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视角》0805期

《新视角》0805期

高端关注
中央将通过反腐打击地方势力
中国三十年改革最滞后的两个领域

时局观察
建设规制型国家是中国当务之急
县政改革 刻不容缓
解放思想的关键是突破既得利益的重围
社会各阶层分区而住值得审视
2.1亿网民：理性的力量才是未来主流

经济趋势
六问2008年的中国经济
上调准备金率彰显紧缩货币决心
反市场化的新股发行亟须改革
CPI统计方式改革隐含“重民生”倾向
花旗巨亏拷问中国银行业合理估值
人民币有出现大幅升值超出市场预期的可能

思想交锋
给农民地权对抗圈地
纳税人的当务之急

环球视野
美国外交政策的道义核心
俄罗斯还是宪政国家吗
新的能源地缘政治

博古论今
粪土当年郭沫若



 

中央将通过反腐打击地方势力
本刊编辑组

【按：中共将通过严查官商勾结、权色交易等官员腐败行为，打击地方势力，强化中央政府权威。】

中共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日前发布公报，要求通过“严明党的纪律尤其是政治纪律，保持全党在指导思想、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原则问题上高度一致”。
公报指出，“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主要确保中央“政令畅通”，尤其贯彻中央在市场价格调控、节能减排、固定资产投资、土地管理、房地产调控等方面的政策措施。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员列席，显示当局对腐败日趋严重的关注。并以四个“一以贯之”来强调中共反腐的坚强态势。
中纪委去年10月向中共十七大提交的工作报告指出，2002年12月至2007年6月，全国纪律检查机关共立案67万7924件，结案67万9846件（包括十六大前未办结案件），给予党纪处分51万8484人。
公报列举了官员腐败的诸多面向，在“损害群众利益”方面就包括生态环境保护、食品药品质量、安全生产、征地拆迁等民众强烈不满的问题；社保基金、住房公积金和扶贫救灾专项资金被滥用的问题；教育乱收费、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不正之风”的问题；侵害农民利益问题。
在领导干部中“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方面则涉及工程建设、土地管理、矿产资源开发、国有企业、金融、组织人事、司法等领域，以及商业贿赂问题。
最严重的是在“当前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方面”，包括他们收送现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和收受干股，以及以赌博和交易等形式收受财物、利用婚丧嫁娶等事宜收钱敛财；利用职务便利进行股票内线交易；超标准建房、多占住房、违规购买经济适用房；放任、纵容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其职权和职务影响经商办企业；插手招标投标、土地出让、产权交易、政府采购等。
公报也要求端正官场风气，“查处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和突击提拔干部等行为，坚决反对和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
由于舆论近来关切国有资产被贱卖或流失问题，公报也强调要加强对国有企业领导人的管理和监督，严禁他们通过同业经营或关联交易为本人或特定关系人谋取利益；相互为对方及其配偶、子女和特定关系人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提供便利；在企业资产整合、引入战略投资者等过程中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擅自抵押、担保、委托理财；利用企业上市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定向增发等过程中的内幕信息为本人或特定关系人谋取利益；授意、指使、强令财会人员提供虚假财务报告；违规自定薪酬、兼职取酬、滥发补贴和奖金。
今年是改革开放政策实施30周年，特定利益集团在重要经济领域把持垄断所造成的市场扭曲一直被反思检讨，要求政治改革来配合经济开放的呼声不断。官方加强反腐的做法，相信也是从一个方面来满足民间的政改要求。（执笔/嘉木）




 

中国三十年改革最滞后的两个领域
吴敏

中国人的年龄有“虚岁”和“周岁”之分，计算虚岁是一种“国粹”，计算周岁则是一种“舶来品”。虚岁的计算方法是人一出生就算一岁，而周岁则是以人出生以后的实际时间来计算的，有一年才算一岁。因此，虚岁一般都比周岁多一年。有人说，人的年龄按虚岁计算比按周岁计算更科学、更合理，其理由是虚岁将母亲“十月怀胎”的时间也计算进去了，一个人的生命是从其母体怀孕那一刻开始的。对于这种认识和解释，我深表赞同。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发表了《“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著名谈话，这是“文革”之后射向肆虐二十年之久的极“左”思潮的第一支响箭，是中国改革大业开始酝酿的第一粒萌芽。可以说，邓小平《“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谈话的发表，标志着作为一个生命体的中国改革开始“孕育”；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则标志着作为一个婴儿的中国改革的正式“诞生”。如果计算到现在，改革的“周岁”当然是29岁，但其“虚岁”则已达整整三十岁的“而立”之年了。按中国人过生日过“虚岁”的传统，中国改革的三十岁生日应该隆重地纪念和庆祝，更应该认真地反思和总结。
盘点三十年的改革大业，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令人欣喜。概而言之：
1977年，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的高校招生体制进行根本改革，重新恢复了原来通过考试录取大学新生的体制；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党的工作重点转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
1981年，以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如春潮浩荡般地开始在全国范围蓬勃发展，并迅速取得卓著成效；
1984年，以增强国有企业活力为中心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铺开；
1987年，党的十三大对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全面部署，尽管这场改革开始不久就夭折了，但毕竟是对传统政治体制进行的第一次猛烈冲击；
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命题，为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挽救了改革开放几乎被“左”祸回潮葬送的危险命运，揭开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新篇章；
1997年，党的十五大实现了所有制改革的重大理论突破，开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多样化的实践探索。就总体而言，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和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实践进程，比较顺利，成效明显；
1998年，新一轮的政府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取得了实质性推进，同时，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正式施行将农村基层民主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2006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国家公务员法，尽管有明显的缺陷，甚至还有些“开倒车”的嫌疑，但毕竟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二十多年实践探索的法律化结晶，标志着仍不尽如人意的中国特色公务员制度的初步确立。
近些年来，尽管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住房体制改革基本上失败了，但失业保险、人身和财产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毕竟逐步建立起来了，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但是，对中国改革进行整体分析，无庸讳言，三十年改革的实践进程还很不平衡、很不协调。有些领域的改革明显地处于滞后状态，给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使党和人民不得不付出了相当沉重的政治代价。就大的方面而言，三十年来最滞后的主要是两个领域的改革。

第一个最滞后的领域，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方面的改革
1980年8月1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题讨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强调说：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与此相联系，“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1986年，邓小平进一步强调说：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
但是，即使从1986年算起，迄今也整整21年了，而邓小平当年非常强调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进展。他当年曾经严厉批评的高度集权管理体制、党政不分现象、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特别是党委书记的现象以及与其相伴随的人身依附现象，现在不仅没有多少改进，甚至更加严重了。

三十年改革最滞后的第二个领域，是新闻出版管理体制的改革
三十年前，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沉痛教训，党和人民痛定思痛，对“四人帮”凭借掌握新闻出版大权为所欲为、祸国殃民的做法恨之入骨，决心通过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的途径来防止类似的历史灾难重演。1979年以后，中央果断地作出了启动新闻改革的战略决策，并要求有关部门开始酝酿起草《新闻法》。1983年，全国人大教科文委员会接受彭真委员长交给的重要任务，开始着手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闻法》。然而，据主持起草《新闻法》的领导同志在一篇文章中透漏，某元老级人物当时对中央关于起草《新闻法》的决策明确地持反对意见。他的主要理由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的空子。没有新闻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由于中国政治特有的复杂背景和微妙关系，该元老级人物的反对意见在提出之初并没有对《新闻法》的起草产生直接影响。然而，若干年之后，由于各种力量的综合挚肘，该元老级人物的反对意见最终还是起作用了，《新闻法》的起草工作被无限期地搁浅了。在2002年的时候，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一位领导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仍然表示，考虑到中国的国情，中国制定《新闻法》的条件还不成熟，过早出台可能不利于新闻传播的发展，因此，中国近期不会制定《新闻法》。尽管这个副部级官员的说法同二十年前中央的决策截然相反，但谁奈他何？至于《出版法》的命运，与《新闻法》也大体类似。直到现在，有关部门对新闻出版的管理基本上仍然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只是根据随意性很强的长官意志，像二十多年前那位元老级人物所说的那样，“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这对于业已进行了三十年的中国改革而言，实在是一种莫名的悲哀。
这两个领域的改革之所以最滞后，主要是因为它们要将公共权力的运行纳入民主法制轨道，影响了某些掌权者的既得利益，遭到的抵制最强劲、最坚韧。能否根本改变这个严峻情势，将最终决定中国改革或成功或失败的历史命运。（作者系山西省委党校教授）



 

建设规制型国家是中国当务之急
郑永年

【按：“大部制”机构改革日益迫近，由此指明的方向是：一个有效的有限政府。机构改革这么多年，效果并不彰显的一个原因，就是在改革过程中集权与分权的概念未明。政府跳出经济主体的位置，才是走向社会正义的根源。】

随着3月“两会”的临近，机构改革又提到了中国的议事日程。自改革开放以来，每当新一届政府产生，总会有比较大的机构改革动作。
在很大程度上，机构改革已经变成了新一届政府的头等大事。所以，每当政府换届，有关部门就会千方百计地寻找机构改革的突破口。今年机构改革确定的突破口是实行“大部制”。
很多年来，机构改革一直是中国政府的一个死循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已经有了几次较大规模的机构改革。但改革总是反复，中央各部委分分合合，使人眼花缭乱。
出现这种状态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社会经济处于转型期，政府机构的变化也具有转型的特点。但更重要的是改革的设计过于理想。
从理想出发而设计的改革方案一到实践上就没有很大的可行性，因此又返回去。一些机构改革往往演变成为了提倡改革而改革，而不是吻合客观实际情况的需要，更说不上要引导社会经济的变迁了。

