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困难：革命动力渐小
邓小平说过，机构改革是一场革命。这句话到现在仍然有效。既然是革命，就有革命动力的问题。恰恰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到中国改革进展到现在又面临一个难题。由此，中国改革的动力也已变得越来越小。如果要探究它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经济发展的十年荣景造就了一片欣欣向荣的表像，改革的是否到位问题被掩盖了，持续改革的迫切性也被掩盖了。古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当今中国社会与改革开放前夕相比，已远非“穷”的处境，如此，则“变”的动力也就消磨了。
其二，二十八年的改革，成就了大量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既是改革的动力，也带来了继续改革的阻力，而且阻力日益增大。
其三，最大的阻力来自微观和宏观层面缺乏改革需求的传导机制。这句话的意思，是指最大的改革需求往往产生自下层，但是这种需求上传不到上层。例如邮政改革的动力，就是源于基层邮政所对竞争环境的求变，而非邮政总局的自我求变。当基层的改革需求不能传导或有效传导到上层的时候，改革往往成为上层交差式的任务，为改革而改革，甚至是乱改革，即所谓“拍脑袋式的改革”。
政府的行政改革，是当前最重要最核心的改革。在这个方面，尤其反映了改革动力的欠缺。 在指出改革缺乏动力的时候，同时我们也要回答改革动力何在的问题，也就是中国为什么需要进一步的改革的问题。
有谁能保证荣景会永久持续下去吗？没有。既然没有，改革就是惟一的出路。这是提高中国整体国家竞争力的惟一道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五年过渡期已经结束，从现在开始，中国在没有保护伞的情况下和列强全面公平竞争，外国没有必要再让中国三招。中国希望和平崛起，这是需要本钱的。惟有持续地深化改革，才能增强中国和国际社会叫板的本钱。
二十八年的改革过去，包括个人和企业在内的中国民众的要求越来越高，而他们的容忍度则在下降。改革初期可以用农民社会的管治理念和管治手法解决问题， 但在社会结构发生巨变，新社会阶层兴起的今天，陈旧的管治手段已无法解决新的问题。这是中国社会进步的结果，他们同时也是继续改革的推动者和监督者。
固步自封形成不了繁荣富强的局面，中国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需要不断的调整。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的崛起是持续不断的过程，它只有伴随着持续的改革和持续的开放才能实现，否则就是一纸空文。 这就是中国为什么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原因。
社会转型使中共面临新挑战
中国有关方面此前发表了《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在中共中央党校一部分学员中所进行的一份“民意”调查，发现多数受访者最为关切的问题依次为社会治安、收入差异、腐败、社会风气、失业、地区发展差异、看病难看病贵、农民负担、教育不公平等问题。
有关政治改革的议题受到冷遇，大多数受访者幷不认为政治改革具有迫切性。
尽管这个调查涉及面不广，但因为党校是中共政治精英们聚集的地方，学员的看法具有代表性，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出党员干部对中国改革的总体看法，所反映出来的一些信息不可忽视。
一方面，这个调研的结果幷不令人惊讶。受访者所关切的问题的确是中国社会目前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应当说，最近这些方面的问题较之往年有很大的恶化，已经到了不得不给予关注的程度。
再者，受访者的看法也与中国目前所进行的社会改革相当一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改革重点一直在经济面，直到近年，改革重点才转移到社会改革，想通过社会改革努力推动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同时消化经济改革所产生的诸多负面效应。
另一方面，这个调查也包含着值得注意和令人担忧的信息，正当中国迫切需要政治改革的时候，政治改革在官员当中失去了迫切性。很显然，所有这些问题是要通过政治改革得到解决的，而执政党是政治改革的主体。
现在，随着中国进入中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又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共也进入了一个新的转型时期，即向执政党转型。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已经成为中共面对的主要议题。这个转型也是历史必然。改革开放、全球化、持续的经济快速发展等因素已经导致了中国社会质的变化，经济社会的转型带来要求治理的转型，就是说要建立人们所说的“良治”。建设“良治”的努力既表现在执政党本身的建设上，也表现在执政党和社会的关系的改变。党内改革和社会改革因此是近几年来中国改革的主轴。
不能说中国没有政治改革。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社会改革都是需要政治改革来推动的。不过，迄今为止所有的政治改革，如法治、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地方民主等等，都是辅助性的，既为了给经济和社会改革创造政治条件，也是为了应付经济和社会改革所带来的负面结果。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表明，任何反应式的政治改革已经不足以保证可持续的发展。在这点上，中国也可以从很多发展中国家以往的发展经验中学到很多历史教训。
中国现在需要通盘整体考虑改革方案，客观对待渐进式改革的得失
