对土地的处置权，包括拆迁、征用土地、改造城中村等措施，全盘控制着城市的发展。
这一城市自然发展的制度，导致整个社会形成城市用地供应短缺、并将越来越紧缺的长期预期。政府在土地上有巨大利益，作为城市建设用地的垄断性供应商，政府有足够的激励理由来哄抬房价，因为房价越高，政府提高地价的空间也就越大。一个市场垄断者在高谈问题的政治化，这不就是一个悖论吗？
而普通民众、甚至企业家都鉴于以上因素的考虑而普遍相信，房价必然将永远快速上涨，房屋的收益率肯定要高于利率，房地产是最佳的保值及投资工具。这种强烈的占有房屋的冲动又创造出了旺盛而持久的需求，进行房地产投机的倾向弥漫着整个社会。众人拾柴火焰高，房地产市场在这种疯狂的投机欲望下，绝无正常运转的可能了。

住房问题的真正“政治化”

大陆房地产风云人物任志强针对此说法提出质疑：住房是谁的政治？或者我们可以更准确的问：在当下中国，住房是什么样的政治！？
他提出的说法是：如果要从“政治”的角度出发，那么，在住房问题上，一是要坚持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方向，当然也就包括住房市场化方向，还包括住房私有化的产权制度，这才应该成为最大的“政治”；同时，政府必须承担起住房保障制度建立的责任，用政府的优惠政策与转移支付做到对低收入家庭的应保尽保。
呼吁政府补贴大多数人，以政治手段来解决民众的住房问题，只能说是对一项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荒诞、怪异的制度进行勉为其难的修补。它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只会让问题越来越复杂化。正确的办法只能是推进房地产行业的市场化。
试想一下，即使政府真的从政治的角度，采取向八成以上的人口供应经济适用房或廉租房，那将是一个多么奇怪的制度安排：政府通过垄断土地大赚其钱，政府为了赚得更多的钱，拼命哄抬地价，而这时候民众要求政府拿出钱来帮助自己解决住房问题。这真实一个无比荒诞的怪圈。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制止这个怪圈的形成呢？

“自然的自由”制度

古往今来，所有文明社会的自由人都通过自己的努力，建造、拥有自己的住房。只有这个意义的房屋，才是个人自由的堡垒。
当然，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社会和政府确实需要保护帮助极少数缺乏能力的人。但如果大多数人都得靠政府补贴才有房屋可以住，那就是这个社会出了大问题了，而且也必然会向其他的行业辐射出更多的问题。
所以，假如民众期望一种相对的、大体上还算健全的社会秩序，那就应当以大多数人不依赖政府或他人的施舍而自行解决住房问题。而面对当前大多数人觉得买房住房负担沉重的社会经济问题，正确的办法是推进房地产行业的市场化。在亚当·史密斯所说的“自然的自由”制度下，民众可以买到价廉物美的电视机、馒头、鸡蛋，同样的，当房地产行业处于“自然的自由”制度下之时，房屋价格才会处于一个“合理”的状态，与大多数人的收入相匹配，从而大多数民众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自行解决住房问题。
而其关键就在于，打破政府对城市发展建设用地的垄断，拆除农业用地与城市用地之间的隔离带，实现国有土地与农村集体土地的权力平等，允许农民转让土地的建设使用权。同时，打破开发商对房屋供应的垄断，让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是个人建造房屋、还是多人合作建造自己的房屋，或者是向开发商购买房屋。
这样的市场化自由的竞争机制才会挤压开发商的垄断利润。而政府如果仍然坚持目前对土地的垄断，并继续维持房地产开发商对城市房屋供应的垄断，那政府就没有任何借口推卸其对民众住房的责任。但民众日益强烈的住房福利的诉求也足以压垮政府的财政。相对于将住房问题的政治化来解决，市场才是民众更要好的朋友。

俞可平新论：民主怎么不是好东西！？

【2006年底，中共“文胆”俞可平发表了一篇名为《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文章，立即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褒贬不一，更兼诸多揣测。昭示胡温主导下的体制改革即将触及与突破政治底线的论述是一致认可的基本阐述。近日，俞可平又在公开场合畅谈“中国民主”，是可解读为“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进一步论述。】

民主怎么不是好东西！？肯定中国民主改革取得的成绩，否认文章有背景和风险。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民主是个好东西》作者俞可平日前参加由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举办的“中国政治前景变化”研讨会，在会上俞可平表示：“民主怎么不是好东西？中国就是要建设文明、民主、富强、和谐的现代化国家嘛。”但当被问及写《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背景时，俞可平笑而不答。

美国《侨报》报道，一篇《民主是个好东西》，把俞可平——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推到了风口浪尖，甚至引起了全球范围内舆论的广泛关注。有人叫好，有人批判，但俞可平坚持己见，不改初衷。在研讨会上，俞可平的与会引起美国主流学者的关注。大家都关心，这位新生代政治学者是如何阐释中国民主的。

在研讨会上，被问及写《民主是个好东西》有什么背景时，俞可平笑而不答。问那篇文章会否给他带来风险？俞可平摇头。他表示，文章发表后海内外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评论，正可说明他的论述是客观的；而现实是，中国意识形态的开放给他们探讨民主拓展了很大的空间。

至于有媒体称，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说，与俞可平交谈过，指出他没有注意到民主的局限性，只能说“民主是个不坏的东西”。俞可平笑称，实际上《民主是个好东西》这篇文章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谈民主的局限性。

在研讨会上，俞可平告诉美国学者，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理论创新，推进了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民主进程，比如“以人为本”、“法治”、“私有财产”、“政治文明”、“公民社会”、“和谐社会”、“全球化”等过去曾经忌讳谈论的概念，现在有的载入宪法，有的纳入中共决议，有的作为战略目标。

中国民主的进一步阐述：

增量民主的概念

俞可平向美国学者介绍了他提出的“增量民主”（Incremental Democracy）概念。他说，“增量民主”意味着要有坚实的经济、政治存量基础；要建立起政治和法律的框架；政治改革要渐进、稳定地进行；党内民主和 基层民主应是现在中国民主的集中体现；鼓励“动态稳定”而不是绝对的“静态稳定”；民主必须在法制化和规范化的基础上有序进行；民主与法治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不能分开。

“动态稳定”与“静态稳定”

俞可平进一步解释了“动态稳定”与“静态稳定”的差别。他说，“静态稳定”就是禁止做什么，比如老百姓有什么不满，禁止他表达，也就是以堵为主；而“动态稳定”就是有不满说出来，如果有道理就赞成他，并进行制度调整，即以疏为主。他以北京今年春节放鞭炮为例，以前怕放鞭炮危险、污染环境，简单的办法就是禁止，但实际上禁不住。后来政府听取老百姓意见，举行听证会和民意调查，70%的人赞成放，但必须限放，结果气氛很好，人反而死得少了，眼球摘得也少了。

中国民主三条路线图

今年48岁的俞可平是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曾在台湾、美国、德国的大学任客座教授，多年来一直研究中国民主模式和公民社会制度。他说，民主概念来自西方，就是“人民统治”，人民统治的方式非常多，选举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还有权力监督、公民参与等。民主有不同的模式，中国有中国的方式。他勾勒了中国民主的三条“路线图”：从基层民主到更高层的民主，从党内民主走向社会和整个国家的民主，从较少的竞争到更多的竞争。

坚持推进民主改革

俞可平表示，村民民主是中国民主非常重要的一个路线图，现在有不少地方的候选人实行海选，相当多的省份开始在乡镇一级进行民主选举。他承认基层民主也出现了贿选、家族势力独大等问题，但他表示，大量的调查研究显示，绝大多数中国村民对农村民主是非常满意的。“我们推动基层民主的决心是不会改变的，只会做得更好，不会往后退，只会往前走”。

因为俞可平的“身份”特殊敏感性，外界对此言论的政治暗示保持强烈的倾向性解读。综合目前中共的形势而分析，专家指出，在胡温主政的指导下，持续推进“民主化”在中共体制内的改革与建设，是一个长期的政治目标。而“增量民主”的渐进式推进是基本的策略，保持“动态稳定”是其重要的政治前提和要求，而由基层到民主、党内到党外、少数到多数的发展演变，亦是当前中共清晰的民主改革路线图。

（注：《“民主是个好东西”：胡温政改破题的信号》一文请参阅本刊4月9日出版的第15期。）

争当新改革的“实验田”