“部”和“委”改来改去
这次机构改革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去年中共十七大被认为是中国改革重大转折点，要把政府从一个经济主体转型成为一个管理主体和服务提供主体。如果政府机构不转型，十七大提出的目标尤其是和谐社会的目标就不能实现。
那么，这次以实行“大部制”的机构改革的命运又会如何呢？尽管人们还不知道这场改革到底会如何进行，但从迄今为止的围绕着“大部制”的讨论中可以看到，人们对机构改革在认识论上还是有很大问题的。主要有二。
首先，一些人简单地从政府部委的数量变化来看待这个问题。这个思维大概从改革初期提出来的“小政府、大社会”的概念发展而来。当然，这种提法也吻合中国社会对庞大官僚机构的不满情绪。每当提出要精简机构，总是能够得到社会的支持的。建设小政府当然是理想的目标。但是人们也应当回答为什么减了那么多年就是减不下去或者今天减掉了，明天为什么又会回来的问题。政府的规模和政府的职能和功能相关。
政府的职能和功能不减，政府的规模就很难小下来。如果从数量上看，欧洲大部分国家尤其是福利国家都是大政府。随着政府所要负担的功能和职能越来越多，政府的规模也在扩大。不过，大政府也不见得是小社会，大政府和大社会可以是并存的。如同政府、社会在发达国家里也变得越来越大，就是说社会也在替政府担负着越来越多的功能。
其次，目前的讨论更多的是停留在机构改革最基础的层面，就是说机构的合理和理性化层面。现在的很多机构之间职责交叉，政出多门，部门之间互相推诿。机构的理性化就是要把职责相似的部门整合在一起。这是“大部制”最直接的目标。   这种形式的机构的理性化当然非常重要，但并没有回答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这种情况已经存在数十年了，并且以往的改革也并不是没有注意到这种情况。从前把“部”升格为“委”就有点大部制的意思。但在实际层面，机构总是不稳定，今天从“部”上升为“委”，明天又要从“委”降格为“部”。（“部”、“总局”和“局”之间的情况也差不多。）
机构改革的反复除了上面所说的转型政府的特点之外，主要是没有解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政府？”这个认识论问题。如果说在过去数十年这个问题因为政府转型方向不明确不好解决，那么十七大路线确定后的今天对中国要发展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应当比较清楚了。简单地说，中国机构改革的目标应当是促成规制型政府的建设。

政府不可能成为经济主体
很多年来，中国政府被学界称为“发展型政府”，即政府的主功能是推动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本身成为经济主体。如今天人们所看到的，作为经济主体的政府已经成为中国社会非正义的一个根源，正在变成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这不仅仅是因为政府涉足经济太深造成了太多的腐败，更重要的是因为政府失去了维持社会正义的功能。
作为经济主体的政府就不可避免要和社会的其他经济体争夺利益，而且往往利用行政权力来和其他经济体作竞争。实际上，机构改革不成功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国家机构与民、与社会、与地方竞争利益。很多机构的设置的背后动机就是巨大的利益。
政府作为经济主体的局面还没有改变，现在又产生了“利益代表”问题。政府不是任何一种利益的工具。如果这样，那么政治风险就会遽然升高。一个政府如果要维持基本社会正义，就必须是一个规制型政府，就是说，政府主要是调节和协调各种不同的利益的机构。政府是公共权力的主要载体，如何保持权力的公共性关乎社会正义，关乎社会和谐。
要规制其他利益，政府本身就要从不同利益中超脱出来。这里必然涉及到一些陈旧的改革话题，如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和政社分开。如果不能在这些利益网络中脱身开来，自己本身是这些利益的一部分，那么就很难来规制它们的行为。所以说，这些“分开”应当是机构改革的制度前提。
要规制其他主体的行为，以中央政府为代表的国家机构需要足够的权力，所以机构改革必然要带有集权的倾向。实际上，这些年来，中央各部委可以说是在大规模地集权，权力从社会和地方迅速集中在中央部委。主要的原因就是上面所说的与地方、与民争利。
但是，中央部委集权并不是说中央集权。部委集权在很大程度上反而造成了中央权力的衰落。人们所说的“政令不出中南海”就是部委集权造成的。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权力很容易被它们溶解和消化。这不仅是因为各部委拥有强大的既得利益，而且也是因为部门众多，权力过于分散，到了真正要执行中央政策的地方和社会，权力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实行“大部制”就是要取代各自分割的小部委制，把权力统一。
再者，集权必须伴随分权。中央政府要规制，但不是什么领域都要规制。中国要建设的不是一个万能的国家和万能的中央，而是一个有效的有限政府。放权就是要向市场，向社会，向地方分权。市场、社会和地方能够做的领域就把权力分给它们。在一些领域，如果政府和市场、社会和地方同样可以做的，也要分权给市场、社会和地方。
只不过，对一些公共利益领域如医疗卫生、社会保险、教育、环境、公共交通等，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必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从前机构改革不成功，是因为涉及到公共利益的领域政府拼命以市场经济的话语而加以退出，而有利可图的经济领域政府又拼命用发展经济的话语而进入。
如果机构改革只以中央集权为目标而不把分权考虑在内，那么其效果必然不佳，也会再次走入从前的循环，不管从理论上说“大部制”的设计是如何完美。（作者系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县政改革 刻不容缓
本刊特约评论员 尚时杰

【按：政府、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似乎应当放在县一级。当务之急首先是约束县级党政负责人的权力，使这些亲民之官不大容易成为害民之官。】

最新一期《法人》杂志刊登记者朱文娜采写的题为《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的报道。该报道称，辽宁西丰县商户赵俊萍的加油站被强制拆除。赵俊萍多次反映此事，当地县委张书记认为不能给赵俊萍补偿。赵曾发送手机短信表示抗议。去年3月3日，西丰县公安局以涉嫌偷税罪将其抓获，当地法院以偷税罪和诽谤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很快，报道此事的朱文娜也被当地公安机关认定涉嫌诽谤，西丰县警方到北京进行拘传。
这是最新一起现代文字狱。近两年来，这类事件频繁发生，重庆彭水、山西稷山、海南儋州、山东高唐等案，其性质都是相同的：县级党政负责人将诽谤罪刑事化，动用县公安、司法部门对付那些对自己的行政活动提出批评的民众和媒体，从而把公共权力变成了自己手中的私人权力。最近刚刚发生的陕西绥德县长下令公安局以扰乱公务为名拘留一位校长，性质也类似。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当然是一般性的：官员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约束，司法地方化、行政化，缺乏独立性，被迫充当党政负责人的私人工具。不过，这类事情频繁发生于县级党政负责人身上，也自有其原因：县级党政负责人是所谓的“亲民之官”。
在目前的政府架构中，县以上各级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监督县政府，县以下的政府，比如乡政府，只是执行现政府的政令；而且，其权力结构很不完整，并且目前似乎有越来越弱的趋势。至于村一级，已经开始村民自治。只有县政府，其活动通常直接针对民众。县政府也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比如，征地、拆迁等等都是由县政府出面。
这样，在各级政府中，县政府与民众发生利益冲突的可能性最大。亲民之官很容易成为害民之官，县级党政官员为了创造政绩而侵害民众权益的可能性也非常大。目前民众的很多不满、怨恨，也正是县一级政府制造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近在眼前的县政府很容易成为民众批评的对象。这几起现代文字狱的受害者，就是勇敢的批评者。但是，县级党政官员又掌握着完整的权力工具，当然会滥用诽谤罪的罪名，压制批评。
由此可以看出，政府、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似乎应当放在县一级。所有权力都需要受到有效约束。当务之急首先是约束县级党政负责人的权力，使这些亲民之官不大容易成为害民之官。
当然，在传统的政府架构中，县以上各级政府的主要职能其实就是指导县级政府的工作，并监督县级党政官员。但事实证明，这样的监督不时失灵。因为，上级政府的政绩取决于其下属的各县政府，这就决定了，上级政府与其下属县政府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不少上级政府可能不会有效地监督、约束县级党政负责人，反而会庇护这些县级官员。除非上级的压力或舆论压力非常强大，否则，这些官员不会遭到惩罚。最近发生的这几起案件所牵涉的官员似乎仍然在做自己的官。
可以说，行政监督具有内在的无法克服的缺陷，强化政府内部的监督机制，需要突破传统的行政管理智慧，不能只在政府管政府的老路子上做文章。比如，可以通过司法的手段来监督这些县级官员。也即，设立一个独立的中央法院系统，凡是民众与政府官员发生纠纷的案件，全部由这个法院系统受理。这样，权益遭到县级政府官员侵害的民众，就可以在这个法院系统寻求救济。即便县级党政负责人可以动用公安机关拘留民众，法院也可以还民众以自由。因为法官通常不会有什么政绩考虑，所以，独立的中央法院系统所进行的司法监督，应当比上级政府的行政监督更为有效一些。
这一改革涉及面太广，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则不妨尝试一些技术性解决方案。比如，最高法院可以通过司法解释规定，凡是涉及县级政府党政官员的案件，一律不得由本地法院受理，而必须提交中级法院。当然，在最近发生的现代文字狱案件中，县级党政官员根本就不出面。因此，最高法院也可以通过司法解释规定，所有诽谤案件一律是自诉案件，必须由受害人自行起诉，而不得以刑事案件程序处理。
总之，不管是从司法技术角度，还是从宏大的制度变革角度，都是可以找到办法遏制县级党政官员滥用权力的倾向的。县在中国政府架构中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县政改革是中国政府体系、政治体系中最迫切、最重要的内容，也可能是震动较小的。如果不改革县政，其层面的改革就无法惠及民众。目前舆论围绕着这些案件的讨论，或许有助于推动各方面关注这个问题。进一步，需要专家提出可操作的改革方案，更需要政府积极地筹划县政改革。




 

