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民主的幌子与中国民主艰难之路

【按：中共高层智囊俞可平于2006年底推出《民主是个好东西》以来，因其特殊地位，故舆论都是盛赞其文为中共政改的破冰之声。由此引发的一场关于“民主模式”的大辩论也持续至今，随着中共十七大的临近，舆论似乎已经有了统一的趋向。一切看来顺理成章，归结到为“和谐”二字之宗义。然结合近半年以来，大陆诸多的大事件背后，看到的是依旧的体制沉疴，与处理危机的惯常路数。重新检读这篇文章，或许又能看出另一层端倪。】

俞氏逻辑深藏之处：以进为退
俞可平文章前面三段，基本上没有问题，民主作为普世价值，作为缺陷最少的制度，不是灵丹妙药，这些说法都能够接受，所以从前三段来解读，是很欢迎的，也是没有问题的。
问题在第四段开始出现。民主会造成一些动荡，“然而，从根本上说，这不是民主本身的过错，而是政治家或政客的过错”，这句话似乎也说得很好，但小心，俞可平设立的陷阱也在这里。因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政客错在哪里？俞可平归结的错误，与事实真相，完全背道而驰，他说“一些政治家不了解民主政治的客观规律，不顾社会历史条件，超越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不切实际地推行民主，结果只会适得其反”，这是一种十分巧妙的障眼法，说政客有错，却错在他们在错误的时间推行民主，这就是指鹿为马了。现实是，掌握权力的政客，他们根本不想民主，因为民主会限制、削弱、甚至剥夺他们的集权。转引弗里德曼一句话，出自熊培云 《从国家崛起到社会解放》：“已经集中起来的权力不会由于创造它的那些人的良好愿望而变为无害。”由此要明白一点的是，民主决不可能是政客的恩赐，而需要民众的每一个个体的自身争取，最终是这种民众的强烈呼声，才会迫使权力者让步。
由此来推断俞可平下面几段，其用意就颇为可疑，这些话孤立的看，也应该是成立的：“实现民主需要具备相应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条件，不顾条件而推行民主，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性的结果”、“尽管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任何人和任何政治组织，都无权以民主的化身自居，在民主的名义下去强迫人民做什么和不做什么”、“ 民主既然是人民的统治，就应当尊重人民自己的自愿选择。”
那么我们可以提出问题，就是民主究竟需不需要时间表。第一，请问俞可平，什么时候才会条件成熟？谁有权力判定条件究竟有否成熟？第二、三句，民主的权力属于全体民众，但如果民众喜欢皇帝，喜欢三跪九磕，是不是民众就永远要匍匐在权力者膝盖之下？清兵入关，要留鞭子，老百姓开头不答应；满清倒台，老百姓的鞭子却不肯剪了。
所以，俞可平此文，其基本论调，跟去年温家宝接受国外媒体时说的“民主阶段论”同出一辙。或者这就是党内知识分子在为领袖寻找理论依据。结合起来一看，这么几点出来，温当时的回答，就变成有理有据。可是，这种文章里面，指鹿为马、旁敲侧击、颠倒因果，总也露出很多马脚。道理很简单，中国目前的真相是赤裸裸的， 不需要高头讲章、高深理论，只需要常识。不是时机成熟不成熟的问题，而是究竟想不想民主的问题。俞可平打着民主的旗帜，但是他对民主还是怀有深刻的戒心。俞可平似乎有些以进为退，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当然，也不能对俞可平全盘否定，至少，他能说“民主是个好东西”，那是因为，他们亦不得不看到这个赤裸裸的真相，他们必须面对这个革命政权在祛魅之后露出的千疮百孔，奇理玛斯解体了，接下去，便是次级法西斯，再接下去，是更次。党也不得不谈民主了。这么看，这倒不失为一种社会进步的反向指标。

民主不需要时间表
现在很多人都在反对腐败，也承认执政者确实太腐败。但是，不仅仅要反腐败，更要深刻思索的是这个必然产生腐败的机制本身。民主制度的一个基础就建立在对人本能的一种警惕与防范之上。另外，关于腐败这个词语，根据汉语的规则来看，腐败，必然有一个意义相对的词语，比如清廉。这就是典型的二元思维，把世界分成光明面和阴暗面，似乎能找到清官，就找到了民族的救星。事情不是这样的，事实往往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每个身处这个社会的人都被这个制度挟持。
另一个观点便是民主要慢慢来，首先要社会稳定，比如俞可平的民主路线图与里程表之“三段论”。我们不仅要问，民主真是洪水猛兽？很多人例举台湾立委打架为依据，但是怎么不去想想，这种乱，比起两会一致全票通过的和谐，是莫大的进步。社会的多元化，怎么可能是同期同声！？不管何种民主模式，首先要限制的都是中央政府的无限权力。共产党一直讲要相信群众，其实手握权柄的人最不相信，因为他们担心无限权力被民主限制。专制政府的一个特征便是，它觉得老百姓什么也不懂， 需要一个威权、需要父母官代为作主。

缓慢而艰难的中国民主之路
在2007年2月的一篇文章中，中国总理温家宝预计，在未来一百年，中国将继续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许多人认为这是 共产党考虑民主慢动作发展的信号。同时，社会抗议和非政府组织显示中国大众要求一个更开放的社会。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专家认为，鉴于经济的繁荣以及对媒体自由和异见的抑制， 北京中央政府越来越牢固地抓住权力。那么在中国有民主改革吗？答案是有，但只存在于小规模、并被细心控制的范围内。
一个例子：村选举。开始于1988年，中国允许村民直接选举村委会领导。据卡特中心中国选举项目的数据，如今大约九十三万条村有村选举，这些村占中国人口约75%。但该项目认为这个进程遭到腐败和选举舞弊的损害。另一个例子是，地方党官员的任命。九十年代开始的改革是允许公民参与当地党官员的任命。但事实是，党仍然紧紧控制候选人的名单和选举进程。法规规定投票总数不一定可以决定提名人，而且官员有权力从提名人名单中删除名字。这些看似民主化的表象，其实达到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这些“革新”往往都是更加巩固了中央政府的绝对权威。

如果我们再要问中国民主改革的前景与未来机会，那么答案无疑是否定的，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民主不会成为可能。即便是公民社会组织的大量出现，也在政府统战部门的控制和诱导下，大大削弱了异议的机会与能力，转向经济与环境的领域。美国《政策评论（Policy Review）》文章表示，通过分发从成员资格到高级政府职务到赏钱等好处，让知识分子、民营企业家和技术专家改革者所构成的政治威胁变得无意义。中国，面临的是缓慢而艰难的民主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