[按：继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新区之后，各省区之间对国家第三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激烈争夺，成为了今春“两会”的一个热点。新的“实验区”之所以受到如此关注，是源于对“试验区”战略价值的高度统一认识，“新特区”给予了更大的政策优势，无疑是各省区当前图谋发展所渴望的“尚方宝剑”——使地方能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中拥有更大的自主权。然而最终“新特区”花落谁家，则又关乎于中共高层的宏观经济布局与各区域的协调发展。我们可以将“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表述为新改革的“试验田”]

四大区域板块的“试验区”争夺战拉开序幕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将东部、西部、中部、东北四大经济区域的协调发展提到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度。与此同时，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后的国家第三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争夺，成为了今春“两会”的一个热点。

来自湖北的38名全国政协委员和42名全国人大代表分别递交提案和议案，吁请国家在武汉设立国家第三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中部地区体制机制创新积累经验；湖南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提出建议，将长株潭(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群设立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担当引领中部崛起的重任；来自辽宁省的全国人大代表提交给大会一份名为“关于请求国家支持沈阳沈西工业走廊开发建设的建议”，核心内容是请国家批准这一区域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来自海南特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则干脆吁请国务院将海南列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另有消息称，此前，广东、广西、四川等省也通过不同方式运作，希望成为第三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新的“试验区”为何受到如此关注，甚至连深圳、海南这样的经济特区也要积极争取？

四大区域板块同时发力对“试验区”的争夺，其中的悬疑来自对前两个试验区取得结果的判断，也来自“争夺”动作背后隐藏的地方与地方、地方与中央的政策博弈。

“试验区”之战略价值——“新特区”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许多专家看来就是“新特区”，其意义可以与改革开放初期设立经济特区相比。但是，与老特区的本质区别在于，“新特区”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确立的背景下建立，因而，完善这种经济模式又需新的试验探索；“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新的战略启动点。

2005年6月2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上海浦东新区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一年后，国务院正式批准天津滨海新区成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专家们普遍认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提出和建设，将成为中国下一阶段深化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担负着探索建设和谐社会、创新区域发展模式、提升区域竞争力的使命。尤其滨海新区的设置，着眼点在于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总体布局出发，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模式。可以说，新特区的设立，是一场更全面、更深刻的改革。以上海浦东、天津滨海的经验来看，“试验区”将有一系列如金融、土地、税收、财政等配套优惠政策，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空间。

鉴于对此的认识，目前高调加入争夺战的省份大多以带动区域发展的姿态来表述各自理由：

武汉市市长李宪生认为，武汉在全国经济发展大格局中具有承东启西、连南接北，承接梯度转移的枢纽作用，在武汉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将极大增强体制优势，为湖北真正成为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提供制度保证。湖南省政协主席胡彪在向当地媒体陈述湖南“争特”理由时说，在长、株、潭三市进行综合配套试验，有利于打破区域体制机制性障碍，对中部地区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具有重要的先导、示范作用。来自沈阳的人大代表则认为，开发建设沈阳沈西工业走廊，是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进而建成我国经济新的重要增长区域的标志性骨干工程。沿海地区的“申新”则更强调自身的区位优势。海南的政协委员则在提案中称，随着新 一轮改革进程的推进，需要通过制度创新，焕发经济特区的体制优势。提案认为，海南作为的岛屿省份，既具有地理单元的独立性，又是位于太平洋通往印度洋的主要通道，是中国通往其他大洲与国家的重要出海口，其地理位置和区域优势明显。广州则认为，在全国开发区原有优惠政策开始逐步淡化的形势下，加大体制改革创新力度推动发展，成为当前面临的必然选择。第三个新区如果能落户广州则是一个好契机。同处岭南的广西也将目光聚集到综合改革试验区。作为面向东盟的门户，广西希望在中国与东盟“10+1”自由贸易协定的基础上，推出北部湾地区作为祖国南陲的改革试点。

利益争夺之一：争夺经济“特权”

地方“申新”的热情缘于浦东新区和滨海新区的示范作用，毕竟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对经济效益的增长和经济模式改革的助推效应极大，对第三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争夺实质是对经济“特权”的争夺。以天津滨海新区为例，仅去年一年这里即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64.29亿元，比上年增长了24.7%。而基础设施建设则创历史规模最高纪录，全年开工建设了64项工程。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赵凌云说，目前，中国社会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受政治、资源、环境、社会矛盾等多种条件约束的新时期，这就要求我们探讨新的发展路径、新的增长模式、新的改革模式以及新型的参与国际竞争的方式等，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设立正是为了在新的条件下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展开试验探索。

尽管目前对于国家第三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要否设立、何时设立还是没有眉目的事情，但是，各地争相抬高设立“新特区”的呼声可以看出，首要的一点就是大张旗鼓为区域发展造势。

利益争夺之二：争夺政策“特权”

另一方面，更是看到了其巨大的政策含金量。许多专家都认为，浦东和天津滨海新区的经验表明，一旦成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金融、土地、税收、财政等政策上将有很多优惠。

赵凌云认为，这种新时期下的探索的政策含金量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金融政策方面，试验区将拥有更大的金融制度改革的自主权，促进金融市场的完善，推动形成区域金融中心。

二是土地方面，地方政府将拥有新的政策空间，特别是在实现区域整体规划、连片开发方面，将为地方政府提供更广阔的施展空间，从而实现自己的“大手笔”。

三是拥有一些配套的财政与税收政策，例如设立保税区，有助于吸引更多外资，保持城市竞争力，同时还可得到税收、银行贷款等方面的支持。中央财政在一定时期内对试验区还会予以专项补助，例如中央财政对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建设5年内每年给予10亿元专项补助。

四是实现“大通关”，突破城市发展的局限，为整个区域发展提供融合的动力。滨海新区就承载着“一圈（环渤海）一线（陇海线）”融合发展的强大区域带动功能。

此外，政府架构上的一些改变也可以在新区展开。比如，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机构设置不必完全和中央的机构设置相对接，试点地区可以减少行政层级的设置，简化审批程序等。另外，试验区的存在也使中央各部门的改革积极性有了施展的空间。以上海浦东新区为例，不仅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已经挂牌，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复在浦东实行跨国公司外汇管理方式9条试点措施，而且人事部在浦东实行了公务员聘任 制，监察部在浦东也实行了电子行政效能监察的试点。

赵凌云说，综合这些优惠政策，其最大的吸引力是以“试验”的名义向地方让渡了中央的部分职权，使地方能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中拥有更大的自主权。

谁将主导新经济版图

基于改革释放出的信号，学界对“试验区”的看法掺杂着复杂的感情。以市场经济是由资源在市场中自动实现优化配置的经济为认识的基本出发点，它的理想状态源于自下 而上的内生活力，而非主观推动，一些专家在解剖区域经济利益争夺的同时，探究各地申报“新区”背后隐藏的政治潜台词。

赵凌云认为，地方争夺新区试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仍处于自上而下的改革时期，资源配置权限主要掌握在中央手里，是一个自上而下的配置过程。另一方面，各地用改革促进发展、用改革谋划发展的积极性，也释放出自下而上发出的改革声音。一种转变是从过去单纯地从中央要政策、要项目到向中央要整体的发展环境，希望通过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放松管制，营造一些宽松的综合环境，更多地发挥地方自主性。 这也透露了地方近几年经济飞速发展后的一种政策需要。

他同意，在我国市场经济远未完善的今天，推进试验区式的市场探索是有效率的选择，现阶段区域发展只能由点到面，过去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能摸着石头过河，现在看来，从不完善到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中，还得把“石头”搬开，但节奏不能一刀切，得先在小范围试验中摸索经验。不过，赵凌云认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改革自主权是相当大的，稍有不慎就会导致利益偏差，所以设试验新区要十分谨慎，是要以谋划区域协调发展的整体布局为战略考虑的，不可分布过多，也不可设置过快。

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江国华则从另一个层面透视了地方对“试验区”的争夺。他说，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离不开科学的宏观调控，但宏观调控不能喧宾夺主。在深圳特区试验近30年，我们已然确定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的时候，还用行政赋予小区域以经济特权，不符合市场经济中的普惠制原则，甚至可能加剧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

江国华认为，优惠政策会给小区域带来一定的效益，付出的代价却是牺牲统一规划。我国已进入后WTO时代，新区、特区、开发区的示范作用越来越弱，资本也越来越理性，不是挖个池子就能流进水来。目前，我国四大区域经济板块的战略部署框架已经确定，各地应着眼于将现有的区域发展政策用好用活。不少“申新”的地方本身就有国家级的经济开发区，没有必要在大圈圈里又划诸多小圈圈，所以有分析人士将海南的申请喻为“叠床架屋”之举。