解放思想的关键是突破既得利益的重围
笑蜀

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大潮，正席卷广东。如果说三十年前的改革是自上而下，上下同心，那么现在则是明显的两头热，中间冷。思想解放存在肠梗阻现象。
那么，阻力其来何自？
首先来自观念上的羁绊。发端于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包括广东人的全国人民，都是受益者，更是创造者。中国人民抓住历史机遇，市场经济大发展，物质财富充分涌流，中国经济总量已列世界第四，超英赶美的浪漫幻想，正在市场时代变成现实。这是一份前无古人的成绩表，但成绩也容易使人骄傲，变成前进的包袱；对成功的路径依赖，也会使人固步自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政府正在逐步归位，公共服务和公共治理正在成为政府的主要功能。一些官员却基于思维定式，仍然只习惯于抓项目，抓经济总量，对公共服务和公共治理几乎没有概念，不知从何措手。观念跟不上时代的变化，这就注定了思想解放很难得到他们的认同。
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思想解放更大的阻力，显然来自既得利益。无可否认，过去三十年的改革进程，是一个利益结构越来越不均衡的过程。强势群体拿走了过多的利益；有一些是合理回报，有一些却未必合理，而不过是利用制度缺陷、借助自己的特殊地位获致；还有一些甚至是罪恶得利。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同时也是利益格局大调整，势必大大压缩既得利益的空间。某些改革先行者，后来成了既得利益者，进而成了思想解放的阻力。为什么思想解放容易口号化、标签化，难以落实，难以把自己摆进去？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
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某些既得利益者对思想解放的抵触，应属人情之常。但一个国家的未来，一个民族的命运，不应为个别人的既得利益所累。何况，凡是不公平的都无法长久，本来就是历史的铁律。所以普遍自由和普遍平等，越来越成为人类共有的梦想；分享的意识、人均的意识，越来越成为社会舆论的最大公约数；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如钱塘之潮沛然东来，其势不能御。
人不可与潮流为敌。对既得利益的固守，或能持续一时，却不可能持续一世。不该属于自己的终究会守不住，区别只在于是体面的主动让渡，还是不体面的被动失去。这就需要既得利益者有精神内省，有良知。人是要有一点信仰的，得有责任感、使命感，且不说超凡脱俗，至少可以活得更高雅一点，更有尊严一点。这就需要超越的眼光，需要站在历史的高度，尊重社会的普遍感受，尊重社会的普遍需求，重建利益相对均衡的新秩序。大家好你才能好，让每个人都能分享发展的红利，才可能国泰民安，你才可能是安全的。否则，在一个断裂和倾斜的社会中，纵然坐拥金山，坐拥无上权力，终究也不过是流沙上的建筑。
总之，思想解放绕不开既得利益问题。我们的社会如何面对既得利益问题，既得利益者如何面对既得利益问题，这些问题不搞清楚，不找出一个文明的和妥当的解决办法，既得利益问题就会始终是问题，就必然拖累思想解放。以平常心看待利益分化，坦然面对既得利益问题，本身就是重大突破，本身就体现了思想解放。既得利益者尤其是官员群体的自我转型，因而至关重要。他们的地位和强势资源，使他们比一般人更有力量推动思想解放。如果他们有足够的精神内省，有良知，那么思想解放的阻力就小，新一轮改革开放就更稳更快；而如果他们缺乏内省的勇气，缺乏良知，思想解放的阻力就会加码，新一轮改革开放的代价就会抬升，这当然不是我们民族的福音。
但是无论如何，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是已经走到了一个历史性关口，中国社会已经聚集起强大的内在冲动，不可能停下来了。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诞生史诗的时代。我们都在用自己的行状，书写各人自己的历史。而历史决不只是纸上的文字，它是一个民族的观念系统。一切世俗的荣耀都会在时间中风化，只有进入历史，进入民族的观念系统，才会真正不朽；也只有挣脱利益自我绑架，恢复信用，恢复尊严，取得与时代共同进步、与人民共同进步的资格，才是高雅的选择，才是智慧的选择。如何在这方面先行一步，自我刷新，让自己进入历史，至少不让子孙为自己蒙羞，恐怕正是既得利益者尤其是部分官员解放思想的切入点。（相关内容敬请参阅本刊2008年第一期《资本权力挑战中国和谐社会》）




 

社会各阶层分区而住值得审视
刘天昭

廉租房、经适房和双限房在2007年还只能算是萌发状态，今年有大面积启动的趋势。至少政府宣示的决心很大。但是，随着“住房保障”时代的开幕，专家和学者开始担心，城市的贫民窟现象会不会伴随而至。
香港大型社区天水围以政府保障性住房公屋和居屋为主，居民以低收入阶层为主，长期下来累积了很多社会问题，屡次发生居民跳楼自杀等伦常惨剧，住房保障区沦陷为“悲情城市”。我们在倡导廉租房计划的时候，经常以香港作为样本，要学习他们严格的准入制度和科学的轮换制度。但是，有意无意中，大家都在畅谈政府保障低收入阶层住房的必要和好处，而避谈香港公屋社区存在的问题。近年来，香港社会包括香港政府，对公屋计划本身有了重新评价。由于规划不当，它导致了社会隔膜和底层群体的绝望心理，这已经成为沉重的社会负担和疼痛的城市伤疤。
香港并非特例，廉租房计划本身确实包含了这样的风险。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朱小丹在广东省两会上提出，不能让政府建的新社区成为贫人区，这是提出了一个值得探讨、必须关注的真问题。廉租房的贫民窟化，是两个问题组成的。
其一是贫穷本身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或者说是贫富分化本身的问题，体现在居住层面上、社区层面上，不过是让这个问题更加触目惊心，更加具有潜在的破坏力。一定程度的贫富分化难以避免，但是带来大量社会问题的贫富分化，则是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这责无旁贷。
其二是社区依据财产状况分隔的问题。现实的情况是，不仅有低收入阶层聚居区，还有中低收入社区、中等收入社区、高等社区、豪华社区……住宅产品划分越来越细，房地产商定位精准，其结果便是，房价成为过滤器，通过社区隔离的方式将社会分层固化。社区划分人群的后果，恶劣地体现在贫富两端，穷人聚居，有贫民窟化的危险，富人聚居，则可能大量占用公共资源，加剧社会不公。这后一个问题，朱小丹也着重提起，并且表示，这是政府与开发商共同的责任，双方要沟通，共同来解决这个问题。
富人聚居从而更方便地占有大量公共资源，这个问题又可以分为两半。
第一个问题是富人聚居，如果这个是个问题的话。从表面上看起来是开发商人的责任，细究起来就比较复杂。因为开发商在守法前提下，唯一要服从的便是市场需求，唯一要追求的便是利益最大化。虽然我们提倡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但是开发商没有义务去为政府分忧。而且，虽然房地产业是市场主导，但是我们都能看到，政府手中的行政权力还是有非常强的调控能力。为了防止隔膜形成混居，例如强制要求小区内小户型的比例，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当然，如果真的打破富人区，政府也可以富人区预留若干地块，建设保障型住房——只是，这样做要承受巨大的市场压力，所谓富人区地价惊人，不管是政府还是开发商，恐怕都舍不得拿来做福利房，否则城中村也就不必拆除改建了。
二是优质公共产品向富人区聚集。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分配问题。首先是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教育医疗的难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其次是公共产品在公共性和商品性之间表现暧昧。以教育为例，政府将小学和初中划分为重点和非重点，并且在资源配置上明确地区分轻重，不论动机如何，这种制度的结果是让本来充足的公办教育有了层级，具有了一种商品化的性质。正因为如此，才会导致重点中小学附近的房价飙升，不论房屋质量如何，都会成为富人区。在这个过程中，房地产开发商的责任并不大。合理的教育资源分配方式应该是，政府出资的公办教育保持匀质公平，将富人对特殊教育产品的需求留给私立学校。
所以，廉租房的贫民窟化风险，或者富人占有太多公共产品，这都不只是社区分化的问题，本质上是贫富分化的问题，和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和分配不公的问题。其实，社会各阶层分区而住，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现象，并不必然导致灾难性的阶层隔膜。政府通过城市规划的角度，可以做些适量的调节，例如廉租房不要大面积连在一起，并且在其附近开发能够增进这个人群就业的产业。至于贫富分化、或是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和分配不公，都是由来已久的大问题，它完完整整地是政府必须的责任，也是只有政府才能完成的责任。（作者系南方报业资深评论员）




 

2.1亿网民：理性的力量才是未来主流
本刊编辑组

【按：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日前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12月31日，我国网民总人数达到2.1亿人，宽带网民数1.63亿人，手机网民数达到5040万人，预计到2008年，我国将成为全球网民规模最大的国家。】

虽然目前中国互联网普及率只有16%，比全球平均水平19.1%低3.1个百分点，但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中国网民基数越来越大，增长速度也越来越快。这意味着以互联网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其非凡的速度，足以使其成为站在时代最前列的、引导和推动国家进步、社会民主、个体自由的伟大力量。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说过：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进程两件最深刻的事情：第一是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第二是中国的城市化，古老的中国，正好处在新技术革命和城市化这个双重剧变的中心，这正是千年未有之机遇。
诚然，网络中有愤青，有口无遮拦，有”很黄很暴力”，有欺诈和犯罪，有偏激和牢骚，有无端的仇恨与谩骂……但那并不是网络运用和表达的主流，绝大多数网民都珍惜、爱护网络这一公共生活平台，理性地探讨、热情地建言、负责任地批评。如果从更开阔的视野上来看互联网，会发现20多年来，能够摆脱传统官商经济特征的新经济，基本上都脱胎于互联网，可以说互联网对于纯洁中国的商业文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中国经济尤其是文化产业对互联网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互联网娱乐功能成为网民快速增长的拉动因素之一。
当互联网、手机像家常便饭一样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要想割舍它、放弃它已经绝无可能。而当它以每秒30万公里的速度将信息传遍全球的时候，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它前所未有的”网聚全球的力量”。它带来了表达和信息传递方式的巨变。这一点，在刚刚过去的2007年，国人当有深刻的体会。这一年，无论是陕西镇坪”华南虎”事件，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山西”黑砖窑”事件，厦门PX事件，等等，都充分见证了网络民意表达的理性、执着和不可遏止，见证了信息的”无知之幕”在互联网下的土崩瓦解。也正是在这一年，十七大将”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完整提出。顺时应势的为政之道，令人赞许。
面对井喷式的网络表达的时代，不必有丝毫的惊慌，各种言论都必然、必须经过网络的”正负对撞”，达到自然平衡，只有那些有事实支撑、符合逻辑的理性声音，才有可能在残酷的大浪淘沙中脱颖而出，成为民意的代言。当下网络的一些乱象的确需要治理，网络管理的法治化势在必行，但是，网络最大的挑战，不在于网络本身，而在于网络外部，管理部门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它、管理它？还有，我们有一些基层官员，把自己关在网络的门外，甚至还在那儿做着小国寡民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美梦，演出一出又一出彭水诗此类的”当代文字狱”事件，徒增笑柄。
互联网以完全开放的姿态向国人打开了越来越多彩的世界，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管理者部门，更当以更开放、善意的心态对待互联网。人类文明之大势，浩浩荡荡，识时务者为俊杰乃恒久不变之真理。（执笔/南风）




 

六问2008年的中国经济
本刊编辑组

【按：全面通胀压力能否化解？出口能否实现软着陆？内需能否启动？投资能否平稳回落？资本市场噪音能否过滤？“奥运”的会后幽灵是否再现？是为必将影响2008年中国经济的六个关键要素。】