中国现在仍然处在转型时期。从邓小平为中国选择了渐进式改革道路的那时起，就决定了中国的改革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是基本的事实，从这个认知出发得 出的结论是：中国需要不间断的持续的有效的改革，幷且需要不断的检讨。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检讨时，首先就从整个改革的指导思路入手。
中国的改革指导思路，就是渐进式的改革，具体而言，就是先易后难，摸着石头过河，越难的题目越留到后面做，每走一步都在寻找最小的风险。
二十八年来，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场改革的意义和成效可以用“革命”来形容。而在这场革命中，中国保持了国家的完整，保持了国家基本运作 的正常化，保持了政权的存在，幷且还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这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所得。假如以苏联的激进式改革为参照系，尤其可以对中国的改革印象要更深刻。
其实，激进或者渐进的改革，不涉及到对错的评价，涉及到的是是否愿意付出代价，以及能否承受代价，由谁来承受代价的问题。苏联崩溃了，但是俄罗斯现在 享受到了苏联改革的利益。而中国则越来越接近触及改革过程中积累的难题，由此，风险和困难也越来越大。这是渐进式改革的所失。现在社会上有拿俄罗斯与中国进行比较来批评中国改革成果不尽人意的做法，那其实是错误的，因为这首先就改革方式不同的问题。
中国改革每走一步，都是在选择风险最小的切入点。这样，改革的政治阻力最大限度地减小了，也在社会上逐步培育起改革的意识。这种政治策略非常高明。但是，当改革推进到今天，同样要看到摸着石头可以过河，但却无法通过汪洋大海。我们知道，改革是复杂的，各个环节相互关联，也相互制约。虽然选择从最易入手，但当改革越深入下去，牵连面就越广，其他关节的不断加入就影响到先期改革环节的条件发生了变化。老问题尚未解决，新问题不可避免地随之而生。
以国企改革为例。从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放权让利，但到现在也没有解决效率低下的问题。国企改革幷不是简单“关停幷转”、“股份化”就能成功，它牵涉到产权 的改革，也牵涉到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问题。国企如果要实现自由雇佣工人，那么社会将承受大量失业工人，这就变成了社会问题和民生问题了。社会保障体制的改 革没有到位，国企改革当然难以到位。
渐进式改革的指导思想，既取得了初期的巨大成就，也为现在遗留了许多问题，让中国近三十年来始终处在转型的阶段，这是要付出代价的。而长达十年的经济荣景以及未来的持续看好，掩盖了这些仍然存在的问题。现在的中国，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改革，需要齐头幷进，有完善而周全的配套措施，尤其是通盘考虑的整体方案的改革。
渐进之中触及体制底线，中共酝酿政治改革破题
一向循规蹈矩的《北京日报》在岁末发表了被称为中央高层智囊人物的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的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这是俞可平去年十月出版的一本媒体专访他的文章集的序言，在这篇序言里，俞可平全面阐述了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
文章指出，“对于那些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麻烦东西，甚至是一个坏东西。试想，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官 员要通过公民的选举产生，要得到多数人的拥护与支持；其权力要受到公民的制约，他不能为所欲为，还要与老百姓平起平坐、讨价还价。单这两点，很多人就不会 喜欢。”
文章说：“民主决不是十全十美的，它有许多内在的不足。但是，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 种。”“我们正在建 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于我们来说，民主更是一个好东西，也更加必不可少。最近胡锦涛主席又进而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
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纷纷转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猜测：这可能是胡温主导的政治改革破题在即。事实上，中国的政治改革幷不像国外所说的那样，没有实际进展。中国的政治改革其实已悄悄进行了很久，幷初具雏形，只不过被突飞猛进的经济改革成就遮住了光芒而已。
目前，中国的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已实现公推公选或者公推直选，而在中国政改的领头羊──四川省，政改的实践力度更大，四川省将全省县以下 的党委系统的官员全部放到直选中产生，而且，还要求县（市、区）党委和所属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及成员必须定期接受社会评价；凡是党员群众关心的党务活动中 的重要工作、重大事项，只要不涉及党的秘密，都要向党员或社会公开；逐步取消县（市、区）委书记办公会，全面推行常委会向全委会报告工作制、重要人事任免 全委会票决制。
这些改革已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党内基层民主，其“直选上任的乡镇党委书记组阁，提名镇长候选人”已触及到了如何理顺执政党和政府的关系、“直选书记”则触及《党章》（《党章》规定党内直选不是选书记，而是选全委会）这些均已触及体制的底线，改革已经到了拐点，政治改革破题已经逼近眼前。
中国现在需要通盘整体考虑改革方案，客观对待渐进式改革的得失