更多的专家都认为，政策的支持有多种方式，国家对中部崛起、西部开发的政策支持，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和有帮助的，但更大的支持还在于激发中西部地区内生的发展动力，内在的动力和外在的动力相结合，才能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谋划一体化的区域经济新版图。

　 相关资料

上海浦东新区：

浦东新区是上海市位于黄浦江以东、长江口以西的一块三角形地区，地处我国海岸线中点和长江入海口的交汇处，浦东新区面积556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40万。

1990年4月18日，开发浦东吹响号角。经过10多年发展，浦东新区已成为上海新兴高科技产业和现代工业基地，成为上海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中国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重点和标志。2005年6月，被国务院批准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

天津滨海新区：

滨海新区位于天津市的东部临海地区，由天津港、开发区、保税区三个功能区及塘沽、汉沽、大港三个行政区组成，面积227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40万人。

1994年，滨海新区成立。10多年来，这里经济快速增长，外资大量进入，成为中国北方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成为基础设施配套、服 务功能齐全、高度开放的现代化经济新区。2006年4月26日，滨海新区获国务院批准，成为全国第二个综合配套改革的试点。

外国投资者受挫与经济爱国主义

[按：近期一些外国投资者在境内的并购交易频频受挫，并遭受到猛烈的抨击，这与目下中国一些所谓的“新左派”所倡导的“经济爱国主义”思潮密切相关。在一部分群众当中仍然拥有一定的支持率。]

外资并购交易受挫并遭到抨击浪潮
中国政府近期对2003年出台的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做了修改，明确规定今后如果并购交易威胁到“国家安全”，将不被批准。此间观察到近期的一些并购交易情况，在“规定”的影响下，一些外资明显受挫，一些项目被叫停，甚至遭受到了广泛而猛烈的抨击浪潮。
美国凯雷集团没能收购徐工机械的大部分股份。因为交易被北京叫停。阿赛洛－米塔尔集团也被迫推迟入股莱芜钢铁集团。而美国高盛公司还在等待当局批准收购双汇集团。本以为能够收购武汉锅炉厂51%股权的法国阿尔斯通公司的遭遇相同。法国SEB公司也一直没能控制苏泊尔集团，而且还要面对竞争对手在媒体上掀起的抨击浪潮。
一位外国观察家认为，中国这么做不是彻底改变航向，而是方式上的调整。但他也承认，审批手续的确变得更加缓慢，一些敏感项目能否获得批准也更没有把握。欧盟委员会驻华代表团商务参赞米格尔·塞巴洛分析说：“有些外国企业觉得自己受到了与中国竞争对手不同的对待。认为自己受到更加严格、更加频繁的检查。”

“新左派”圈子倡导推行“经济爱国主义”
中国所谓的“新左派”圈子以关注民生为诉求，力促政府更多关注社会保障问题，并大力提倡推行“经济爱国主义”。有些人毫不犹豫地提出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论点，有学者曾经说过：“国营企业过多吸收外国资金会危及经济安全，破坏经济发展。”亦有学者指出：“如果将经济比做人体，中国人不仅应该有肌肉，还要有大脑和心脏。不能让大脑和心脏都去了美国。中国不能只当简单的加工厂，为一些不肯向我们提供技术的外国人加工零件！”

这些人虽然只是少数，而且也正在失去影响力，但在那些认为中国的“经济奇迹”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公正加剧的部分群众当中仍然拥有相当大的支持率。民族主义与民生话题的交织，无疑是掀起对外资并购境内企业猛烈抨击浪潮的生猛动力。

外资方应对

虽然这种情况给一些外国投资者以沮丧的挫败感，但整体上来说，大部分还是表现出了理性的姿态，并从积极的角度来解决因此而发生的危机。

生活在北京的一些外国人认为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一家法国企业的负责人说：“中国刚刚决定所有人都要公平纳税。以前外企只缴15%的所得税，而中国 企业要缴33%。今后所有企业税率相同，都是25%。但这并不意味着外国人会停止投资。我们只能接受这样的现实：中国在变化，它不再像从前那么需要外国投 资者……”法国阿达姆斯联合律师事务所的戴达维也持同样的看法。他说：“这里还会继续保持开放，不会关闭大门。外国人不再享受税收优惠，我倒觉得是件好事，因为这会创造更加健康的竞争环境，还有助于中国人自己更加认真、系统地纳税……”

这样的姿态应该来说是对中国当前政策的正确解读，中国将在未来不断地继续深化改革，即使它面临着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问题。与此同时，外国人开始行动起来，强调他们也在为中国的经济成功做贡献。欧洲的投资者们将组织一些开放日活动，让中国人更加了解他们的企业。这样的互动公关，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的化解了目前他们所遭受到的信任危机，为进一步继续深入中国市场开辟了道路。

美国最近警告：中国可能付出政治代价

由于中国政府阻止了美国私人股本集团凯雷(Carlyle)收购中国最大工程机械制造商徐工机械(Xugong Construction Machinery)85%股权的计划，使外资担忧中国可能出现反对外国投资的“抵制情绪”。另外也出于对巨额贸易逆差的担忧，美国高级贸易官员、负责国际贸易的美国商务部副部长雷文凯(Frank Lavin)表示，尽管中国已基本兑现了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WTO)时在市场准入方面做出的承诺，但过去两年市场开放进程陷入了停滞，若继续抵制对外国商品和投资进一步开放市场，中国可能付出政治代价。而在三月开始的针对中国铜版纸的反补贴，就已经是一种明显的对付手段了。

中国方面迅速做出反应，中国外交部表示，美国批评人士应当本着“相互尊重”和“加强沟通”的原则，解决双方分歧，而“不应该采取施压或者以施压相威胁的办法”。

中国改革面临的困境与突破

[按：邓小平为中国选择了一种渐进式的改革模式，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二十八年过去了，中国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这些成效的背后，随着改革的深入与社会的变化和发展，面临的问题也是越来越重要的。机构改革的“革命动力”缺乏，保守的思潮已形成阻力；社会转型带来对单纯经济层面改革的不满，触及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改革无疑也是一场艰苦的“攻坚战”。中共高层将如何应对当前的情势，审时度势，将是目前最大的考验。而一些信息也似乎透露出这些领域的破题已经开始初现端倪。]

改革的困难：革命动力渐小
邓小平说过，机构改革是一场革命。这句话到现在仍然有效。既然是革命，就有革命动力的问题。恰恰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到中国改革进展到现在又面临一个难题。由此，中国改革的动力也已变得越来越小。如果要探究它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经济发展的十年荣景造就了一片欣欣向荣的表像，改革的是否到位问题被掩盖了，持续改革的迫切性也被掩盖了。古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当今中国社会与改革开放前夕相比，已远非“穷”的处境，如此，则“变”的动力也就消磨了。
其二，二十八年的改革，成就了大量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既是改革的动力，也带来了继续改革的阻力，而且阻力日益增大。
其三，最大的阻力来自微观和宏观层面缺乏改革需求的传导机制。这句话的意思，是指最大的改革需求往往产生自下层，但是这种需求上传不到上层。例如邮政改革的动力，就是源于基层邮政所对竞争环境的求变，而非邮政总局的自我求变。当基层的改革需求不能传导或有效传导到上层的时候，改革往往成为上层交差式的任务，为改革而改革，甚至是乱改革，即所谓“拍脑袋式的改革”。
政府的行政改革，是当前最重要最核心的改革。在这个方面，尤其反映了改革动力的欠缺。 在指出改革缺乏动力的时候，同时我们也要回答改革动力何在的问题，也就是中国为什么需要进一步的改革的问题。
有谁能保证荣景会永久持续下去吗？没有。既然没有，改革就是惟一的出路。这是提高中国整体国家竞争力的惟一道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五年过渡期已经结束，从现在开始，中国在没有保护伞的情况下和列强全面公平竞争，外国没有必要再让中国三招。中国希望和平崛起，这是需要本钱的。惟有持续地深化改革，才能增强中国和国际社会叫板的本钱。
二十八年的改革过去，包括个人和企业在内的中国民众的要求越来越高，而他们的容忍度则在下降。改革初期可以用农民社会的管治理念和管治手法解决问题， 但在社会结构发生巨变，新社会阶层兴起的今天，陈旧的管治手段已无法解决新的问题。这是中国社会进步的结果，他们同时也是继续改革的推动者和监督者。
固步自封形成不了繁荣富强的局面，中国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需要不断的调整。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的崛起是持续不断的过程，它只有伴随着持续的改革和持续的开放才能实现，否则就是一纸空文。 这就是中国为什么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原因。