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出现过几次明显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1988年实际GDP增长11.2%，CPI增长18.5%；1992年实际GDP增长13.4%，1994年CPI增长 24.1%。现在，2007年实际GDP增长约11.5%，CPI增长约4.7%，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地提出“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表明中央对当前经济运行中问题的深度担忧。而从央行刚刚公布的去年12月份的金融数据来看，决策层采取相对严厉的紧缩政策效果正在显现，但同时内外失衡的结构性问题也日趋严重，能否在经济发展的关键期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着重需要处理好以下六个矛盾。
全面通胀压力能否化解？
2007年11月份CPI增幅6.9%， RMPI增幅6.33%，PPI增幅4.6%，RPI增幅6.0%等数据表明，前期以“结构性引因、阶段性表现、输入性影响”为主要特征的物价异动转为通胀的风险不断累积的事实，同时央行2007年4季度调查显示，居民通胀预期已升至64.8%的历史高位，而包括资源品和公共服务的价改，国际能源及大宗商品价格的传导以及货币被动超额供给等因素也对未来物价的走势构成巨大压力。更为重要的一点，前期依靠生产效率的提升尚能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上游成本的压力，以实现连续四年的“低通胀、高增长”，但在此次物价的异动过程中，该效应却呈现递减之势，表现为RMPI——PPI——RPI——CPI的传导加速，物价来自需求和成本两方面的压力都很大，因此，2008年通胀压力是否能有效化解是一个重要问题。
出口能否实现软着陆？
目前我国的出口占GDP的比重已达40%之多，经济的外部依存度（进出口总额/GDP）也由2003年60%上升至目前的90%左右，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与外部的经济景气密切相关。随着次贷危机后续影响的逐步显现，美国的消费和就业已经受挫，经济放缓已成事实，也将波及欧盟和日本经济，而美、欧、日占我国的贸易比重在40%以上，因此外部经济的下行势必会导致我国外部需求的减少，进而影响到出口的平稳增长。据央行测算，美国经济下滑1%，中国出口将下降6%；同时随着前期财税、外贸政策的调整，出口增速已由2007年初的52%快速回落至12月的22%左右。因此，明年的外贸形势并不乐观，能否实现由“减顺差”向“调结构”的转变是一个重要问题。
内需能否启动？
虽然2007年11月份社会名义消费增长率为18.8%，但若剔除物价因素，实际消费增长仅为12.08%，表明内需不振的局面尚未根本扭转。而包括医疗、住房、教育、养老等问题的显化，无形中增强了居民储备预防和借助资本市场谋取高收益的动机，而资本市场的波动又反向削弱了股市的财富效应，因此，股指的高涨并未在收入层面对消费提供有力支撑。因此，在医疗、住房、教育、养老以及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后顾之忧未得到根本性消除之前，内需的根本性改善仍面临许多障碍。
投资能否平稳回落？
中央已经明确今年将实施“一稳一紧”财政、货币政策，实际上自2006年以来，央行连续8次调息、13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11次发行定向央票、重启3年期央票和特种存款、出售和回购特别国债、扩大美元兑人民币的波幅以及信贷额度管理；财政部则五次调整关税、下调利息税率、上调证券交易印花税率、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均表明货币政策“从紧”力度已在加大，相应财政政策也是“稳中偏紧”。但由于前期政策尚存时滞，如果再加之环保、节能、投资立项等产业政策和出口受阻引起的产能回流，那么投资能否从现在的高位实现平稳回落而非快速下滑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资本市场噪音能否过滤？
虽然股票市场在各方力量之下，止住了狂奔的步伐，2007年收官在5261.56点，但96.7%的年涨幅仍为历史新高。目前来看，伴随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机构投资者的发展、H股回归的启动以及人民币升值等因素促成的“资本洼地”、“价值重估”效应并未完全消除，而境内外资金的推动力量也未出现逆转。但股市和房市一味上涨势必会扭曲正常的资本配置，必将伤及实体经济的正常发展，进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中央已经采取了多项措施来化解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的局面。现在的问题是，海外金融市场的震荡和融资条件的改变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全球资金的配置，如果人民币升值预期发生逆转，很可能造成境外资金的巨量回流，从而引发国内资本市场资金结构的巨变，进而增加和扩大其对经济运行的噪音。
“奥运”的会后幽灵是否再现？
从前期的投资来看，2008年的“奥运”效应实际上已经提前释放，而且如果从历次奥运会来看，基本存在一个规律，即奥运前一年投资高增，奥运当年消费高企，奥运会后经济出现显著回落——“奥运”的会后幽灵。对于中国而言（作为经济大国与小国不同），虽然对因个别事件促成的短期繁盛后可能出现的回落，具有较强的缓冲能力，但最终能否避免奥运会后幽灵的重现，仍是一个考验。
解决当前内外经济结构失衡问题，不能忽视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中国已经是开放度很高的经济体，相应过去相对封闭经济环境下的发展、调控思路也应及时转变，具体来说就是在国内外资源获取和配置方面、国内外资本融合方面、国内外市场联通方面和国内外经济政策协调方面，要有一个很好的权衡，对全社会来说，这无疑是一个考验。（资料来源中国网，本刊编辑整理）



 

上调准备金率彰显紧缩货币决心
高翔景明

1月17日，央行宣布于1月25日再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回收流动性。本次存款准备金率提高了0.5个百分点，达15%，这是2008年的首次，也是从2007年以来的第11次，这是央行为落实从紧货币政策，加强银行流动性管理，抑制货币信贷过快增长的具体表现。
按2007年12月末各项存款余额来计算的话，这次提高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将回收流动性约为1946.9亿，会对银行今年第一季度的信贷冲动产生一定的影响。
央行之所以在新的一年再次运用存款准备金率的工具而非加息，主要是基于对美国经济走弱、美联储再次减息的强烈预期。因为目前中美的一年期存款利差仅为11个基点，而美国此时受次级债以及国际高油价的影响，消费和投资近几个月来已出现明显的下滑趋势，再加上1月16日美国花旗银行公布其在去年第四季度出现98.3亿美元的巨额亏损，为花旗有史以来最大的季度亏损，大大超过了市场的预期，以及美国12月份零售销售额数据的出炉，让市场大失所望。美联储降息的预期大大提高，在这样的情况下，央行是不会不顾及加息对热钱涌入的鼓励效应的。
本次存款准备金率的微调，短期内的影响不大。如本月公开市场资金到期量将达9790亿，而提高准备金率只回收了1946.9亿。还有约7843 亿需其他政策性工具来回收。但从长期而言，货币供应量的较高增长会因为政策调整得以缓解，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货币信贷仍将维持较高水平的状况。因此，本次存款准备金率的微调，对债券市场长期影响有限。短期内资本市场会有较大影响，但是由于银行资金面宽裕仍然会持续一段时间，因此我们认为这次调整对资本市场影响较小。预计2007年连续加息、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累积效应为约束银行信贷扩张的关键因素，再加之信贷调控的行政力量强化，2008年货币信贷增速回落势在必然。因此，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因素主要是2007年连续加息、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累积效应。
考虑到2008年货币紧缩的基调，防止信贷增长过快，预计年内将还会采取提高准备金率的措施来管理流动性过剩，但可能在不同的银行之间采用差别性的准备金率，来更多地回收小银行的流动性，因为小银行的超额准备金率明显高于大的商业银行。但总体上准备金率预计还会提高约300个基点，达18%。（作者现供职于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国信证券）



 

反市场化的新股发行亟须改革
本刊特约评论员 南风

中石油高开低走套牢大批中小股民，令新股发行机制作为A股市场中小投资者制度性利益受损的象征，一再受到猛烈抨击。目前，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分别召开小规模座谈会，对新股发行制度的变革进行调研，据悉，新股发行制度有望向中小投资者倾斜。
目前的新股发行机制由于存在先天缺陷，落得如此局面理所当然。试想，一个无风险收益的投资品种，还在“资金为王”的模式下进行申购，无疑是对大资金公开的利益输送。一朝兑现，上万亿元人民币落袋为安不在话下。
新股发行机制必须改，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必须得到保护，这是个原则问题，不容讨价还价。但在改革的过程中，应该谨防仅仅出于保护中小投资者的热情，乞灵于对中小投资者的行政庇护，而无视市场规律的做法，以免保护反被保护误，最终伤害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以往的新股发行制度数次改革，都犯下了同样的错误，此次新股发行机制改革理应以史为鉴，防止重蹈覆辙。
目前提出的主要方案没有考虑到行政手段的庇护存在大漏洞，大资金持有人可以轻松通过化骨绵掌化解于无形。
例如，由现行的按资金申购变为按账户配售新股，一个账户若干手。从表面上看，按照账户配售比按照资金配售要合理得多，起码不会产生大资金大肆攫取无风险收益的现象。不过，按照账户配售有一个重要的约束条件，即监管者必须对账户进行有效监管，确保不出现大量傀儡账户和影子账户。除非我们寄希望于证监会、交易所能够在实名制下，对绝大多数账户进行有效监管？但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尤其激励机制激励所有的投资者收购身份证开户攫取一级市场的无风险收益时，按照账户申购保障中小投资者利益就是一个美梦。
按照市值配售同样有显而易见的缺点，这种方法虽然比资金为王稍好，但归根到底还是资金为王，全流通时代的到来，表明从2002年开始的市值配售的基础已经不再，A股市场投资的火爆也让市值配售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新股发行方式历经变化，无论是从最初的上门推销到后来的认购证摇号，还是从资金认购到市值配售再到当前的网上、网下申购与认购，都在当时引发了市场的反弹，迄今为止，有关方面并未找到平衡各方利益的解决办法。
根本原因就在于，管理层以反市场的手段，呵护二级市场投资者，呵护上市公司的利益，以至于出现了一个庞大的无风险投资市场。这是不可想象的，也是对市场二字的亵渎，任何市场都不能保证只赚不赔，所谓无风险收益不过是掠夺与利益输送的代名词。
无论是市值配售还是人手千股，种种方案预设了一个同样的前提，那就是，一级市场是一个无风险收益市场，所有入场者就是得到了恩赐等着分钱的人。无风险收益神话使越来越多的资金麇集于此分一杯羹。不打破无风险收益神话，不让一级市场恢复市场定价，改变目前的局面，无论使用哪种方法，打新股的资金都不会减少，资金为王的现象也不能从本质上得到根治。
在新股发行过程中，改变目前将市盈率刻意保持在20倍以下的非市场手段、重塑风险成本与投资收益的逻辑是关键，其他的改革大都治标不治本。有人以1999年的新股发行机制改革导致闽东电力（000993）发行市盈率88.69倍、民生银行（600016）发行市盈率69.41倍、用友软件发行市盈率64.35倍等失败案例，来论证控制新股发行价格与市盈率的重要性。但新股发行市盈率过高正是因为二级市场没有彻底市场化，应该改革的是二级市场的现状，而不是相反，让一级市场同样不市场化。
不论有多少教训，都不是停止新股发行市场化改革的借口，目前的新股发行机制的弊端显示，不改革，代价更大。