中国现在仍然处在转型时期。从邓小平为中国选择了渐进式改革道路的那时起，就决定了中国的改革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是基本的事实，从这个认知出发得 出的结论是：中国需要不间断的持续的有效的改革，幷且需要不断的检讨。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检讨时，首先就从整个改革的指导思路入手。
中国的改革指导思路，就是渐进式的改革，具体而言，就是先易后难，摸着石头过河，越难的题目越留到后面做，每走一步都在寻找最小的风险。
二十八年来，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场改革的意义和成效可以用“革命”来形容。而在这场革命中，中国保持了国家的完整，保持了国家基本运作 的正常化，保持了政权的存在，幷且还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这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所得。假如以苏联的激进式改革为参照系，尤其可以对中国的改革印象要更深刻。
其实，激进或者渐进的改革，不涉及到对错的评价，涉及到的是是否愿意付出代价，以及能否承受代价，由谁来承受代价的问题。苏联崩溃了，但是俄罗斯现在 享受到了苏联改革的利益。而中国则越来越接近触及改革过程中积累的难题，由此，风险和困难也越来越大。这是渐进式改革的所失。现在社会上有拿俄罗斯与中国进行比较来批评中国改革成果不尽人意的做法，那其实是错误的，因为这首先就改革方式不同的问题。
中国改革每走一步，都是在选择风险最小的切入点。这样，改革的政治阻力最大限度地减小了，也在社会上逐步培育起改革的意识。这种政治策略非常高明。但是，当改革推进到今天，同样要看到摸着石头可以过河，但却无法通过汪洋大海。我们知道，改革是复杂的，各个环节相互关联，也相互制约。虽然选择从最易入手，但当改革越深入下去，牵连面就越广，其他关节的不断加入就影响到先期改革环节的条件发生了变化。老问题尚未解决，新问题不可避免地随之而生。
以国企改革为例。从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放权让利，但到现在也没有解决效率低下的问题。国企改革幷不是简单“关停幷转”、“股份化”就能成功，它牵涉到产权 的改革，也牵涉到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问题。国企如果要实现自由雇佣工人，那么社会将承受大量失业工人，这就变成了社会问题和民生问题了。社会保障体制的改 革没有到位，国企改革当然难以到位。
渐进式改革的指导思想，既取得了初期的巨大成就，也为现在遗留了许多问题，让中国近三十年来始终处在转型的阶段，这是要付出代价的。而长达十年的经济荣景以及未来的持续看好，掩盖了这些仍然存在的问题。现在的中国，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改革，需要齐头幷进，有完善而周全的配套措施，尤其是通盘考虑的整体方案的改革。
渐进之中触及体制底线，中共酝酿政治改革破题
一向循规蹈矩的《北京日报》在岁末发表了被称为中央高层智囊人物的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的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这是俞可平去年十月出版的一本媒体专访他的文章集的序言，在这篇序言里，俞可平全面阐述了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
文章指出，“对于那些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麻烦东西，甚至是一个坏东西。试想，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官 员要通过公民的选举产生，要得到多数人的拥护与支持；其权力要受到公民的制约，他不能为所欲为，还要与老百姓平起平坐、讨价还价。单这两点，很多人就不会 喜欢。”
文章说：“民主决不是十全十美的，它有许多内在的不足。但是，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 种。”“我们正在建 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于我们来说，民主更是一个好东西，也更加必不可少。最近胡锦涛主席又进而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
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纷纷转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猜测：这可能是胡温主导的政治改革破题在即。事实上，中国的政治改革幷不像国外所说的那样，没有实际进展。中国的政治改革其实已悄悄进行了很久，幷初具雏形，只不过被突飞猛进的经济改革成就遮住了光芒而已。
目前，中国的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已实现公推公选或者公推直选，而在中国政改的领头羊──四川省，政改的实践力度更大，四川省将全省县以下 的党委系统的官员全部放到直选中产生，而且，还要求县（市、区）党委和所属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及成员必须定期接受社会评价；凡是党员群众关心的党务活动中 的重要工作、重大事项，只要不涉及党的秘密，都要向党员或社会公开；逐步取消县（市、区）委书记办公会，全面推行常委会向全委会报告工作制、重要人事任免 全委会票决制。
这些改革已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党内基层民主，其“直选上任的乡镇党委书记组阁，提名镇长候选人”已触及到了如何理顺执政党和政府的关系、“直选书记”则触及《党章》（《党章》规定党内直选不是选书记，而是选全委会）这些均已触及体制的底线，改革已经到了拐点，政治改革破题已经逼近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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