社会转型使中共面临新挑战

　　中国有关方面此前发表了《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在中共中央党校一部分学员中所进行的一份“民意”调查，发现多数受访者最为关切的问题依次为社会治安、收入差异、腐败、社会风气、失业、地区发展差异、看病难看病贵、农民负担、教育不公平等问题。

　　有关政治改革的议题受到冷遇，大多数受访者幷不认为政治改革具有迫切性。

　　尽管这个调查涉及面不广，但因为党校是中共政治精英们聚集的地方，学员的看法具有代表性，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出党员干部对中国改革的总体看法，所反映出来的一些信息不可忽视。

　　一方面，这个调研的结果幷不令人惊讶。受访者所关切的问题的确是中国社会目前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应当说，最近这些方面的问题较之往年有很大的恶化，已经到了不得不给予关注的程度。

　　再者，受访者的看法也与中国目前所进行的社会改革相当一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改革重点一直在经济面，直到近年，改革重点才转移到社会改革，想通过社会改革努力推动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同时消化经济改革所产生的诸多负面效应。

　　另一方面，这个调查也包含着值得注意和令人担忧的信息，正当中国迫切需要政治改革的时候，政治改革在官员当中失去了迫切性。很显然，所有这些问题是要通过政治改革得到解决的，而执政党是政治改革的主体。

　　现在，随着中国进入中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又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共也进入了一个新的转型时期，即向执政党转型。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已经成为中共面对的主要议题。这个转型也是历史必然。改革开放、全球化、持续的经济快速发展等因素已经导致了中国社会质的变化，经济社会的转型带来要求治理的转型，就是说要建立人们所说的“良治”。建设“良治”的努力既表现在执政党本身的建设上，也表现在执政党和社会的关系的改变。党内改革和社会改革因此是近几年来中国改革的主轴。

　　不能说中国没有政治改革。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社会改革都是需要政治改革来推动的。不过，迄今为止所有的政治改革，如法治、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地方民主等等，都是辅助性的，既为了给经济和社会改革创造政治条件，也是为了应付经济和社会改革所带来的负面结果。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表明，任何反应式的政治改革已经不足以保证可持续的发展。在这点上，中国也可以从很多发展中国家以往的发展经验中学到很多历史教训。

中国现在需要通盘整体考虑改革方案，客观对待渐进式改革的得失
　　中国现在仍然处在转型时期。从邓小平为中国选择了渐进式改革道路的那时起，就决定了中国的改革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是基本的事实，从这个认知出发得 出的结论是：中国需要不间断的持续的有效的改革，幷且需要不断的检讨。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检讨时，首先就从整个改革的指导思路入手。
　　中国的改革指导思路，就是渐进式的改革，具体而言，就是先易后难，摸着石头过河，越难的题目越留到后面做，每走一步都在寻找最小的风险。
　　二十八年来，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场改革的意义和成效可以用“革命”来形容。而在这场革命中，中国保持了国家的完整，保持了国家基本运作 的正常化，保持了政权的存在，幷且还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这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所得。假如以苏联的激进式改革为参照系，尤其可以对中国的改革印象要更深刻。
　　其实，激进或者渐进的改革，不涉及到对错的评价，涉及到的是是否愿意付出代价，以及能否承受代价，由谁来承受代价的问题。苏联崩溃了，但是俄罗斯现在 享受到了苏联改革的利益。而中国则越来越接近触及改革过程中积累的难题，由此，风险和困难也越来越大。这是渐进式改革的所失。现在社会上有拿俄罗斯与中国进行比较来批评中国改革成果不尽人意的做法，那其实是错误的，因为这首先就改革方式不同的问题。
　　中国改革每走一步，都是在选择风险最小的切入点。这样，改革的政治阻力最大限度地减小了，也在社会上逐步培育起改革的意识。这种政治策略非常高明。但是，当改革推进到今天，同样要看到摸着石头可以过河，但却无法通过汪洋大海。我们知道，改革是复杂的，各个环节相互关联，也相互制约。虽然选择从最易入手，但当改革越深入下去，牵连面就越广，其他关节的不断加入就影响到先期改革环节的条件发生了变化。老问题尚未解决，新问题不可避免地随之而生。
　　以国企改革为例。从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放权让利，但到现在也没有解决效率低下的问题。国企改革幷不是简单“关停幷转”、“股份化”就能成功，它牵涉到产权 的改革，也牵涉到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问题。国企如果要实现自由雇佣工人，那么社会将承受大量失业工人，这就变成了社会问题和民生问题了。社会保障体制的改 革没有到位，国企改革当然难以到位。
　　渐进式改革的指导思想，既取得了初期的巨大成就，也为现在遗留了许多问题，让中国近三十年来始终处在转型的阶段，这是要付出代价的。而长达十年的经济荣景以及未来的持续看好，掩盖了这些仍然存在的问题。现在的中国，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改革，需要齐头幷进，有完善而周全的配套措施，尤其是通盘考虑的整体方案的改革。

渐进之中触及体制底线，中共酝酿政治改革破题
　　一向循规蹈矩的《北京日报》在岁末发表了被称为中央高层智囊人物的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的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这是俞可平去年十月出版的一本媒体专访他的文章集的序言，在这篇序言里，俞可平全面阐述了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
　 　文章指出，“对于那些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麻烦东西，甚至是一个坏东西。试想，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官 员要通过公民的选举产生，要得到多数人的拥护与支持；其权力要受到公民的制约，他不能为所欲为，还要与老百姓平起平坐、讨价还价。单这两点，很多人就不会 喜欢。”
　　文章说：“民主决不是十全十美的，它有许多内在的不足。但是，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 种。”“我们正在建 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于我们来说，民主更是一个好东西，也更加必不可少。最近胡锦涛主席又进而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
　　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纷纷转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猜测：这可能是胡温主导的政治改革破题在即。事实上，中国的政治改革幷不像国外所说的那样，没有实际进展。中国的政治改革其实已悄悄进行了很久，幷初具雏形，只不过被突飞猛进的经济改革成就遮住了光芒而已。
　 　目前，中国的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已实现公推公选或者公推直选，而在中国政改的领头羊──四川省，政改的实践力度更大，四川省将全省县以下 的党委系统的官员全部放到直选中产生，而且，还要求县（市、区）党委和所属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及成员必须定期接受社会评价；凡是党员群众关心的党务活动中 的重要工作、重大事项，只要不涉及党的秘密，都要向党员或社会公开；逐步取消县（市、区）委书记办公会，全面推行常委会向全委会报告工作制、重要人事任免 全委会票决制。
　　这些改革已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党内基层民主，其“直选上任的乡镇党委书记组阁，提名镇长候选人”已触及到了如何理顺执政党和政府的关系、“直选书记”则触及《党章》（《党章》规定党内直选不是选书记，而是选全委会）这些均已触及体制的底线，改革已经到了拐点，政治改革破题已经逼近眼前。

边民地区脱贫怪圈与公共服务均等化

边民脱贫致富的怪圈

据《半月谈内部版》报道，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确定的毒品危害严重的大陆六省区中，西部占五个。据统计，仅在2002年，西部地区缴获的毒品海洛因占全国总量的84%。国家扶贫开 发重点县贵州省毕节地区纳雍县的25个乡镇全部涉毒，共有毒情重点村四十余个。当地农民把贩毒作为脱贫致富的出路，陷入贫困——贩毒——吸毒——再贫困 ——再贩毒的怪圈。

纳雍县有贫困村317个，占村总数的66.18%。79.5万总人口中有贫困人口9.4万、低收入人口14.94万。该县现有吸毒人员1067人，其中599人仍在社会上活动，226人下落不明。水东乡的则孔村被称为“羊角山下的寡妇村”和“贵州贩毒第一村”。该村海拔1400米，无水、无电。2005年，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才960元。1996年以来，该村涉毒人员40人，死的死、关的关、逃的逃，留下了24位老人、22名寡妇和40多名孤儿。

当地政法部门介绍，不仅贩毒重灾区多为贫困村，非法种植罂粟也多是边远贫困地区，而且大多是一些七八十岁、无其他生存技能的老人在种植。据调查，毒品的高额利润刺激着不少人前赴后继铤而走险，一些毒贩从几年前连吃盐巴交农业税都没钱的贫困户变成暴发户，盖洋楼买新车，在当地贫困 群众中起到很坏的带动作用。一些经不住诱惑的贫困户又通过他们走上贩毒道路，产生“坐牢一阵子，享福一辈子”的畸形心理。乐治镇史家街八字墙组徐氏家族总 共17户94人，基本上户户涉毒。他们用毒资沿公路修建豪宅，但在相继被打击判刑后，妇女出走，孩子送到亲戚家抚养，只剩下座座空楼。