 

CPI统计方式改革隐含“重民生”倾向
刘晖

近日，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在召开的全国统计工作会议上强调，2008年将积极创建和完善与民生密切相关的专业统计，“完善CPI的编制工作，研究建立城镇居民基本生活费用价格指数制度，研究改进城市房屋价格指数的计算方法，完善居民个人收入统计监测体系”。
这种民生方面数据统计方法的变革看似为一种数学变换，但实际上却隐含着对民生的政策性关注和对社会不同集团利益结构的权衡。
例如，在刚开幕的广东省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首次出现在省人大中的农民工代表开始表达农民工群体的利益诉求。来自深圳的农民工代表张志亚建议将“劳务工的最低工资和城市GDP的增长、CPI浮动挂钩”，引起广泛关注。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厅长方潮贵透露，“广东以后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幅度一定要高于物价上涨水平”。
这也使人联想到之前关于工人最低工资议题上的争议。企业主会希望根据自己对市场供需平衡的判断来确定工资水平和工作时间，认为设立最低工资会损害经济自由和效率。不少现代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家都支持这种看法。农民工的体验则是，穷人很容易就会接受比当前状况稍微好点的任何东西，他们和雇主并不在完全平等的选择层面上，也容易屈从于一些不良雇主的欺诈。设立了最低工资标准的国家多以这类体验作为立法的前提基础，工人自然会支持这样的立法。
“劳务工的最低工资和城市GDP的增长、CPI浮动挂钩”，这一提案显示了农民工代表诉求的登场，随着其他基层工农代表的增加和他们诉求的不断显性化，将极为深远地影响中国的民主建设进程。此前十余年，曾有一波企业主阶层进入各级民意机构的浪潮。如今在建设和谐社会的时代潮流之下，则将掀起一波基层工农进入各级民意机构的浪潮。企业主代表和基层工农代表就最低工资等议题在各级民意机构中同台议政，将久已存在的社会争议话题在立法讨论的舞台上展现出来，无疑将大大推进公民有序参与国家政治的进程，加强国家立法决策与基层民众的联系，增加两会议政对民众的吸引力。
这一变化，也将带来民意结构的重大调整。以前，农民工表达工资等方面的不满，一般会诉诸于政府部门的干预。当一些部门基于招商引资等方面的考虑，会更偏重企业主的感受，农民工的诉求则相对会被冷落。在单个企业内部，如果缺乏企业工会等组织的支持，工人的谈判能力也偏弱。现在农民工和其他工农代表在民意机构中开始出现或增加，独立表达自己阶层的利益诉求，其话语权的大幅增长将浮上水面。
在执政党科学发展和重视民生的政治战略确立之后，基层工农话语权的大幅增长就已成定局。执政党的政策转向重视民生，本身即是对基层工农诉求的了解和呼应的结果。虽然在单个企业中，单个工人相对于资本而言处于弱势，但整个农民工阶层或者工农阶层，却是执政党主要的执政基础之所在，是政治强势群体。执政党加大对其主要执政基础的利益诉求的重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随着基层工农在民意机构中逐渐获得相应的代表性，可以预料其影响力将有进一步的提升。
对于企业主阶层来说，基层工人参政议政浪潮带来的变化并不亚于此前企业主参政议政浪潮带来的变化。如果说，最低工资标准的设定、初次分配也要注意公平、要更加注意公平等等政策方针是执政者根据具体情况所做的政策调整，那么，基层工人参政议政浪潮，则意味着，在长远的制度建设层面，企业主阶层必然越来越多地遭遇和处理员工阶层提出的利益诉求，必须学会如何在民主的氛围里和自己的员工阶层打交道。这不仅仅意味着生产成本的提高，更意味着基本处境的重要变化。（作者系《21世纪经济报道》编委）




 

花旗巨亏拷问中国银行业合理估值
尹中立

【按：在美国,"脱媒"过程经过了30年,银行在此过程中经历了十分艰难和痛苦的煎熬,中国的银行业显然对此还欠缺足够的心理准备,非利息收入暂时的大幅度增长像迷魂药一样掩盖了金融结构变革给银行业所带来的真正的痛苦,同时也让众多机构投资者被假象所蒙蔽。】

花旗集团于1月16日公布,该行在去年第四季度巨亏98.3亿美元,受此影响,全球股市大跌,A股市场也不例外。
投资者将股市的大跌视为花旗巨亏对股市的短期冲击,对国外股市投资者而言该分析也许不错,但对中国投资者来说,其意义还远远不止如此。
一直以来,国内股市对银行股的定价与国外股市差别十分明显。在国际市场上,大银行的定价一般在2倍市净率左右,而我国A股市场的银行股定价却普遍超过4倍, 招商银行的市净率一度超过10倍。基于同样道理, 工商银行的股票总市值在上市不久就一直超过花旗银行。很多分析人士对此的解释是,因为我国经济的高增长和银行业务的快速增长,银行股应有"成长溢价"。
如今,花旗的股价已经跌近净资产,市净率只有1倍左右,而我国的三大银行的股价依然在5倍左右的市净率,我们无法再无视如此之大的定价差距了。
在欧美国家的股票市场,银行类的上市公司总是想方设法给自己头上罩上一个"非银行业"的帽子,因为市场对银行类公司的估值水平一般低于制造业,比新兴行业的估值更是低得很多,一家上市公司一旦被市场认定为是银行类公司,定价水平将难以摆脱这个"魔咒"。
为什么这些市场的投资者对银行业有如此之偏见?笔者认为,这是在长期实践中不断试错的结果。从理论上说,银行业是经营风险的行业,国民经济的波动风险最后有很多都要转嫁到银行业。在美国股票市场历史上发生了无数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银行股经历了无数风雨洗礼,投资者十分清楚银行业的风险。
我国依然处在经济转轨阶段,经济改革的成本实际上有很多都要由银行承担,因此,银行要给投资者带来丰厚的回报是有疑问的。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银行业的经营情况,在工商银行、 中国银行及建设银行上市之前,国家给它们剥离了数万亿的不良债权,动用国家外汇储备才勉强凑足了注册资本。由此可见,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之大。
如果将视野再扩大些,将银行的经营放在我国金融业改革的大背景下考察,则情况更加不妙。未来的金融改革趋势有两点是十分肯定的,一是利率的市场化趋势,二是直接融资的比例将大幅度增加。利率市场将迅速降低目前的利差不合理的情况,接近4%的利差是银行业表现良好的基础,但这样的局面随利率市场化的步伐的加快将逐渐消失,在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银行利差可能会降到2%左右。直接融资的扩大又称为"脱媒",脱媒的过程实际已经开始,但在2007年银行业在脱媒的过程中意外地享受到了"好处"(即非利息收入的大幅度增长),但这样的"好处"是一次性的,接下来将是痛苦的考验。在美国,"脱媒"过程经过了30年,银行在此过程中经历了十分艰难和痛苦的煎熬,中国的银行业显然对此还欠缺足够的心理准备,非利息收入暂时的大幅度增长像迷魂药一样掩盖了金融结构变革给银行业所带来的真正的痛苦,同时也让众多机构投资者被假象所蒙蔽。
但我们似乎都相信银行是最赚钱的行业,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就应该让中国的银行业股票的定价远远超过国际估值水平,这些似是而非的推理反映了投资者对银行业缺乏认识,可能与牛市思维也有些关系,在牛市里,投资者总是往好处想。我国目前的大银行的市净率在4倍以上,有些银行的市净率超过10倍!或许几年以后发现,那是一场真实的幻梦。（作者系《21世纪经济报道》特约评论员）




 

人民币有出现大幅升值超出市场预期的可能
本刊编辑组

央行16日下午6点发布的公告称，为落实从紧的货币政策要求，继续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抑制货币信贷过快增长，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08年1月25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面临1月到期支付的巨额央票，以及高居不下的通胀指数，央行采取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手段早在市场预料之中。2008年开年就采取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而非加息的手段进行货币紧缩，说明2008年央行货币紧缩的手段仍然是信贷额度控制、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央票和特别国债市场对冲的数量型紧缩手段。市场已提前出现反应。经过连续多日回调的shibor也有连续两天开始上涨，1月16日1周和2周的shibor较15日分别上涨32.49和36.62个基点。不过，3个月至1年的长期品种基本持平。由此判断，市场对长期资金宽裕依然看好。
市场对于中长期流动性过剩的看法是正确的。此前有分析表示，数量型紧缩手段是有效的，但维持不了半年时间。因为数量减少，价格就要升高。姑且不论数量型紧缩手段能否真正收紧流通领域中的货币供应，就算成功，必然导致真实利率上调。对于这一点，2007年四季度信贷零增长的结果，现在就看出来了：1月份温州民间利率上扬到月息12%左右。如果准备金率真如市场人士所言上调到20%，信贷增幅下调至13%，再加上央票和特别国债发行量近2万亿，确实差不多可以吸干目前市场过剩的流动性，但结果就是市场真实利率急剧升高，相应的包括股市，楼市在内的资产价格开始跳水，境外资金立即进场抄底套利。四季度信贷零增长引发楼市缩水，结果外资开始大举布局中国房地产市场，逼着商务部今年1月份频出地产限外令。房地产行业的外资套利现象可以看作今年中国经济趋势的微缩版本。
对于2008年的央行更为不利的是，美联储的减息政策几乎铁定。目前趋势看，美联储已经明确放弃了原先死盯着通胀的货币政策准则。之所以如此，就在于美国经济衰退前景几乎大势已定，为了不让美国家庭睡大街，美联储必须货币大放水，从直升机上扔美钞。这实际上就是赖账，让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债券投资者为美国家庭的房贷和消费信用卡买单。随着美国经济走低、失业率数字攀升，美联储今后两年估计减息会减到你不信。可以想见，到时美元会泛滥到什么程度。这种情况下，美元资本对中国的套利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这一点市场人士目前几乎达成共识。因此人民币恐怕不得不大幅升值同时大幅加息，才能解决中国金融领域所面临的问题。
问题是目前虽然各界对于人民币升值解决通胀问题上达成共识，但对升值幅度和步伐上还是分歧较大。综合各方信息看，央行2008年的如意算盘还是采取数量型货币紧缩，人民币快步小幅升值在10%以内以及容忍4%左右的年通胀指数。然而货币现象可以说是人类社会中最深不可测的部分，通胀指数未必随着信贷紧缩等措施的实施而马上降低，在滚滚的境外套利资金面前，通胀形势弄不好会继续恶化。2007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幅度达5.13%，名义有效汇率升值1.63%，主要是靠通胀完成了实际有效汇率的升值幅度。如果2008年通胀指数一旦上扬至两位数，引发民怨沸腾之时，恐怕就要逼迫人民币大幅升值的政策出台。
数量型紧缩政策注定治标不治本，在美联储大幅减息的背景下，滚滚而来的境外套利资金将会把中国央行所有的紧缩努力化为乌有。如不更多放开市场管制、更快向国外输出资本以缓解这种通胀形势继续严重恶化的势头，那政府恐将不得不采取超出市场预期的人民币大幅升值政策以控制形势的恶化。（执笔/苏荷）





