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运动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中共党外人士“鸣放”，鼓励群众给中共提意见，帮助中共整风。
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各界人士，于是纷纷向中共表达意见和建议，官方报刊和电台也发表了部分批评意见。一时间，中共勇于面对批评的精神令知识分子备受鼓舞和敬佩。给中共提意见的“大鸣大放”进行了一个多月后，一些民主派人士大胆提出反对一党专制等言论，这些建议越过了中共能够容忍的底线。中共开始策划打击给中共提意见的知识分子。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宣称“少数的右派分子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企图乘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这篇社论和中共中央的指示拉开了反右的序幕。
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由毛泽东亲自执笔的社论——《文汇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社论不仅批判当时由民主党派主办的上海《文汇报》和《光明日报》，更宣布要清算参加“大鸣大放”的知识分子，社论提出了著名的“阳谋”论：“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标准名目繁多，其中包括：反对对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攻击中共的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反对中共领导经济和文化事务；污蔑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等等。简单地说，只要反对中共的政策就是“右派”。
对于“反右运动”的解释，官方新华网的“反右派斗争”条目注解是：反右派斗争是从1957年6月8日起，中国共产党发动并领导的一场全国范围的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攻的政治斗争。不过，官方的解释里强调的一点是，“确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而“反右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澄清大是大非，稳定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官方也坦诚总结“反右运动”的错误在于，“中央对国内政治形势作出了不切实际的估计，又采取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错误方法，不适当地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持续近一年时间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把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等错划为“右派分子”，为数达55万人，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并使党内的“左”倾错误和骄傲情绪明显地发展起来。”
1979年9月，“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中共中央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全面复查，把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志的错误结论改正过来，到1981年底基本完成这项工作。
官方“右派”言论管制与民间否定“反右”的诉求
事实上，1978年中共为“右派”平反时，活着的“右派分子”仅有10多万人。而曾担任交通部长的章伯钧、森林工业部部长的罗隆基等近百名“右派”至今未被平反。
据官方统计，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中国共抓出55万名“右派分子”。这些“右派分子”依次受到劳动教养、监督劳动、留用察看、撤职、降职降级等处分，许多人被发配边疆进行“劳动改造”。外界有另外一种说法，称实际上的数字远远不止55万，而是3178470人，还有1437562人被划为“中右”。但此说法暂时并不能得到证实。
虽然过去已经50年，但中共官方并未放开对于“反右运动”的言论。按照中宣部的指示，其中提到：“反右题材要淡化，原则上不要说。要坚持‘反右是必要的，但是被严重的扩大化’的宣传口径。与此相关的，是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提法也要慎重。”
这一点反映在出版界尤其明显。2006年，根据这个指示，多部新出版的书籍遭遇查禁的命运，包括章诒和（章伯钧之女）的《伶人往事》。与此书同时遭禁的还有其他七本。此事件一时在坊间引起极大反响，抗议之声是主流。然而，就在官方试图淡化“反右”记忆的同时，民间却不断出现相反的努力。
今年“两会”期间，61名当年被打成“右派”的幸存者联署了《为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公开要求平反和赔偿。联署者最年轻的69岁，最年长的已经87岁。公开信说：“1989年以来，有关主管部门却非法管制言论，不准人们谈论反右等错误的政治运动，不准人们进行反思，以求得所谓的稳定。我们不能再用那种使全民族都得健忘症的愚民政策，继续麻痹我们的创造活力了。”公开信提出三点要求：开放言禁、宣布“反右”运动是完全违反宪法的错误政治运动、赔偿受害者。
这是三年内民间第二次大规模要求彻底否定“反右运动”的行动。一群反右受害者及家属子女在2005年也发布公开信并征集支持者签名，呼吁中共平反并补偿受害者物质和精神损失。至今已经有1212人联署，包括章诒和在内的海内外120个人和团体签名支持。
少数媒体及言论反思
大陆著名媒体杂志《南风窗》杂志今年3月发表文章说：“在英文中，right（右）至少具有‘权利’这一含义，应该说，一个公民无论是信奉左派还是右派，抑或中间派，这都 是个体可以自由选择的权利。在此意义上，我们说，反右斗争所反对的正是公民自由思考的权利。或者说，反右（right）就是反权利（right）。”
1957 年被划为右派，1979 年改正后曾任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室副主任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干事长的杜光则表示，右派在问题改正后20多年才提出索偿要求，是因为权利意识的觉醒需要一个过程。他说，反右运动50周年为中共提供反思历史的大好机会，希望官方民间都能有所行动，采取适当措施，深刻反思导致运动的制度根源。
当年的“头号大右派”章伯钧之女章诒和认为，对于“右派”的本质，是“中国社会第一次以群体性力量，对二十世纪大陆全面复辟封建主义的抗衡”。她说：“因为我们建立的是共和国，但是搞了7年才发现，封建专制来了。所以它是对于一个以共和国名义进行封建专制复辟的抗衡。这个受害者是个群体性力量。”章诒和表示，目前社会的各种矛盾都是表象，它们真正反映的是背后的官民矛盾。
北京分析人士认为，平反的急迫性在于制止政权合法性的流失。当年反右运动的一些主要领导人早已逝世，现在彻底否定反右运动，其实已经没有了任何政治障碍，更不会引起政治动荡，因为反右运动在人民的心中早已“臭”了。平反右派、给予赔偿，只会重整政府的合法性，何乐而不为呢？
当然我们也能看到，上世纪50年代，视为中共的黄金时代。由此彻底否定“反右运动”，无疑于彻底否定自己。然而，作为一个日渐崛起的超级大国，更应该具有宽广的胸襟与胆识；况且在目前执政者所倡导的“公平正义”的社会目标下，消除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也是“和谐社会”的要求。按照大陆学者傅国涌的说法，中共的“反右运动”是一道沉重的伤疤，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已发表于某内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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