少数民族地区民生状态恶化

资料显示，2005年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为1170.4万人，占全国的49.5%；初步解决温饱的农村低收入人口为2048万人， 占全国的50.4%；贫困发生率为6.9%，比全国高4.4个百分点，其中大约有20个民族的390万人贫困发生率高达23.9%。而国家民委在2005年提供的数据显示，2004年末，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数量为1245.6万人，比上年减少58.3万人，减少 4.5%；贫困发生率为7.8%，下降0.3个百分点。但是，2004年末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占全国（2610.4万人）47.7%，比上年 （45%）高2.7个百分点；贫困发生率比全国（2.8%）高五个百分点。

可以看出，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绝对数量尽管在不断下降，而其相对占比近些年却在上升，2004年末、2005年末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占全国比重连续两年比上年高2.7个百分点。少数民族地区一直是中共政策倾斜的地区，在政策上有很多相关的优惠优待条款，但是以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些政策等于都是空谈。光有指导性的政策，而缺乏切实的执行力，包括财政、文化、基础建设等方面的跟进不到位，造成了目前日益严峻的少数民族地区贫困问题。其核心关键之所在就是，中共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失衡。
相对于中国目前的经济高涨的大局势，少数民族地区的民生状况却是日渐低下，这种强烈的反差，近年来造成了对中共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巨大阻力，也是强烈的不和谐音。而边民强烈的脱贫致富要求，在缺失正确引导的情况下，往往采取铤而走险的方法，这又为中共的和谐社会带来日益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以及民族间的对立情绪。民族矛盾激化与地区差异加大，甚至由此引发危及到中共政权稳固的事件也屡屡频发。

《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考量公共服务均等化

中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丹珠昂奔上月29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以解决少数民族和民族自治地方突出问题和特殊困难为切入点。“十一五”期间，大力改善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基础条件被列为重要任务，而这项规划本身也将考验中国的公共服务均等化。
根据日前公布的《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下称《规划》），“十一五”期间，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中国将加强民族自治地方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建设一批对带动当地发展起重大作用的交通、水利、电力、通信、能源等公共基础设施项目。
《规划》重点关注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民生事业，从少数民族事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十一五”期间中国将建设十一项重点工程：特困少数民族群众解困工程；民族基础教育帮扶 工程；民族高等院校建设工程；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发展工程；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工程；少数民族人才队伍培养工程；民族法制体系建设工程；少数民族对外交流合作 工程；民族事务管理信息化建设工程；少数民族现状调查工程；民族事务服务体系建设工程。
丹珠昂奔透露，对于人口较少民族的扶持方面，国家发改委和国家民委紧密合作，总投资的规模已经达到十亿元，每年是两亿元。财政部增加安排少数民族发展资金，从今年开始每年增加七千万元，用于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财政资金每年已达到1.12亿元。
《规划》明确提出制定和完善支持少数民族事业发展的财政、金融、税收、投资政策，形成多元化投融资体系，支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为确保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规划目标实现，中国将采取四项保障措施：把少数民族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落实规划实施目标责任；制定优惠政策，加大投入力度；加强民族事务管理和监督检查能力建设。

《角度》：边民地区民生状况的日益严重，迫切需要中共当局做出均衡发展国家经济与公共服务基础建设的规划；《规划》的出台也可以理解为应势而生的必然，也是大国整体发展的必要情势。《规划》能否真正的实施并取得成果，则是对中共执政当局公共服务均等化最关键的考验。边民能否安居乐业，亦是关涉到国家安全之敏感问题。

中共高层反思群体性事件

【按:群体性事件目前在中国大陆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其直接原因是由于群众的利益遭受到侵害，以及参与者借机发泄对社会的不满情绪，群体性事件严重造成了民众与政府的对抗，并直接引发成为多起恶性的暴力事件。针对此严峻的形势，中共高层开始反思，并提出了“促和”而不再是“维和”的方针。但无论如何，“群体性事件”是中共目前面对的一个严峻考验。】

中共高层的反思

2007年3月1日出版的《求是》杂志2007年第三期，发表了中共公检法系统最高负责人罗干的文章，题目是《政法机关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担负重大历史使命与政治责任》。文中指出：“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价值追求。没有社会公平正义，就没有社会和谐。在一些地方，有的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群众，自己并没有直接利益诉求，而是借机宣泄长期积累的不满情绪。这种社会现象很值得我们深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和人民群众对政法机关最集中的要求，就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从这篇长文可以看出，中共高层已经明确出“群体性事件”是由于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缺失而造成的，要求政法部门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促进社会和谐。这显示出北京高层的思路已经由原来维持了多年的“稳定压倒一切”转变调整成“促进社会和谐”，由刚性转变为柔性而更具人性，这很符合胡温以民为本的基本理念。这位掌管中共公检法系统的最高负责人还公开承认，当局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权管制危机。因为社会公平与正义没有得到有效的落实和伸张，不满情绪的长期积累，逼迫民众采取抗议示威等群体性事件的骚乱手段。这也是这么多年以来，中共当局第一次鼓足勇气，对近些年来星火燎原般的民众维权抗议活动，公开给出的说法。同时也应该看到，这是对中共各级司法系统最为严厉的鞭笞。
据外界评论认为，罗干文章透露出来最有价值的信息是，宣告了中共长期以来实施的“维稳”（维持稳定）弹压政策的终结，取而代之的是更具人性的“促和”（促进社会和谐）的新做法。北京消息人士透露，“促和”比“维稳”更具人性化，符合中国社会转型的需要，符合时代的要求，符合中央构建和谐社会的大政方针，也符合胡温体制“以人为本”的诉求，被视为国内政策由刚性走向柔性转变的重要里程碑。
“促和”比“维稳”更重要
事实上，从罗干的文章中，就可以很清楚地探到这样的信息。他认为，“促和”实际上比“维稳”更加重要，在中国目前的“社会变革中”，政法系统“不仅要着眼于社会稳定，更要着眼于社会和谐”，“把工作标准定位在促进社会和谐上”。
罗干分析，构建和谐社会的更高目标，给政法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稳定是和谐的基本要求，和谐是稳定的更高境界。”他要求中央各级政法系统，“要转变思想观念，调整工作思路，改变工作方式”，要“善于把各种消极因素转化为促进社会和谐的积极因素，不仅要让人民群众有安全感，还要从政法机关的工作中感受到和谐。”
提出罢访息诉新标准
罗干文中点出了中共执政危机实际上来自中共本身。他针对越来越多的上访和上诉案件，对政法系统提出了“罢访息诉”的新标准，要求刑事案件不能只注重刑罚的“震慑”，更要注重把涉案者改造成不对抗社会的新人；调处民商事纠纷，既要严格依法及时做出裁决，还要“探索实现罢访息诉的新途径”；处置群体性事件，“不能只满足暂时的平息”，而是要“从根本上理顺群众的情绪”；维护治安“不能只依赖处罚使人服从，而是要立足于使群众心悦诚服地遵守社会管理秩序，减少对立情绪”。

严峻的“群体性事件”形势

然而，中国的司法舞弊和司法不公之案例，比罗干指出的还要严重。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报告指出，新《信访条例》实施两周年，效果如何；奥运来临之前，用什么方法化解信访高峰，对政府来说迫在眉睫；有关会议决定，2007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国家信访局官员曾带队赴欧洲考察申诉专员制度，以期取得有效的遏制经验与手段。
该报告显示，最近十多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由一万起增加至六万多起，参与人数也由原来的73万增加到超过500万人次，发生地点更是涉及到大江南北的各个省市地区。“群体性事件”的多元化特徵以及这种爆发性的增长趋势，背后直接原因是社会问题和矛盾的日趋突出。而社会矛盾日渐凸显和利益诉求渠道缺失是“群体性事件”的两大主要原因。
社会矛盾凸显
专家指出，“目前中国处在急剧的转型期，更注重发展效率和激励机制，不注重公平和公正。分配不公导致了‘群体性事件’容易产生。”“‘群体性事件‘凸显出来，是因为“中国这一阶段也是产权、利益关系不明确的阶段”。随着社会的发展，包括土地等在内的财产“越来越值钱”，但财产的产权、利益关系不明确的局面未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侵害群众利益的事情时有发生。而“群体性事件”往往直接起源于群众利益被侵害。
中国公安部2004年统计显示，劳资关系、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企业改制重组、移民安置补偿等问题，是酿成“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原因。而基层干部有的水平不高，有的化解矛盾能力不强，也成为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原因。公安部长周永康说，深入分析这些事件，基本上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具有非对抗性，基本上属于经济利益诉求问题，没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如果有关地方部门高度 重视，妥善处理，绝大多数是可以预防和处理好的，但是如果久拖不决，往往就使历史遗留下的矛盾问题与改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交织在一起，酿成大 祸。
利益诉求渠道缺失
“群体性事件”反映出了社会对基层政府的不信任。一些地方政府在制订公共政策时，对弱势群体考虑不周。有研究人士指出，目前中国弱势群体的规模已达1.4亿～1.8亿人左右，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1%～14%。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这两大弱势群体维权抗争的社会冲突多发期。弱势群体在社会和政治层面处于弱势地位的现状，决定了他们很难表达出自己的利益诉求。
与“群体性事件”增多相随的是上访的大量增加。有关报道说，如今大陆已形成一种“上访文化”。如北京永定门地区的“上访村”已存在多年，因这里的民房、空地、废墟和桥洞容纳了一批上访者而得名。对基层处理结果的不满和不信任使访民重回北京，社科院报告显示，有关涉法纠纷，再次来京上访人中，37.78％的人因为法院不立案，28.48％因为判决败诉，而13.35％的人则是因为胜诉却未能执行。
在利益被侵害后，个人无法找到协商机制和利益维护机制，这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本性原因。“群体性事件”往往事发突然，演变迅速。当弱势群体诉求压抑已久，在极端情况下不满情绪被引发时，在信息不公开的情况下，流言推波助澜，进一步促成群众与基层政府的对抗，最终失控，产生巨大的社会危害。重庆万州、安徽池州等地“群体性事件”都起因于此。