 

给农民地权对抗圈地
秦晖

土地问题本来应该从农民的角度切入，但是大家知道农民比较弱势，最近土地成为关注焦点，主要是从房地产、小产权房的角度介入的。

土地宽与紧：圈地太易下的悖论
我们一直在说中国是土地资源紧张的国家，但从某些方面来说，中国的土地可能是世界最宽松的。例如，在美国只有拉斯维加斯可以看到一个前庭占地几十亩的宾馆，那种宾馆只在沙漠圈地。可是在我们的广州，占地几平方公里的大宾馆、大社区比比皆是，等等都是如此。
中国的圈地之容易，常常会使人感到中国是土地最宽裕的国家。目前一个新的语境就是城市化，我们一说加速城市化，就要从扩大圈地来理解，就要剥夺农民的地权；我们一说城市化引起了一些不能解决问题，就要对农民进城进行更多的限制。
到底农村的未来是乡村的复兴还是加速城市化，这个问题本来是无可无不可，一些该城市化的地区就城市化，不应该城市化的地区就不复兴乡村。所以为什么不能反过来讲，提倡城市化，就应该维护农民的迁徙权；鼓吹乡村复兴，就应该维持农民的地权。
农民土地权问题上，宅基地最为典型
关于宅基地的历史大家注意到没有，在当初搞集体化的时候，原则上农民的财产是两种，一种是生产资料型，这是公有的，包括大牲畜、耕地等；一部分是生活资料，比如住房等。农村的集体化承担了原始积累的功能，不是福利功能。所以当初高级社的标准章程规定，集体不管住房的问题。少数像大寨这样的人民公社为社员盖了房子，但绝大部分公社住房是社员自己解决的。1956年高级社章程就规定，宅基地不入社，耕地入社，住房自己解决，国家不负责。
但到了1962年，在人民公社60条里面，变成了人民公社一切土地，包括宅基地，都是公有的，老百姓没有处置权了，但是人民公社60条同时又不承担给老百姓提供住房的责任。我觉得造成现在包括小产权房问题的根源都在于，农民是没有权力的，但责任是他们承担的。
小产权房：没有落实农民地权的村官卖地问题更多
我不认为小产权房应该放开。我们现在讲的小产权房，主要是指城市居民与乡村尤其是村一级组织之间的交易。现在没有谁提出在土地私有的基础上搞小产权房，都是所谓的集体土地能否进入市场。广州等一些地方搞集体土地进入市场，从打破国家垄断上说是有积极意义的。但由于我们实际上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集体，所以如果放开小产权房的话，会有很大问题。
我们可以看看中国土地市场发展的过程。1980年代初，地方政府就可以随便转让土地，造成了一些恶性事件，加上一些地方有村官倒卖土地，地权开始逐渐上收，到现在是越来越高，地政垂直化，基层政府都不能批地。不过地权垂直化管理事实上也不能解决土地的问题，关于这点我已经写文章论证过了。
但不能因为地权垂直化不能解决问题，就恢复到1980年代村官可以随意折腾土地的时代。在目前没有落实农民权力的前提下，让村官可以任意的卖地，反而会产生更多的问题。
廉租房：2亿城漂族的海市蜃楼
就住房问题而言，我们以前有许多的观念是完全颠倒的。比如我们经常说房改以前实行福利房制度，现在引起争论，有人说市场化搞的过分了，我们应该恢复过去一些做法，由政府部门盖一些房，比如廉租房等等；又有些人说福利房是过去不好的东西，我们已经摆脱，就坚决不应该再回去了。
关于中国能不能盖廉租房，这是一个需要计量分析的问题，但首先我们应该懂得什么是福利房。什么是福利房？是国家掏钱、专门为穷人盖的房子，分配这些房子的唯一条件是贫穷，是收入低。
发达国家中，有所谓的自由放任和福利国家的区别，如瑞典是高福利国家，美国是低福利国家。但在原则上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美国所谓自由放任，无非在获得福利的条件上比瑞典要紧得多，必须很穷才能享受福利；而瑞典几乎是人人都有高福利。但无论是自由放任的国家还是高福利国家，他们一个共同特征就是：这个福利绝对不对高收入人群提供，不对有权有势的人群提供。
我们以前的福利房是富人的福利房，这与福利制度的背离程度比自由放任还厉害。自由放任是低福利或者零福利，但我们以前的制度是负福利——高收入的人、有权有势的人，享受高福利；低收入的人、无权无势的人，低福利甚至没有福利。
中国正处在一个城市化过程中，大量的都市新移民进来。他们一个共同的特点是穷人，西方国家和中国，或者是发展中国家，在这点上是没有异同的。他们进来以后怎么办呢？从逻辑上说很简单，要么给自由，他们可以自己解决问题，盖一些看起来很不雅观的，我们称之为贫民窟的房子，要么给福利。
西方的左派对贫民窟的谴责很厉害，就一直鼓动政府给他们盖廉租房。但如果这个国家的力量比较小，不能给新移民提供福利，就只能让他们自己盖房子，于是贫民窟还是出现了。而西方的左派是讨好贫民窟，靠贫民窟的选票，不会大批清理贫民窟，于是新移民就拉家带口纷纷到城市。所以我们看到，只要是左派执政的西方国家，穷人到城市的速度会加快，贫民窟会扩大。
我有一个朋友前段时间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提到：中国改革开放创造了一个奇迹，一方面有2亿农民进城，一方面在城市没有出现贫民窟。问题是，这2亿人进城去了哪儿呢？你说不在贫民窟，政府给他们盖了廉租房吗？没有，目前的廉租房一是规模小，二是仅对城市居民开放；他们买商品房吗？好像也不多。他们上天了还是入地了？
答案非常简单，我们现在允许他们以单身劳动力的方式进入城市，安置在集体住房里面。我们广州的两个学者创造一个新名词，宿舍劳动体制，进城的农民工集中居住，严格管理。这造成了一个奇迹，中国一方面有2亿城漂族，有1.8亿的留守族，这对中国的未来有非常大的隐患。也许第一代没有体现出来，但到了第二代，我觉得是难以想象的。
土地保障：给农民真正的土地使用权
这2亿城漂族，他们50岁以前没有家庭生活，50岁以后没有社会保障。为什么不给他们保障，据说是他们可以自己保障自己；他们为什么可以自己保障自己，据说是我们不准土地买卖，所以他们可以自己种田养活自己。
其实我觉得这个话是非常荒唐的。自己种地养活自己这是社会保障吗？讲简单点，所谓社会保障就是我看病，公家买单，这是社会保障；如果是公家看病，我买单，这不是社会保障，是负保障，是我保障当官的。实际上，如果真的讲土地保障的话，无非是这样，农民一旦碰到问题，他用正常收入不能解决问题，有土地的农民就可以变现土地解决问题，没有地权的农民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要说土地代替保障这个话有一丁点的道理的话，那就是土地所有权能够代替保障。
就目前来说，农民有30年的土地使用权，应该明确一个原则：这30年使用权是不能剥夺的，在30年之内签约对双方是有约束的，集体不能在签约期内撤出。按照这个原则，农民有30年佃期，在30年不能撤佃，在30年内如果要使用农民的土地，就要购买土地的使用权。
应该说中国的农民有佃权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进步。土地私有权唯一的问题是过分绝对化土地私有权会妨碍公益目的的国土整治，这是任何市场经济国家都保留重大项目的国家最终定价权的原因，任何国家在这个问题上都不可能完全是让买主漫天要价。
但是公益征地需要有非常完善的民主和法制保障，讲的简单点，公益性征地至少应该有几个程序：第一，公益性质认证需要讨论，是不是有公益性质，需要有民主程序认证，不能当官的说是公益就是公益，如果是老百姓都认为是，哪怕我们理解为商业的，也可以理解为公益。
如果你证明他是公益，第二个程序要进行自由交易的试探，既使是公益如果可以自由交易，还是自由交易，如果不强制还是不强制。如果自由交易达不成协议，那个人漫天要价怎么办？那么第三个程序，就需要一个中立方进行中立产权认定，值多少钱按照这个价格去提。如果达不成，还需要一个替代的方案，如果备用方案社会代价太大，在这个情况下，国家才可以使用最终定价权。（本文系作者于2007年12月16日第二期腾讯思想沙龙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纳税人的当务之急
刘军宁

