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调查报告
近日，中山大学一项名为《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的研究表明，在珠三角9个城市的农民工中，只有24.8%的人愿意放弃老家土地，选择打工城市户籍。既不 愿意选择打工所在城市户籍，又不愿意放弃老家土地的农民工占29.68%。而广州、深圳、珠海的农民工比其它6个城市的农民工更愿落户打工地。专家就此指 出，不要把解决农民工不平等问题简单化为户籍开放。
针对此份报告，得出两种意外的分析结果。其一，并不是所有的农民工都愿意选择城市户口。在此次调查中的比例甚至不到四分之一。其二，城市户籍对农民工的吸引力并非想像中强烈，因为它事实上取决于城乡户籍的收益率比较。
户籍改革引出现有体制的切肤之痛
有分析人士指出，既然只有这么少的农民工愿意选择城市户口，是否户籍改革的迫切性并不显见？城乡二元的发展格局，累积造就了今日城乡公民身份的不公，这种不公还造成了严重 的社会歧视与精神压抑。如果以农民工较低的迁徙意愿，反推和强化当前户籍制度的存在，不过是为制度不公寻找肤浅的口实。事实上，农民工的迁徙意愿本身就受 制于当下的现实。城乡分割的利益格局，不仅是一种制度不公的存在，更是一种残酷的生活现实，内化和改造了农民工的生活目标和生命轨迹。
因此，迁徙意愿本 身，并不纯然是一个客观指标，相反，它内在地反映了现实体验，而成为循环论证的起点。进一步言，农民工想不想迁徙与能不能迁徙，是个人意愿与公民权利之间 的分野。前者涉及个人选择，后者涉及制度文明。在更积极的改革意愿下，调查结果其实有助于对户籍改革的现实代价做出更真实准确的评估。
对此，中国公安大学教授，中国户籍迁徙改革最早、最卖力的呼吁者王太元也发表言论说，要想消除户口本背后的，各种不公平，就必须“分进合击”地改革各种用户籍区分城乡、常住暂住并给与不同待遇的各项计划经济型社会管理制度；不改革作为不公 平源头的这些制度，而想通过制定户籍法、“取消”甚至“废止”狭义户籍制度，甚至想通过模糊城乡户口本的区别，来实现城乡人口的无差别待遇，不仅会进展缓 慢，根本是南辕北辙。
对此他指出主导户籍改革的主体部门，由公安部还是国家发改委主导，关键看想立的户籍法要规范什么领域、多大范围：如果真想通过一个户籍立法解决户口本背后的诸多区别对待，由发改委主导能 否完成任务不好说，由公安部主导肯定不行；不过，用一个户籍法平衡和规范与迁移相关的所有领域的权利义务关系，古往今来没有过，他认为以后也不会有，历史 将证明这一点。
户籍改革的真正意义
针对前面的调查报告，另一层面的分析认为，农民工是否选择城市户籍，其实质是一个能否实现自由流动的市场命题。强调要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而不是城乡分割的二元市场，其最大的体制障碍就在于 户籍制度。在这里，究竟有多少农民工愿意选择城市户籍，其实是一个无关要旨的命题。在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建立之后，选择进城还是还乡，不过是劳动者个人 自由流动的选择。在城市本位的思考视野中，吸纳多少和遣返多少农民工，是讨论农民工问题的基本方式，由此采取的政策措施，不是强调城市排斥的各种门槛论， 就是强调劳动力需求的城市吸附论。这两种政策诉求，都有相当的危险性。因为这仍然只是强化城乡二元的发展逻辑，而不是在城乡统筹发展的思路下，寻求建立统 一的劳动力市场。因此，户籍改革的真正意义，不在于放开户籍后会有多少农民进城，而在于能否真正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而王太元也认为，改为一元制是不是惟一的出路和最好的出路，还值得思考。从登记管理信息的狭义户籍制度讲，城市户口、乡村户口只表明人们住城市还是住乡村这种客观事实，没有价格意味因而没有利益区别，也就没必要一元化；消除城乡户口区别从而使各个领域无法用它形成社会不公，恐怕是想像出来的但并不存在的捷径。同样，“建立统一的居民户口”的改革，是由公安部主管的登记管理人口基本信息的狭义户籍制度的改革，它不可能全面消除户口本背后诸多利益方面的不公平。
他阐述说，是把户籍立法等等作为“捷径”来“毕其功于一役”地解决户口本背后的各种社会不公平呢，还是通过城乡户口一体化的改革剥离户口本不该承载的权益分配，迫使各相关领域各自改革实现公平从而合成社会的公平呢？他坚信，应当是后者。
户籍改革的“路线图”与“里程表”
王太元教授指出，中国户籍改革有了基本的路线图，但是，目前还没有办法把它变为“里程表”，也就是说，没有办法确定一个所谓的期限。
它分析的户籍改革基本“路线图”程序为：
第一个就是要不再区分城乡人口、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同时要求其他各部门进行配套改革。这种改革的先后顺序、轻重缓 急，应当以进入城市的农民实际需要出发，例如，首先需要保障的是自由流出流入、滞留、居住的权利，也就是说，至少要让农民可以根据自己意愿选择去务工经商 的地方，而不能动则清理遣返，这一点在2003年6月“收容遣送”被取消以后，基本实现了。
其次，进入城市务工经商的外来人口的劳动及其相关权益，比如，不受歧视就业的权利，同工同酬的权利，得到同样劳动保护的权利，再就业的权利等等。
再次，是与就业高度相关的教育权利，很多农民工，这么想这么说，我这一辈子已经没指望了，但是我的下一代应该有指望，应当不再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这种公平就体现在教育权利上，所以国家首先要求各个城市给农民工子女免费入学的权利。
其他的就是相关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权利，比如，司法方面的赔偿、补偿，目前也不公平，一个城市人口工伤或者殉职可能得到补偿、赔偿比农民人口要多得多。但就目前来看，“同民不同价”的问题也正得到解决。
随着户籍改革的讨论不断深入，与人口管理意义上的户籍制度已经越来越偏离，其历史凝聚的城乡差距与社会不公却愈发显现。在此意义上，户籍本身不过是承载城 乡不公的一种制度形式，分设于户籍之上的土地权利、社会保障、教育资源等，才是垫高城乡差距的基础性障碍。农民工进入城市的意愿，不是简单的城市户籍问 题，而是畸轻畸重的历史发展所累积的城乡不公问题，坚定地拔除户籍所代表的制度歧视仅仅是第一步，更深刻的变革恐怕在于，以城乡统筹发展的思路，真正消除 城乡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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