目前这种日益严重的“上访”“群体性事件”等情况，对中共执政是一个巨大而严峻的考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千古颠扑不灭的道理。“化解在人民内部”也好，“非阶级对抗性”也好，理论与口号最终需要行动的验证，中共对当前群体性事件的反思虽是一个直面的态度，但真正的改革司法体制才是最为迫切的政治要求。正如前段时间引起全球关注的重庆钉子户事件表明，无法则民而无依，有法却执而不公使民愤激增，只有理性务实，敢于直面问题，才可称得上现代社会的执政党，也才可以使民众看到解决问题的曙光。

迫近中共“十七大”，“权力三分”论呼声高涨

【按：从党内运作规律的角度来看，中共党内制度造成了目前党内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权合一”于党委会的严重问题，针对于此，日前中共党建研究学者提出“权力三分”的论点，此论点是中共党内学者之广泛呼声，其矛头直指中共党内民主体制的路径，更可看作是对此前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所引发的中共政治改革触及底线的一个催迫。】

“权力三分”论
按这位研究党建的学者之论述，他建议“权力三分”的框架结构为：
中共以现行的党委为框架，分设党的决策机关——常委会；执行机关——执委会或书记处；监督机关——监委会或纪委会。这种“权 力三分”将改变在同一地方或单位，没有哪一个组织和个人，可以对（实行“议行合一”的领导体制的）党委，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集党内决策、执行、监督全力 于一身、实行“一把手体制”的）党委书记，进行有效监督的局面。
他同时强调，要确保地方各级党委“权力三分”的顺利进行，必须借鉴经济体制改革，先搞“特区”试点。既有人“埋单”，又可将风险控制在最小范围。 同时，要加强对地方“权力三分”的领导，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央的权力则只能加强，不能“三分”。
这亦是采用中共经济领域改革“试错法”的经验，来对政治领域改革的一种方法论。一方面寻求党内民主的可行性试点，寻求突破口；另一方面又确保目前中共对权力的有效控制不致丧失。态度依然是非常之谨慎，毕竟这样的错误一旦发生，将会是对中共政权致命的打击。

“权力三分”之理由
他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既不是官方普遍认为的“社会生产落后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也不是近来某些学者提出的“公共品供给落后与公共品需求之间的矛盾”，而是“权力的代表性落后于人民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按这位学者的观点，目前中共的主要问题，并非经济层面的诸多问题，毕竟经济层面的很多问题是可以采用技术性手段可以调控与掌握的；而政治体制上的落后于时代发展需求，才是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所在。
这名学者说，改革开放28年来，中共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正确的，是对毛泽东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必要的纠正。但目前中国社会经济指数总体已经达到 小康水平，而社会政治指数却仍基本停留在计划经济时期，不少地方和单位“公仆们（官员）”权力代表性落后于“主人们（民众）”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构成中 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
因此他认为，中共在十七大后应该改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传统观念，明确提出以制度建设为中心，推行党委决策、执行和监督“权力三分”的改革试验。

“权力三分”呼声：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党内民主
这位学者说，“要化解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就必须切实推动党内民主。目前，中共高层对民主的认识已经从毛泽东时代的“手段论”、邓小平时代的“目的论”，上升到江泽民、尤其是胡锦涛时代的‘生命论’。这表明中共领导层已经从理论高度对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作出了积极回应。”但是，民主在中国仍停留在理论认识阶段，还缺乏切实可行的现实路径。这名学者建议，十七大应该在寻求党内民主的路径上实现重大突破。
他认为，中共目前“议行合一”的党委领导体制是战争年代的产物，也是照搬照抄苏联模式的结果。这种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一把手”专权。要破解“一把手专权”的死结，就必须实行党内分权。目前，“一把手”违法乱纪居高不下，不是教育、监督没下工夫，而是集决策、执行、监督三权为一身的党委“议行合一”的领导体制使然。
另据最新一期的《瞭望》刊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的文章指出，要达到党员权利对党内权力的有效控制，必然要考虑党内的权力体制问题。只有正视权力结构的集中特 性问题，才能有效防范党内关系上出现权力崇拜和家长特权等问题。中共的官僚体制、官本位制度、特权制度造成了一系列的民生问题，而这些来自中共党内有关政 治改革的呼声已不断响起。

《角度》：从权力运作的客观规律看，党内需要分别设立行使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机关。从党内民主原则说，党代表大会应是党内的权力机关，拥有对重大问题的 决策权和对大会决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权；党委会及其常委会应是执行党代表大会决议的工作领导机关，向党代表大会负责。但由于现行规定中以“领导机关”称谓模 糊了党内权力机关和执行领导机关的实质区别，很容易使党委会及其常委会将执行大会决议、处理日常工作的具体问题决策权与党代表大会对重大问题的决策权混为 一体，实际代行了党代表大会才有权行使的决策权。

同时，目前的党内制度设计还没有完全解决党的纪检委受制于地方同级党委会主要领导人的问题，党内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事实上“三权合一”于党委会。而许多地方在工作中实行所谓“一把手”负责制，党委书记权重过大，党委会权力趋向于集中到书记手里。党内权力关系如果出现倒置或权力配置的严重失衡，就会形成党内权力结构的集权特性，一方面使得主要官员手中权力过大而很容易越权滥权，另一方面 造成权力限制的缺失，党代表大会对党委会的监督权虚化，党委会内委员难以监督书记，同级纪检委难以监督同级党委会，党员更无能力监督制约主要官员。

正视权力结构的集中特性问题，才能有效防范党内关系上出现权力崇拜、人身依附、家长特权等问题。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就要在党内体制层面上明确党代表大会在 党内的权力机关性质，就要考虑党的体制中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分设及权力各部分之间关系的合理安排，以根本改变某种程度上集权的权力结构。

美日澳构架亚洲版“北约”，中国应当理性回应

[按：日本与澳大利亚今日在东京签署了《日澳安全联合声明》，并表示“声明”建立的基础是两国共同的价值观，谋求两国之间的安全与合作之战略。但不可忽视的一点是，美日此前的《美日安保条约》和“二加二”协商会议。联合分析可明显看出一个以美、日、澳为主体的亚洲版“北约”正在形成，而其所指之目标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存在了。为此，中国应当采用何种态度来应对目标日益严峻的局面，取得突破此“围剿”态势的成功，是中共当前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命题。]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同澳洲总理霍华德近日在东京签署了《日澳安全联合声明》。这个声明的签署离亚洲版“北约”的形成已经只有半步之遥。中国面临的最大安全挑战，也就是如何回应和应付正在加速形成中的亚洲版“北约”，以目前的情势来看，对中国未来国家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的莫过于正在形成中的亚洲版“北约”。

日澳为什么要作那么大的外交动作呢？安倍在该协定签署前说：“日本与澳洲有共同的价值观，我希望与澳洲加强战略关系。”霍华德也说：“签署这项安全与合作联合声明，就双方从50年前就开步走的关系而言，是另一道里程碑。”可是同时，安倍和霍华德都否认此一联合声明有针对任何国家的意思。但不管双方如何解释，所针对的国家是最明显不过了。

