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问题政治化之悖论

住房问题提升到政治问题来对待，是目下得到广泛赞誉呼声的一个事件。赞誉的角度是民众对执政党高度重视民生问题的姿态，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其实是一个误区。本应属于市场经济范畴的一件事情，在长期的政府垄断下已经形成了一种定性思维。此思维模式对住房问题已然是最大的阻碍。

“住房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之论调

3月底，广州市市长张广宁在市政府常务会议上公开表示，现阶段房价偏高、增长偏快已经形成民众关注的焦点之一。住房问题已经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为此，广州市出台七大措施，加快住房与土地供应，加强住房管理，旨在抑制广州房价的过快增长。
“住房问题是政治问题”的命题一经提出，即引起广泛关注，舆论赞赏之声不绝于耳。更有网民将张广宁形容为“史上最牛的市长”。稍加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出，这种赞赏舆论基于一种常识性的看法：政治与政府的直接关联关系；“回应型政府”即是好政府的看法。
在普通老百姓看来，一个有效的政府必须是积极“回应型的政府”，即迅速解决民众最关心的问题。中国古话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而当前的众多民生问题之中，住房问题无疑是民众最为关心的问题。房价居高不下，城市民众大量地抱怨住房难，政府的作为理应针对民众的热切诉求。
而事实上，大陆政府确实也在采取一系列的行动，来积极的干涉房价的调控。比如，建设部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发出通知，从4月下旬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房地产市场秩序的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打击房地产领域设计的违法违规、权钱交易等行为。北京市海淀区的一系列官员落马，可见其行动已经开始，并对房地产行业产生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该行动还将检查房地产企业发布违法广告、囤房惜售、哄抬房价、合同欺诈、偷税漏税以及违规强制拆迁等行为。大陆政府对市场经济的政治性干涉又是一大手笔。

“政治问题”论调并非新观念

历史情况分析来看，就可以发现一个基本的事实：各级政府本来就是房地产行业里最重要的玩家——政府就是土地的垄断性供应者，房地产开发商本来就是与政府密切保持着亲密关系的，并且，政府还控制着信贷供应。即使是在宏观调控上，政府也对房地产产品供应结构层面给与了诸多硬性的规定。这就是“住房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论调产生的根源，也就是住房问题最根本的政治学。
基于这样的常态，住房问题对民生又是如此的重要，所以普遍的民众认为，那就不能让市场主宰一切，而应当让政府充分发挥作用。而事实上，自从政府对房地产行业进行宏观调控以来，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市场能够解决人民的住房问题。政府的所有控制，以及干预措施，都受到了欢迎，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官员提出将住房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才受到了热烈的欢呼。
于是，在接下来的一个“解决办法”的提出，更是将呼声推向了高潮。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提出的一个解决办法是：政府为占居民人口70%——80%的普通工薪阶层提供经济适用房，而少数高收入家庭可以购买商品房。此解决办法一出，舆论更是一片欢呼。

政府对“土地的迷信”——垄断者的咎由自取

从表面上来看，民众、舆论的呼声似乎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房价严重超出普通民众的承受能力的严峻态势，完全是政府所维持的土地与房屋供应制度所造成的。
但是，专家指出，回溯历史发展就可以明白，尽管市场化进程已推进二十多年，但城市的发展却完全由政府权力所控制。依照目前的制度，大陆城市与农村土地是截然分开的，政府以保护农地为名，禁止城市自然向农民扩展，市民不能到农村购地建房。而即使在城市，全部土地也只属于政府所有，市民不得自行受让土地建造房屋。政府通过行使其对土地的处置权，包括拆迁、征用土地、改造城中村等措施，全盘控制着城市的发展。
这一城市自然发展的制度，导致整个社会形成城市用地供应短缺、并将越来越紧缺的长期预期。政府在土地上有巨大利益，作为城市建设用地的垄断性供应商，政府有足够的激励理由来哄抬房价，因为房价越高，政府提高地价的空间也就越大。一个市场垄断者在高谈问题的政治化，这不就是一个悖论吗？
而普通民众、甚至企业家都鉴于以上因素的考虑而普遍相信，房价必然将永远快速上涨，房屋的收益率肯定要高于利率，房地产是最佳的保值及投资工具。这种强烈的占有房屋的冲动又创造出了旺盛而持久的需求，进行房地产投机的倾向弥漫着整个社会。众人拾柴火焰高，房地产市场在这种疯狂的投机欲望下，绝无正常运转的可能了。

住房问题的真正“政治化”

大陆房地产风云人物任志强针对此说法提出质疑：住房是谁的政治？或者我们可以更准确的问：在当下中国，住房是什么样的政治！？
他提出的说法是：如果要从“政治”的角度出发，那么，在住房问题上，一是要坚持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方向，当然也就包括住房市场化方向，还包括住房私有化的产权制度，这才应该成为最大的“政治”；同时，政府必须承担起住房保障制度建立的责任，用政府的优惠政策与转移支付做到对低收入家庭的应保尽保。
呼吁政府补贴大多数人，以政治手段来解决民众的住房问题，只能说是对一项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荒诞、怪异的制度进行勉为其难的修补。它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只会让问题越来越复杂化。正确的办法只能是推进房地产行业的市场化。
试想一下，即使政府真的从政治的角度，采取向八成以上的人口供应经济适用房或廉租房，那将是一个多么奇怪的制度安排：政府通过垄断土地大赚其钱，政府为了赚得更多的钱，拼命哄抬地价，而这时候民众要求政府拿出钱来帮助自己解决住房问题。这真实一个无比荒诞的怪圈。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制止这个怪圈的形成呢？

“自然的自由”制度

古往今来，所有文明社会的自由人都通过自己的努力，建造、拥有自己的住房。只有这个意义的房屋，才是个人自由的堡垒。
当然，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社会和政府确实需要保护帮助极少数缺乏能力的人。但如果大多数人都得靠政府补贴才有房屋可以住，那就是这个社会出了大问题了，而且也必然会向其他的行业辐射出更多的问题。
所以，假如民众期望一种相对的、大体上还算健全的社会秩序，那就应当以大多数人不依赖政府或他人的施舍而自行解决住房问题。而面对当前大多数人觉得买房住房负担沉重的社会经济问题，正确的办法是推进房地产行业的市场化。在亚当·史密斯所说的“自然的自由”制度下，民众可以买到价廉物美的电视机、馒头、鸡蛋，同样的，当房地产行业处于“自然的自由”制度下之时，房屋价格才会处于一个“合理”的状态，与大多数人的收入相匹配，从而大多数民众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自行解决住房问题。
而其关键就在于，打破政府对城市发展建设用地的垄断，拆除农业用地与城市用地之间的隔离带，实现国有土地与农村集体土地的权力平等，允许农民转让土地的建设使用权。同时，打破开发商对房屋供应的垄断，让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是个人建造房屋、还是多人合作建造自己的房屋，或者是向开发商购买房屋。
这样的市场化自由的竞争机制才会挤压开发商的垄断利润。而政府如果仍然坚持目前对土地的垄断，并继续维持房地产开发商对城市房屋供应的垄断，那政府就没有任何借口推卸其对民众住房的责任。但民众日益强烈的住房福利的诉求也足以压垮政府的财政。相对于将住房问题的政治化来解决，市场才是民众更要好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