随着赤色意识形态从中国人的心中渐渐远去以及中国社会加速变迁，中国也逐步进入纳税人的时代。除遭到一些极左派的抵制外，"纳税人"的称呼已经几乎没有任何争议了。现在，虽然大家对纳税人身份的自觉意识程度不同，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已是纳税人了，中国公人的每一个支付举动都是在直接或间接地给执政党和政府缴税。虽然纳税人的称呼已经初步获得了法律地位，但是纳税人的权利还有待进一步落实。中国没有真正受纳税人委托的代表制度来监督政府的税政行为。没有任何有效的措施可以阻止食税者把手伸向纳税人的钱袋。对食税者拿走的税款及其用途，纳税人毫无发言权，遑论对征税与国家支出的监督权）
与宪政民主国家的纳税人不同，作为中国公民的纳税人具有双重身份：缺位的主权者与真实的弱势者。一方面，纳税人的法理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每位公民都应该是国家的主权者，天下不是执政者的天下，而是所有作为公民的纳税人的天下。以宪政民主为特征的共和政体不是任何一个阶级或政党的政体，而是所有纳税人的政体。
与这一应然之理相左，在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面前，中国所有的纳税人都是弱势群体。在征税过程中，每个人是受害者。差别只是，一些纳税人还是掌权者，他们可以通过手中的权力来弥补这一弱势。可是，绝大多数纳税人手中无权，他们是真正的弱势群体，不论他们是穷是富，都无力与掌权者论理。有钱人如果不与掌权者勾兑，其遭受的财产损失可能更大。征税者常常强迫纳税人把钱袋打开，不仅不经过纳税人同意，常常制造各种名目随时从里面任意拿钱，还竟指责纳税人偷税逃税，并时常把纳税人当作专政对象以"打击"来威胁。可是那些有权有位的"纳税人"们却从来不公开自己的财产，腐败的赃款也从不缴税。
现在，经济学家、法学家等学者、社会各界人士以及一些媒体谈论税赋话题的越来越多，老百姓的税费负担也日益沉重。中国纳税人税负和痛苦指数在各国中的排位这几年持续高高在上。这也成为社会议论纷纷的热点话题。因此，税赋观察也应相应提上议事日程。
税赋观察，就是观察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有偿服务关系，以确保这样的"交易"公平、公正。税赋观察有一个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就是从公民的立场出发；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尽力看紧、守住纳税人的钱袋子。如果税赋观察想着怎么替政府开辟税源，税赋观察的使命就倒错了。总之，税赋观察是，作为纳税人的公民自我组织起来，站在纳税人立场上，维护纳税人作为公民所拥有的合法权利，推动正当、透明、合理的税收，监督税金的合理使用。
税赋观察的使命在于实现纳税人在税赋方面的两个根本诉求：一是当政者正当征税；二是即使是正当征税，也要把税负降至最低限度，藏富于民。没有正当的理由，不经过正当的程序，无权向纳税人征税。任意征税无异于抢劫。这不仅构成对公民财产权的严重侵犯，而且还侵犯公民的主权、政治权利。基于这两点，政府从老百姓那里征税，绝对必须经过老百姓及其真正的代表的同意。只有经过同意的税收才是正当、合法的。拿纳税人的钱须经过纳税人的同意；花纳税人的钱必须接受纳税人的严格监督。
因此，在中国开展税赋观察，一是要观察政府是怎样从老百姓口袋里拿钱的，关注其中是否有不正当的征税行为；二是观察政府把从老百姓口袋里的钱拿去之后是怎么花的；三是就两个方面存在的弊端提出改进意见；四是对纳税人进行自我教育，唤醒他们的纳税人意识，行使纳税人的权利，做一个明明白白的纳税人。税赋观察的使命就是，协助提供税赋信息，帮助老百姓计算税赋，监督政府的征税与财政支出，保护公民免遭税收黑手之害，减少纳税人的税赋负担，降低税负痛苦，从根本上改变纳税人在政治体系中的弱势者地位，并最终恢复其主权身份。



 

美国外交政策的道义核心
本刊编译组

【按：理想主义已经死亡了吗？促进自由、民主、人权和法制，这还应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吗？】

美国前后两位总统克林顿和布什都认为，传播美国的价值观本身就是一种至关重要的利益，但如今人们越来越怀疑，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是否值得，甚至它是否根本就不符合美国的真正利益。在许多决策者、政界人士、分析家和普通民众看来，该是采取更加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的时候了：收起美国在全球的野心，看到美国力量和意志的局限性，认识并接受国际体系的约束。
自由派不满日益强烈
着力于在国际上促进自由价值观，这种做法已在传统自由派和民主党内部引起越来越强烈的不满。这种质疑是由几大因素造成的。
首先，最根本的一点是在9·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实施这一政策的方式（如伊拉克战争）代价惨重。在很多自由派人士看来，推行主要以价值观（尤其是民主）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如今已经变得不可信而且越来越不受欢迎。
第二，由于布什极其不得人心，因此，对很多自由派人士来说，如果布什支持某种观点，他们就一定要反对它。
第三，在许多主流的美国外交政策自由派人士看来，积极提倡“人道主义干涉”的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下台是一种警示----推行“价观外交”将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保守派出现意见分歧
美式价值观在外交政策中地位的提高，引发了越来越普遍的不满情绪，而且这种不满并不局限于自由派人士，保守派内部也日益出现不同看法。
保守派一直以来都更强烈地认同以价值观为重点的外交方针。然而，近来国防部发生了人事变动；国务院也变得更加务实，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和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这样的人物又重新活跃。这一切都标志着“现实主义者”的抬头，扭转了布什政府以前过分强化意识形态的偏颇。
导致保守派立场变化的原因包括：
第一，与自由派一样，保守派也在思索布什结束任期后自己的未来。美国人民对布什政府的政策日益失望，这增加了支持布什外交政策的政治代价。
第二，随着大选日益庇近，各个共和党总统参选人都设法把自己与布什区别开来，强调现实主义成了他们凸显自身特色的方式。
第三，过去几年内发生的事件，尤其是伊拉克战争，让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面临重大危机，这使得保守主义外交政策团体内的许多人遭遇了信任危机。对于以推广美式价值观和积极干预为基础的外交政策，新保守派是最积极的一群人，他们受到的抨击也最多。如今，很多主流共和党人都准备重拾2000年大选期间布什所表述的那种政策，其外交方针的基础是：谦逊、对美国在“民主建设”中的利益持怀疑态度、美式价值观在中东等地区只“有限适用”。
在全球遭遇广泛批评
总而言之，外交政策中价值观的地位目前处于退潮阶段，自由派对其越来越怀疑，保守派的疑虑也相当深。
同时，其他国家的很多人在对待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外交政策时，也带着猜疑。对于美国人声称要推广自己的原则，全世界有很多人并不相信，在他们眼里，有关原则的花言巧语不过是美国给赤裸裸的展示实力加上了一件外衣而已。
推广美式价值观使其他国家指责美国虚伪：美国的所作所为是否真的符合美国倡导的价值观呢？从关塔那摩和阿布格里卜的监狱，到美国与巴基斯坦和沙特王室的关系，很多人都能发现美国的行为并不符合其倡导的精神。
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美国要降低批评其他国家的声音，先解决自已的问题，也就是说，推广美式价值观首先应该从国内开始。（作者系美国新安全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德里克侨列特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托德·林德伯格，载于美国《政策评论》杂志。）




 

俄罗斯还是宪政国家吗?
庞大鹏

【按：研究普京的政治举措可以发现，叶利钦时代形成的俄罗斯宪政制度的基础并没有变，变的只是普京时代宪政制度框架下的国家治理模式。也就是说，叶利钦时代完 成了从议行合一苏维埃制度到三权分立宪政制度的转变，普京时代则完成了新权威主义原则指导下对宪政制度的完善和巩固，这是一种国家治理模式的重大变化。】

普京曾经说过：“政治的艺术就是在必要与可能之间找到黄金分割点。”自从9月份俄罗斯进入新选举周期以来，普京就又在政治黄金分割点上从容地走步，转身间潇洒地留给世人一个个惊叹号：解散弗拉德科夫政府、任命祖布科夫出任总理、领导“统一俄罗斯”党参加国家杜马竞选、支持梅德韦杰夫为总统候选人、对于梅德韦杰夫请求自己在总统大选后出任总理的提议暂不表态，等等。
不仅如此，纵观普京执政八年，他还采取了一系列广为国内反对派和西方国家诟病的政治举措：以立法与行政分权的原则改组了联邦委员会的组成，建立了设立总统代表的联邦区制度，通过了总统直接任命或撤换地方行政长官的法律，启动了联邦主体的合并，建立和扶植了强大的政权党。
普京用足了宪法和宪法性联邦法律赋予总统的权力，将总统权力的效用发挥到了极至。不违背宪法，却游走于法律规范边缘，这让国内反对派咆哮不止，让西方国家出离愤怒，也一次次地敲打着世人的神经：俄罗斯还是一个宪政国家吗？
先不忙下结论，可以先琢磨一下政治效果。普京有效地改善了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的关系，既提高了行政效率也提高了立法效率。普京在建立国家的统一的法律空间、打击寡头、重建车臣秩序、控制媒体、改革行政体制、加强反腐败斗争等领域取得的成效，实现了社会动荡到政局稳定的国家治理，给俄罗斯带来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让民众生活大为改善。
良好的政治效果为普京带来极高的民意。而且，仔细研究一下这些政治举措可以发现，叶利钦时代形成的俄罗斯宪政制度的基础并没有变，变的只是普京时代宪政制度框架下的国家治理模式。也就是说，叶利钦时代完成了从议行合一苏维埃制度到三权分立宪政制度的转变，普京时代则完成了新权威主义原则指导下对宪政制度的完善和巩固，这是一种国家治理模式的重大变化。
俄罗斯还是宪政国家，只不过宪政制度框架下俄罗斯的发展道路越来越俄罗斯化，越来越走上俄罗斯熟悉的发展轨迹而已。在这条轨迹上，有东正教带给执政者的使命感，有专制文化传统带来的强人政治心理，有人民性带来的政权效应。
普京时代俄罗斯政治发展道路就是建立和完善新权威主义下的宪政民主政体。这条道路符合俄罗斯的历史传统与现实需要。基本制度没有发生变化，但国家大的发展战略和具体的运行机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恰恰是这种变化带给老百姓实惠，带来国富民强。架子还是那个架子，但支撑架子的材质变得更加符合俄罗斯的国情与传统。
在普京心里，他觉得俄罗斯在现阶段实现了宪政制度与俄罗斯特色的完美结合，他觉得自己为俄罗斯找到了一条可以在15年内只用“手动挡” 就可以实现俄罗斯重新崛起的发展道路。而在俄罗斯老百姓心里，他们也觉得普京道路切实可行，也觉得俄罗斯当前的战略性任务就是继承这条发展道路，舍此无他。于是，普京拥有了高民意，这种高民意的效应又叠加给了政权党以及普京的总统继承人。
然而，就是这种俄罗斯特色，让西方有些受不了。他们难以理解：西方宪政民主制度的范式怎么在俄罗斯就走了样呢？怎么还能得到曾经在集权体制下生活了大半个世纪的俄罗斯民众的支持呢？于是，西方开始在反导问题上，在独联体的“颜色革命”问题上，在北约东扩问题上，在选举公正性问题上，在一切俄罗斯国内政治改革中不符合所谓民主要求的问题上，向普京频频发难。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由头，都是表象，都不是俄罗斯与西方矛盾关系的核心问题。
核心问题就在于西方难以忍受普京走在一条越来越具备俄罗斯特色的发展道路上。根子在这，这才是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结构性矛盾所在。
理解俄罗斯，认识俄罗斯的发展道路，这是看待俄罗斯问题的前提。当然，这不等于说我们作为局外人就认可这条发展道路。对俄罗斯发展道路的理解和评价是两个问题。即便是理解，这种理解也可以称之为“同情之理解”。因为俄罗斯越走上她熟悉的发展轨迹，就越有可能再次出现俄罗斯历史上的钟摆式发展的兴衰规律。俄罗斯著名思想家别尔嘉耶夫深刻地指出：“间断性是俄罗斯历史的特点。”
俄罗斯政治稳定度越高，自由度越少；经济发展越追求高速度，经济质量反而越来越低。15年后，真的会如普京所愿，结束“手动挡”，进入“自动挡”吗？有点悬，会不会半路就抛锚了？只追求政权效应，不考虑所有权效应，会不会让这条发展道路的潜力越来越小呢？
普京也好像意识到这一点，他选择了梅德韦杰夫。当人们刚刚猜想这是普京为了应对俄罗斯今后发展面临的真正难题时，梅德韦杰夫又邀请普京明年出任总理，不禁让人们感慨世界变化太快。
我们可以理解俄罗斯的大节，却难以猜透俄罗斯的细节。不论从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关于坚持强势总统制的理念看，还是从俄罗斯宪法及政府法等一系列联邦性法律的规定看，普京出任总理都有违正常的政治逻辑。那样不仅违背了他本人的政治理念，而且会导致俄罗斯政治体制的根本性变化，这带来的震荡恐怕会对俄罗斯的经济发展产生消极影响，显然也是普京和梅德韦杰夫都不愿意看到的。但俄罗斯的问题非常复杂，尤其细节问题很难用理智来分析，未来俄罗斯政治一切皆有可能。（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新的能源地缘政治
本刊编译组