联合声明已对中国构成压力

中国已经明显感觉到了压力。就日澳的这份宣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中方希望有关国家在加强双边安全合作时，能照顾到本地区其他国家的关切和利益，多做有助于增进本区国家之间的互信、和平与稳定的事。”就日、澳宣称该宣言并非针对中国一事，这位发言人说：“我希望他们讲的是真话，中国并不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但是对中国构成的压力，并非仅仅是这份宣言本身及其包括的政策含义，更大的压力可能在于这个宣言背后深厚的潜台词。人们可以对这些潜台词作多方面的挖掘。

首先，日本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一个非常积极主动的角色。尽管日本在冷战结束后安全外交趋于活跃，但近年来的主动出击与之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前不久日本刚把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和平宪法还没有修改，日本的军事安全就已经走了出去，并且受到了最高规格的接待。可以相信，今后随着日本所谓的“正常国家化”，其军事和安全方面的活动会越来越频繁。

其次，这份宣言背后的美国因素也很显然。构造一个亚洲版“北约”来应付中国，一直是美国政府尤其是新保守主义政府的构想，并且在这方面有诸多动作。这次美国没有参与，多半是因为美国用不着走到前台。原因很简单，因为前些年已经有了同样版本的《美日安保条约》和美日“二加二”协商会议。从技术层面来说，美国的不参与似乎可以减轻中国对此的顾虑。日澳《安全联合声明》的形成，表明亚洲版“北约”的大构架已经形成，即美、日、澳三国轴心

其三，这个轴心一旦形成，就会有相当强大的扩张力。实际上，这个轴心已经对印度和亚洲其他一些国家深感兴趣。如果在安全同盟的基础上，再能实现日本所提倡的包括东南亚、澳洲、纽西兰和印度在内的十六国贸易伙伴协定，那么就会对很多国家产生相当大的吸引力。

其四，对中国最直接的威胁就是台湾海峡问题。台湾方面不仅一直力图构造一个包括其本身在内的民主同盟或者联盟，而且也一直在争取加入到这个民主联盟。亚洲版“北约”可说是为了阻止中国解决台湾问题，或者说是为了给台湾提供直接的保护。不管怎么说，这个安全构架已经为中国大陆解决台湾问题设置了最大的障碍。

很显然，亚洲版“北约”的直接目标就是中国，或者要“围堵”中国的崛起，或者要“平衡”中国军事现代化所产生的外在影响力。无论用什么概念，对中国来说，都是同样一个意思。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也应当看到，尽管亚洲版“北约”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其发展方向不仅取决于美、日、澳轴心的意图，而且也取决于中国和其他亚洲相关国家的反应。就是说，这个“北约”的性质是在各方活动中才会受到约束与规定的。

中国理性反应能避开冷战

要避免另一次冷战，中国的理性反应是个关键。虽然中国避免不了安全战略上的压力，但至少从以下几个大方面来说，中国是可以冷眼相待的。

首先，这种安全军事同盟明显带有冷战色彩。在冷战时期，如果日、澳形成类似的同盟倒还可以理解，但放在今天的条件下，就有时光倒错的感觉。冷战后，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推动下，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日渐提高。对外投资和经贸已经把各国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了。无论是中日之间还是中澳之间，经济的互动和互利程度已经很难互相为敌了。尤其是澳洲，很多年来，中国已经成了其外贸增长的主动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澳或者美国构造针对其他国家的同盟显然是适得其反的，很难起到其在冷战时期所能起到的效能和效用。

其次，这种带有针对中国的安全同盟，实际上并不符合大多数亚洲国家的利益。包括东南亚在内的亚洲国家都能够从稳定的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获取最大的利益。如果美、日、澳为轴心的亚洲“北约”和中国的对立公开化，亚洲国家的利益就会最小化，因为那个时候，一些国家就不得不在中国和亚洲小“北约”之间作出选择，而这个选择会是相当困难的。中国毕竟不是“吴下阿蒙”，对很多国家来说，和中国的交往可以获得越来越大的利益。

再次，在核武时代，这些大国之间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并不很大。中国经过将近30年的改革开放政策，已经把自己置于全球经济体系中，并且在这个体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就是说，离开了中国这个环节，全球经济体就会发生很大的问题。

战略不能离开经济

尽管日、澳、美正在实施战略与经济分离的战略，就是说在经济上和中国进一步交往的同时，在战略上“遏制”或者“平衡”中国，只要中国开放政策不变， 美、日、澳要把一个在经济上和自己互相依赖的中国置于自己的对立面，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就是说，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条件下，战略和经济两者之间要绝对的分离并不容易。并且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只要有持续的正常的军事现代化，中国拥有足够的自卫能力应当是不成问题的。

当然，理性的反应并不是说中国可以置之不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到今天，开始对外在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在欧美等西方社会，近年来“中国不确定论”一直没有停止过。现在很多国家开始采取他们认为是有效的战略来应付中国。这或许是国际政治的规律在支配。

同样，对中国来说，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有快速的经济发展，天下就太平无事了。相反，随着经济发展，中国不仅要努力确保内部各方面发展的确定性，也要确保外在崛起的确定性。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如果不想重复前苏联的道路，那么就必须更理性，用更有效的方式既要避免新的冷战，又要保护国家利益。这并不是空想，政治和外交本来就是要把不可能转变成为可能。

《民主是个好东西》 胡温主导下政改破题的信号

[按：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被喻为中共高层领导的“文胆”，主要研究当代中国政治、政治哲学、全球化等社科领域，是颇具代表性的大陆官方软科学专家。俞可平于2006年12月23日，也即中共十七大召开前夕，在官方媒体上发表一篇《民主是个好东西》的署名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由此引发海内外舆论的广泛猜测。众多舆论一致祈望并认为，该文的背景显示出中共体制内要求民主的强劲呼声，并孕育着胡温主导下的政治改革破题在即。]

倡导渐进民主，为未来政改预留空间
《民主是个好东西》这篇文章全文分7个段落，前6段全部以“民主是个好东西”为开头，这在大陆是很罕见的文风。
作者在文章中首先指出，老百姓和政府官员在看待民主时，由于立场不同，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文章指出：一、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对个别的人而言的，也不是对一些官员而言的；它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的，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并特别强调，“对于那些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麻烦东西，甚至是一个坏东西。”民主政治的运转，需要的是以代表民意为基础的推动与实践；二、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什么都好。民主的推进与实践过程需要付出成本，但“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三、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可以为所欲为，能解决一切问题。文章剖析了民主制度的优劣，但强调民主不是“万灵药”，但可以保障基本人权与人类人格的完整；四、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就没有痛苦的代价。同时强调说，这不是民主本身的过错，而是“不了解民主政治的客观规律，不顾社会历史条件，超越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不切实际地推行民主”的政治家或政客的过错。五、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是无条件的。强调“理想的民主政治，不仅与社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地缘政治、国际环境相关，而且与国家的政治文化传统、政治人物和国民的素质、公民的生活习惯等密切相关。”并将民主政治提升到一门“政治艺术”的高度，来阐述要符合国情的要点；六、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就可以强制人民做什么。“推行民主的基本手段不应当是国家的强制，而应当是人民的同意。”并特别阐述了采用“强制手段”在两个层面的后果：国家暴政与国际暴政。文章最后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最近胡锦涛主席又进而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这种引述的目的，是为了有效的突破当前大陆政治环境下谈论民主将遇到的阻力。
通过层层剖析民主制度的优劣、成本与代价，并切合当下大陆的政治及社会现实，有针对性的指出关键的因素，比如民主对权力的冲突与制约，剑锋直指当前的腐败官僚。而对于民主对基本人权与人类人格的尊重与完整，确也是有独到的新见。更在民主的执行手段问题上，将强制手段定义为专制与暴政，则也是相当大胆的理论了。
事实上，文章中指出民主的执行成本与代价问题，触及到中共政治改革的前瞻性阻力与困难，并最终为中共政改留下理论空间。“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也必须密切结合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条件。只有这样，中国人民才能真正享受民主政治的甜蜜果实。”所谓不能一蹴而就、渐进式、增量式的民主化论述，为确保改革中的政治稳定预留了空间。

“一文”激起千层浪
俞可平现年47岁，是政治学、哲学双学科的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并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首席专家、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创新课题总负责人。主要研究领域是当代中国政治、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全球化、治理与改善、公民社会、政府创新等，是颇具代表性的官方软科学专家，被外界盛传为中共领导人的“文胆”。
《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于2006年12月23日在《北京日报》上署名刊发，同时由京报网、人民网、新华网等众多官方网站转载，迅速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随后即被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第367期转载。由于作者被视为当今中共领导人前沿智囊人物的特殊身份，而且这篇文章又是发表在中共17大召开前夕，由是自然就引起海内外舆论的广泛猜测，一时之间各家媒体纷纷发表评论，分析该文的政治敏感度，并达成基本一致的共识：该文显示出中共体制内要求民主的呼声强劲，并孕育着胡温主导下的政治改革破题在即。
“美国之音”于1月1日、7日连续进行了专题报道，一方面猜测该文是中共高层试图沿西方民主价值方向启动政治改革的先声；另一方面却同时指出，该文的理论高度并没有超越毛泽东在上世纪40年代对民主的论述；文章几乎没有提到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重要性，没有论述民主与言论自由的密不可分。
香港《亚洲周刊》更是以《中共智囊建立合法性新论述背后》为题，发表长篇文章，将该文直接解读为代表中共高层发出的某种信号，是中共将推行政治改革的重要方向标，显示出中共有意要突破意识形态的枷锁，准备为执政合法性展开新论述，从而开创又一个政治空间。
综合来看，海内外舆论关注的重点，是从中测度中共高层对一些普世价值的认同。中国观察人士认为，透过俞可平的论述可以发现，中共高层及理论界人士，此刻正在为建立中共执政的大论述进行积极准备。尤其是透过这些年来，中共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的变化，更可以发现这个转弯的过程。俞可平的文章，其实已经具备一定的社会基础和心理准备。

迟早要触及，时机和方式是关键
中国问题专家通过量化研究表明：中共对“民主”、“自由”、“人权”等关键词，近年来在态度上出现“急转弯”。尤其胡锦涛上台后，对民主态度有了根本转变，开始承认民主是中共追求的目标。由此文而显示的一个重要信息是，中共已经开始把民主“作为好东西”来认可，呈现正面反应。是中共党内一种思潮的总结，代表了中共党内对民主问题在认识上的飞跃。
更重要的意义是，俞可平该文实际上开启了一个新的政治逻辑。根据中共原来的意识形态论述，很多原来是不对的、反动的，现在成了正确的、进步的；很多原来不合法的，现在变成了合法；很多原来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人物，现在占据了道德与理论制高点，这是一种革命性的变化。对于中共大陆来说，更应该是一种值得赞许的变化。
作为中共高层理论研究机构的当家“文胆”，俞可平把民主当作“正面的好东西”来论述，不可能会是一时兴起之言。而把该文当作其背后庞大的理论系统（大论述）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一个发端的信号，也是很有逻辑理由的。“民主是个好东西”作为铺垫，为以后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大论述提供一个理论前提，创造一个政治空间，延展出更多的政治逻辑之可能，也是海内外舆论一致认可的该文真实目的。

官方正式版本，一字之改
2月26日，温家宝在官方媒体发表文章，文中特别提到“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关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明确表示了对民主价值的认同。但他同时强调，民主政治的建设，没有统一模式，中国要走自己的路。这一说法，应该反映了中共官方对待民主的真实想法和基本态度。
由此看来，温俞二人对于民主的论述基本是一致的。同样强调了民主的价值认同，也同样强调了民主的中国化问题。所谓一脉相承，看来“文胆”的《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确实是有某种“信号”的意义可以解读。
不过值得关注的另外一点微妙的变化是：“民主不是个坏东西”的说法。另一位中共高层的“智囊级人物”李君如，现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近期有媒体发表其与俞可平就“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的讨论，李认为民主从来就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好与坏的简单二元论也有失偏颇。随后俞可平在相关场合则改口为“民主不是个坏东西”。这好与坏的一字修改，更显示出中共对民主的姿态，而其对未来大陆政治时局的影响，则是值得拭目以待。

中共宏观调控的“两个依赖”

[按：中共今年提前开始宏观调控的动作，一改以前事后调控的习惯。然而从目前状况来看，调控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大陆政府与民众仍然对持续的经济增长保持着乐观心态，并未意识到持续经济过热的严重后果，宏观调控并未解决对于房地产业与外贸出口的依赖，且对于宏观调控的关键措施不力。]

今年调控动作提前
今年从1月份开始，国家发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就启动了调控措施。比如，中国人民银行1月15日、2月25日两次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目前已经达到10%。随后，国家发改委启动了电力、水泥、钢铁等行业新一轮“关停并转”、“上大压小”的措施。3月18日，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分别达到2.79%、6.39%。3月21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今年的小火电关停目标。
这一系列举措引起多方关注。纵观前几年，这样的宏观调控措施一般都是在每年的4月份才开始着手，而今年提前一个季度即开始动作，相关人士敏锐地观察到国家发改委一改过去事后调控的习惯，将变被动为主动，发改委秘书长韩永文在1月29日表示：“今年将继续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并根据经济运行新的发展变化，适时适度进行预调与微调。”

调控并未达到预期目标
但是，调控似乎并未达到预期目标。从目前公布的数据来看，今年头两个月电力需求反常增长接近20%，其中高污染、高能耗产业投资用电反弹明显，个别行业增幅高达50%以上。而且，据统计，外贸出口顺差2月份达到建国以来的第二高，新增贷款也比去年有大幅增加，头两个月全年的贷款目标就完成了1/3，投资也没有降低的倾向。
分析个中原因，有两个强劲的需求——住房需求和出口需求；其次还有就是国际影响、十七大召开、奥运会等因素。

过于依赖房地产业
住房紧张，不是供给不足或真实的供不应求。从1998年以来，住宅投资年增长27%，而实际消费需求不到20%以上，主要是投机或投资需求在起作用，投机需求过大从而造成了供不应求。从投资额度来看，去年全社会投资额有10万亿多一点，与其配套的资金（本年度投资的资金来源总计）比这个多6%，这多出的6000亿资金就有95.6%流向了房地产。房地产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也是高能耗产业，象钢铁产业，一年4.2亿的产量，其中60%用于房地产。这种产业结构决定了高能耗的状况，长此以往，首先会导致能耗、环保问题越来越严重，其次，会影响产业升级，而且对国家竞争力没有多大的贡献。
而如果将这部分资金的流向转化一下，比如流向制造业、装备工业或技术含量高的行业，则可以解决很多问题，第一，会使房价下降；第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第三，节能。所以，应该对房地产政策做出一些调整。

过于依赖外贸出口
前些时候，中共对外贸外资政策做出了一些调整，包括出口退税率下调，今年两会通过的企业所得税合一等。然而今年1-2月份出口却仍在加快，宏观调控政策的失利，反映了当下普遍的一种观点：对于经济高速增长的乐观。上至地方政府，下至普通民众，都希望保持在百分之十几的增长率，而投资和出口也都在支撑这个增长率。
去年贸易顺差是1774亿美圆，其中70%左右是由外资进出口形成，这实际上是在支持外资，这些产品的出口大多都是外资主导，差不多都是外资赚取的利润。在钢铁出口这一项，一方面是在消耗能源，另一方面也是在“出口能源，进口美圆”，得不偿失。这种顺差对短期的GDP有利，然而过度增长和顺差过大对国家货币政策却是一种压力。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中共对于控制出口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科学的目标，到底是从25%、30%的出口增速降到15%、10%是否就为稳妥，没有明确的判断；是否就能解决顺差问题也没有答案。这对于中共来说，暂时是一个难题。

经济持续增长的后果
此间专家分析，至少到2008年，大陆经济都会持续在10%左右的高位增长，这是一个基本判断。有很多因素在起作用，除了上述两点外，还有国际影响。美国经济的发展势头还比较强，不易出现明显的减速或衰退。此外，十七大的召开、奥运会等因素都在起着不同的作用。这就好象是一池水，从政策倾向来看，都希望它是满的，现在下了一场雨，水有些过头了，也就是经济偏热，那么就把水放掉一些，但都不想放到低于满的程度，所以这池水一直就处于满的状态。
持续保持在10%左右的增长，短期内不会出现严重的后果，但中后期可能就会出现明显的生产过剩问题，最后造成投资持续大落，需求不足，供需失衡，通货紧缩再现，国民经济就会出现大起大落的波动。

宏观调控的关键是要调整利益分配关系
有学者说目前的调控不得不进入微观经济，深入微观经济又影响整个宏观经济的市场机智，充满着矛盾。宏观调控的难点在于，既要调总量，又要调结构，而且更关键的是要调整利益关系。而利益各方的分配关系处理却又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若要取得平衡，则需要中共在此方面持续不断的加大宏观调控的政策措施与力度，并切实保持全面、科学、实际的姿态，更为重要的关键一点是要能真正摆脱对以上两方面的“严重依赖”，才能从宏观上取得调控的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