能源领域的三大变化构成了新世纪的重要特点，表明现行主导经济模式受到质疑。
第一个变化是地缘经济方面的变化。200年来，世界能源关系都是围绕北南轴心运转，更确切地说。自1973年以来是围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石油输出国组织轴心运转。这种关系长期以来对北方很有利，后来多少恢复了一点平衡。如今，动力线越来越以东西轴心定位。在这一轴心的作用下，以沙特阿拉伯为中心的石油生产国的纪律松懈了。天然气正成为俄罗斯重返世界舞台的工具。同时，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工业化国家的团结也受到削弱。
第二个变化与能源市场运作相关。在摆脱一种（石油、天然气、铀）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二元关系，进入一种更为错综复杂的体系。在这一体系中，角色增多（生产国增多，消费国也增多，而有些转型国家的弱点则令它们的作用更显重要），游戏在全球化（消费者之间出现竞争，新兴国家攫取边缘生产国的能源，造成或加剧非洲、拉丁美洲或中亚地区的不平衡）。不稳定因素增加：这些因素既是全球性的（石油价格就是具体体现），也是地区性的，而且还是国家性的。能源赌注从来不是国际紧张关系中的唯一因素，但如今却成为几乎不可缺少的因素。
第三个变化涉及能源关系。头两次工业革命曾建立在廉价能源的过度消费的基础上，而现在能源却突然变成了一种紧缺资源、一种可增值收益、一种应节约或控制的资源（中国、印度的石油天然气公司在与西方公司展开竞争），最后它还成了导致全球生态体系变化的首要的直接或间接原因。
在此背景下，出现一种强烈担忧不足为奇。它表明，我们的能源粗放型发展模式陷入了困境。面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和矿物资源储备的壁垒，这种发展模式将受挫。
怎样矫正方向？宏观解决办法乃众所周知：对能源和环境实行全球性管理，在电力生产和汽车动力方面实现技术革新，转向一种能源集约型经济。国际能源机构最近的年度报告强调，必须尽快在全球范围采取决定性行动。然而，困难则在于引导这一转变。更进一步说，这场革命要求世界各地的舆论都要摆脱过去的观念，即煤炭是极其丰富的能源。如今，煤炭造成的危害和污染大大超过核能。交通运输的蓬勃发展应该通过减少其国际生态影响来实现，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不应效仿西方国家的发展……这要求政治领导人们有极大的勇气，并要求消费者个人的行为有根本性转变，因为如果缺乏这种意识，市场机制将会大行其道。反映供求失衡的价格将会不断攀升，经济受到的惩罚将会愈加严重。（作者：克里斯托夫·巴泰勒米，原文载于法国《回声报》）



 

粪土当年郭沫若
沙叶新

我们常常以白毛女为例，自诩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常常以溥仪为例，赞美新社会把皇帝变为公民。但也切莫忘记，这个体制一段时期内也曾把一般百姓、普通良民变成地富反环右、牛鬼蛇神，把知识分子、骨鲠之士变成应声虫、哈巴犬。
记得1958年，在那青春似火、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一个热血沸腾的青年，手捧郭沫若的经典《女神》独自一人，在空旷的田野里，高声朗诵《我是一条天狗》那滚烫的诗句：
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我飞跑，＼我飞跑，＼我飞跑，＼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吸我的血，＼我啮我的心肝，＼我在我神经上飞跑，＼我在我脊髓上飞跑，＼我在我脑筋上飞跑，＼我便是我了，＼我的我要爆了！
读其诗，我的血液也在沸腾，我的神经也在燃烧，思绪如海潮，豪情如狂飙，真是血脉賁张，“烟冒七窍”，手舞足蹈，仰天长啸，疯魔了一般。其实从这首诗中我懂得了什么？我悟到了什么？我又激动个什么？真是天晓得！我的那点感受真是肤浅之至，幼稚至极。但诗篇的那种不可一世的冲天气势震撼了我，那种惟我独尊的张狂个性感染了我。也正是这可贵的自由精神，它激动过“五四”青年，也激动过“红旗下”的青年。
郭沫若1921年写作此诗，时年28乡。那是青年郭沫若，那是青年的诗篇。他那时真如一条天狗：那天狗也必然是青年。郭沫若是属于青年的，当然也只有青年的郭沫若才属于青年。
中年以后的郭沫若，北伐、反蒋、流亡、抗日、拥共，也有声有色，不论在书斋或在政坛，颇多建树。1942年，在重庆，朋友们祝贺他五十寿辰，他扶着朋友们送给他的一支高过身躯的如椽大笔拍了一张照片，仍然是神采飞扬；年己半百的他，何曾有一丝老态？他在精神气质上，仍然是青年。
只是到了晚年，在一个新的体制之下，使得青年郭沫若颓然老了，真正的老了。他最为人诟病的是他的獨立人格的缺失，自由精神的消亡：是他的歌功颂德，谀毛媚上；是他的逢场作戏，紧跟风向。这个曾经为自由呼号的女神终于变为驯服的御用文人，桀骜的天狗结果成为对主人特别忠实和依恋的哈巴。这是一代文豪的郭沫若的可悲可憫之处。
综观郭沫若之后半生，他并无大恶。他虽贵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但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黨和国家领导人”。他只是一件庙里摆设，一尊政治花瓶。他和那些有生杀予夺大权、有兴风作浪威力的魁阀并不一样，他只是一个“文化班头”；即便如此，也无多大实权。在專制体制下，大恶都凭借大权作成。因此作恶者，无不夺取或依附权力；一巴掌握了这法力无边却不受任何监督的权力，即便好人，不作恶也难。郭沫若幸亏无大权，所以也无大恶。况且他早年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的创作影响巨大，他的历史、考古、先秦诸子、甲骨文字的研究成绩斐然，他在某些领域的成就足以彪炳史册。郭沫若无论人格上有什么缺陷，他在文化上的贡献实在超过他的某些消极影响，怎忍心以“粪土”辱之？
晚景堪哀者并非郭沫若一人，曹禺、茅盾、臧克家、冯友兰、周一良等都属此类，只是程度不同。他们晚年所起的变化，当然可以作个案研究、有必要分析他们本人的原因和应负的责任，但更应谴责的是那促始他们蜕变的时代和环境。我们常常以白毛女为例，自诩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常常以溥仪为例，赞美新社会把皇帝变为公民。但也切莫忘记，这个体制一段时期内也曾把一般百姓、普通良民变成地富反环右、牛鬼蛇神。把知识分子、骨鲠之士变成应声虫、哈巴犬，这才是更可怕的，因为它摧毁的是精英，打断的是脊梁，败坏的是民族，后患无穷！郭沫若已经去世四分之一世纪，我们可以抚背自问：脊梁呢？
郭沫若是一代文豪，是一个绝顶智慧的人，难道他对自己晚年的心路和处境不作反思？不曾觉悟？不明羞耻？不知悔改？甚至他的两个亲生儿子在魰革中先后自杀这样极为惨痛的事件似乎也没有使他有所改变，真是于心何忍、于情何堪呀！虽然“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之类的名缰利锁也许缠裹着他的灵魂，但我认为更有可能的是他摆脱不了所谓的一生名节的羁绊。郭沫若和曹禺等人一样，是在一场政治博弈中选择了自己的道路，既然选定了，就“落子无悔”了。胡适也说过类似的话“作了过河卒子，只得拼命向前”。是后退不得了！郭沫若在1969年“魰革”中给周国平的信中说，“可惜我‘老’了，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信中的“老”字是打了引号的，可见不是指年岁之老，而是精神之老。这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是痛彻心扉的忏悔，可惜也仅仅是忏悔，他直到死，也只能言行不一致下去。谁能体察到郭沫若这种灵魂的痛苦呢？
青年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时，曾和田汉仿照歌德和席勒在魏玛的塑像合拍一照，自比歌德和席勒。恩格斯说：“歌德有时候是非常伟大的，有时候是渺小的；他有时候是反抗的、嘲笑的、蔑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候是谨小慎微的、事事知足的、胸襟狭隘的小市民。”郭沫若这个中国的歌德庶几近之。（来源：凤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